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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部门给储户赋红码?河南卫健委、省市大数据局回应并不相同

2022-06-15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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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数家媒体报道了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健康码被赋红码一事。哪个部门有权力为公众赋码?河南省卫健委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从外省抵达河南,赋码工作由“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已更名为河南省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负责,在省内流动时,赋码工作则由市一级大数据管理局负责,卫健委没有赋码权限。不过,河南省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的一位工作人员称,“具体情况我不知道,我确定不是省里赋码,应该是地市赋码。” 目前,河南及郑州相关部门尚未明确回应储户“被红码”的原因。 | 相关阅读(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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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能源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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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功之时,人人都是辛苦的参与者,犯错追责之时,都是个个不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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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亮亮

王亮亮

刑辩律师、知名网友、话聊家

死亡是健康码最好的归宿

河南给银行储户赋红码,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河南(赋红码的机构或人)没有辜负说出这句名言的孟德斯鸠。

全国互联互通的健康码,对疫情防控,复产、复工立下了汗马功劳。疫情终受控制,因疫情防控而产生的健康码,何去何从仍是未知数。

但知道它因何而来,也就知道它的归宿。

一、健康码因何而来

政府为了公共安全和传染病防治的需要,收集个人信息,上线健康码;民众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和理解,扫码填表,积极主动提供相关信息;双方互信互动,使得疫情防控成效显著。

但民众理解配合不是收集合法的依据。“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治政府首在依法行政。政府因疫情上线健康码必须遵守两个原则,两部法律:

一是,比例原则和《传染病防治法》。

为了公共利益,政府及授权机构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对个人信息进行采集、调查,必要时对个体采取控制、隔离等措施。

但公共利益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极容易限制甚至侵犯个人权利,因此需要结合具体情景限缩,只有为了某个特定的、具体的公共利益牺牲个体权利才具有合法性的可能,而不能漫无边际地以公共利益为由涉足私权领域。

上线健康码的公共利益就是疫情防控。对相关个人信息收集有利于疫情防控,才具有正当性。如果收集个人信息的用途与疫情防控毫无关系,或对个体隐私的损害和自由的限制远超过疫情防控的利益,健康码就失去了合法性。

这就是目的与手段要协调的“比例原则”。权力行使不仅要有法律依据,还必须选择对公民权利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

二是,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政府或者政府授权的其他机构,因新冠疫情,开发健康码,采集个人信息,承担着网络运营者和个人信息使用者的角色。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任何组织收集个人信息,都要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此外,不得收集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使用个人信息。

二、 健康码去向哪里

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不代表长期存储个人信息的合法性,防控疫情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也不代表把已收集个人信息“挪作他用”具有合法性。

不管怎么说,疫情总会消亡,“疫情防控”的公共利益也必然逐渐限缩、消失。健康码的存在就面临合法性危机。

河南把健康码赋红滥用,不可取,严重违法。

那疫情之后能不能让健康码常态化,进而在社会面广泛使用呢?

在我看来,也不行。

健康码因疫情而起,自然应随疫情而终。

这不是政府管理效率衡量的单方选择,而是数据背后的每个公民,权利是否被尊重的法律问题。

收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都是围绕疫情防控这一公共利益展开,公共利益不存在,个人信息也就无所依附,应被删除,这是法律的底线,甚至无需讨论。

个人信息在疫情之后“挪作他用”或许能带来更大的管理效益乃至经济利益,但问题在于一旦出于功利考量,个人就不再是作为法律目的而存在,而成为效益或利益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这种使用于法无据。

试想一下,当你因为抽烟、喝酒、熬夜被健康码“标红”的时候,当你的居住地被定义为“不健康”社区的时候,当你相亲、找工作、购买保险、银行贷款都要出示健康码的时候,当你上访就会被赋红码的时候……法律上的那个“人”就消失了,只有呈现出各种颜色背后的歧视和电子镣铐。

更为重要的是,谁才能拥有这样的健康码标色权?算法吗?谁的算法?法律从未赋予任何机构这样的定义权,与此相反,法律的存在就是为了抵制这样的定义权,从而使得个人自由、平等、安宁地活着。

依法行政也要求对公民“无罪推定”。也就是说政府不经法律授权和比例原则检验,不得对个体权利干涉,对个体自由限制,对个体选择干预,对个人信息窥视。

三、警惕“圆形监狱”

英国法学家边沁,在1785年提出了“圆形监狱”的概念。

“圆形监狱”的构造很简单:四周是圆形监狱,中心是一座瞭望塔。在圆形监狱里,人彻底地被观看,但不能看到监视者;在中心瞭望塔,监视者监视着一切,但不会被看到。由于罪犯不知是否被监视以及何时被监视,所以不敢轻举妄动,长此以往,就实现了被监视者的“自我监禁”。

这一故事被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发展为“全景敞视主义”,他认为现代文明社会中有无处不在的“圆形监狱”,我们正像在圆形监狱中的“囚犯”,我们在“囚室”里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中间的瞭望塔上监视着:

上班途中无数的摄像头注视着你,来到单位测量体温、刷健康码、人脸识别、钉钉打卡定位。坐在办公桌前,无数垃圾短信出现在手机屏幕上,还时不时地有电话打进几个营销广告,打开微信,朋友圈广告直指你用完的洗发水。下班地铁太挤,滴滴打车,行踪轨迹一览无余……,我们几乎已经生活在透明的房子里,无可遁形地被窥视。

疫情一定会被控制,成为历史。因疫情被大量收集的个人信息、健康码,乃至被克减的隐私能否恢复如初,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状态的一个表征,也是法治政府的试金石。

人民政府当然要打破“圆形监狱”。

所以死亡正是健康码最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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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文喜

柏文喜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因为社会整体诚信程度太差,所以坊间曾流行过一句口头禅,“现在唯一可以相信的只有银行了”,因为大家相信存在银行的钱的安全是有保证的,是随时可以支取出来的。

不过,最近河南的多家村镇银行却打破人们对银行的安全信仰,存在银行的钱着实是取不出来了。就在这些苦主纷纷到行业监管部门维权并表达诉求时,更让他们跌破眼镜的是:只要上访,他们的健康码就会变红而寸步难行,而只要息访,变红的健康码就又可很快神奇复绿。

哦?健康码不是用来防疫的嘛,怎么成了阻拦合法上访的工具了?再说了,上访条例是并不禁止合法上访,不合法的上访活动尽可适用治安处罚条例和警察对待而用不着动用健康码吧?防疫专用的健康码与上访维权八竿子也打不着呀,怎么就成了用来拦截合法上访的数字化工具了呢?退一步说,如果不是因为河南那些村镇银行的存款无法索回,谁愿意大老远冒着酷暑去上访还要被以健康码截访呢?

更让各位看客惊骇的是,在河南的健康码成为地方政府截访工具的同时,位于河南的烂尾楼----融创中原大观的购房户在依法维权时,不少人的健康码也被变成了红码!看来在神奇的河南大地,在“只有河南”好戏上演的地方,本来用于防疫的健康码不但被官方用来截访,也被商家用来对付维权百姓了。可是那些存款无法取出、长期无法收楼的苦主们又如何主张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权益呢?不是说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嘛,不是说顾客是上帝嘛,不是说健康码只是用来防疫的嘛,怎么健康码就沦为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用来拦截合法访民和合法维权者的工具了呢?

健康码本应只是反应持有者在疫情管控中的状态码,仅仅是用于疫情防控的。不过从上海疫情期间对于健康码的人为操作来看,健康码状态并非真实代表了持有人是否属于核酸检测阳性或疑似阳性状态,而只是代表了管理你的人对你的管控意图。也就是说,健康码本身并不是真实可信的,而是被人为操作的,这一点从上海核酸检测假阳性事件曝光之后就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不过即使如此,如果健康码仅仅被用于防疫那倒也罢了,尽管只要穿上一身“大白”就可以以防疫为由突破一切法律与道德底线,但只要是为了防疫和早日实现“动态清零”,作为小民的我们也就忍忍算了。

可是健康码一旦可以被人为操控,只要一身“大白”就能随意突破现有的法律规定和道德约束去肆意侵犯个人私域权力而不受追究,那么换上一身“大黑”、“大红”、“大绿”,也就可以干尽一切你能想到和你想不到的事情,法律规则和道德底线自然也就荡然无存了。河南地方政府以赋予健康码红码来阻止涉嫌诈骗的村镇银行受害者合法上访的事情曝光以后,防疫部门和大数据管理部门相互推诿无人担责。其实如果没有河南省金融监管部门和防疫部门、大数据管理部门之间的高效与通力合作,怎么可能将防疫专用的健康码用来截访呢?如果没有开发商与住建部门、防疫部门、大数据管理部门的高效勾结与通力合作,开发商怎么可能用健康码来阻拦烂尾楼的维权者呢?

唐山烧烤店恶性打人事件表明,每一股黑恶势力的背后都有着权力保护伞,所以打黑除恶必须要“打伞”和清理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否则就无法作到除恶务尽和治标又治本。而河南以健康码阻拦访民和维权者合法上访与合法维权的背后,除了权力部门消极对待自身责任之外,更多的是权力的滥用和官商勾结。这些权力部门在发挥自身职责协调解决问题、服务百姓方面无所作为,却在滥用权力和官商勾结方面确实实现了高效率的多部门、跨部门的通力协作与“有权,任性”。这也真是“只有河南”了。

其实,“有权,任性”不止在河南、在以健康码拦截合法访民和阻止依法维权上,被长期以来各种诟病的户籍制度更是健康码的过去式和加强版。君不见,本来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并服务于人头税的户籍制度,在清朝雍正期间实行“摊丁入亩”制度之后就只剩下人口统计功能了,却在计划经济年代被附加了人身关系证明、食品燃料和衣料等生活资料供应、就业与就学、就医等多重附加功能,并成为限制人口流动和迁徙的利器而至今不能废除,依然和社保、就业、医疗、住房保障制度等紧密相连,让人口统计部门成为了众口谴责的“冤大头”。

不过,谁让人口统计部门愿意与其他权力部门合作,将限制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人的流动这一反市场经济措施强加于户籍制度之上呢?所以,户政和人口统计部门并不冤,这就和河南省防疫部门和大数据管理部门在以健康码违法限制合法上访和合法维权事件中并不冤一样。所以,健康码作为古老的户籍制度的数字版和升级版,又被坊间戏称为日剧中的“良民证”,也就更加恰如其分了。

一些地方政府在管控人民、侵害人民合法权益和合法权力方面极具创新意识并永立潮头,值得警惕。让我们在这里再次重温人类先贤、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这句话:别以为瘟疫地震才是灾难,请记住:对人类文明威胁最大,破坏最惨烈的,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其次才是自然灾害和人类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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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一隅伴孤鹤

山居一隅伴孤鹤

昨天,郑州因为这个“红码”事件成功上了热搜;到下午,洛阳因为无访社区中考降分录取的操作也被送上了热搜,作为一名河南人,对自己故乡如此的操作感到耻辱。而今天一早上,又看到竟然没有一个部门愿意出来承担责任,更是对此感到很恐惧。

健康码是专门用于防范疫情的数字政府工程,如果被政府部门滥用,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有必要对河南红码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并给予严惩,因为这不仅仅是对个体造成困扰,而且也对整体的疫情防控带来了非常大的隐患,尤其是那些身处外省却被赋予红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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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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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类考研逻辑题来了:真假话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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