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1651家村镇银行，122家为高风险

村镇银行本身就是一种别扭的存在。2006年前后中国经济正处于外需拉动制造业发展的最巅峰，农村人口和乡镇企业受惠于当时相对低端的制造加工，有了一定的融资需求和融资能力，这是村镇银行产生的时代背景。
2007年第一家村镇银行设立，两三年之后，随着次贷危机带来全球贸易大退步以及国内经济大规模刺激计划的戛然而止，经济增长从外贸转成基建投资和地产投资，发展的机会和人员的流动向城市集中，城市中的城投企业又成为地方投融资的主要载体，金融资源流动也随之向城市集中，村镇银行存在发展的大背景已然变迁，在实际经营中其在负债端就面临不少的揽储压力。
但互联网金融发展和线上融资的出现，使得村镇银行阴差阳错的获得了扩大负债的机会，特别是P2P爆雷，使得不聪明的资金在高利息的诱惑下流向了村镇银行。
但在资产端，村镇银行的治理能力和封控能力不足的问题却被无限放大了。村镇银行服务的是县域经济，而GDP超过千亿元的“县”屈指可数只有43个，哪有那么多优质企业和个人能够在村镇里被筛选出来，并形成优质信贷客户呢？没有的。这使得村镇银行天然的被打上信贷扭曲烙印。
根据银保监会统计，2018年以来已经处置的村镇银行不良贷款规模达2.6万亿，超过以往10年总和。同时，超过1600家村镇银行的资产总计才只有1.9万亿。公开统计中村镇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只有4%，以4%的不良率就能在短短4年的时间里形成这么多不良贷款吗？现有村镇银行资产的风险敞口又有多大？
当然，不否认有村镇银行能够发挥优势，足以做到金融服务的下沉并良性发展，但尾部村镇银行的信用风险或许已经颇为严重了。特别是当前疫情冲击、经济下行、融资疲弱，村镇银行风险或许将持续暴露，希望不要因此再出现一波“金融难民”。

2012年12月份，当时还是报社记者的我曾经报道过中银富登1.2亿诈骗案，这也是村镇银行在截至当时的6年历史中出现的首例案件，受到广泛关注，村镇银行在快速扩张中管理人才匮乏和内控缺失的问题亦凸显。以下是那篇报道的内容，从中可窥村镇银行在过去这十年发展历程中潜在的风险隐患：

“事发后我们全行上下都在加强内控机制的建设，包括一些以前看来是常识性的问题现在也要写到正式的规章制度中，力图堵住每个漏洞。”中银富登一位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

他同时坦承，管理人才的缺口仍然是村镇银行在扩张中面临的一大难题，尤其是既熟悉当地情况又有风险管理经验的人才很难招到，目前还有很大的人才缺口；行长之类的职位可从中行派过来，似乎容易解决一些，但又面临上述涉案行长所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挑战。

“村镇银行高管多由主发起行派出，自然精兵强将是不可能外流的，这或许是此次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中银富登的模式和业务比很多村镇银行都要好，但偏偏出事，不管对它自身还是对其它村镇银行都是一个警示。这对监管层也是一个提醒，是不是要鼓励大家都跨省设立村镇银行，审批上可能会有些收紧。”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称。

内控漏洞

据新京报报道，厉明忠去年出任湖北省谷城县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行长后，利用村镇银行为民间借贷提供担保；投资陶瓷厂遭亏损，又通过高息借款等方式筹集资金；涉嫌伪造理财产品进行合同诈骗。民间保守统计，受害者达上百人，涉案金额达1.2亿元。

但如果细查上述涉案行长的过往经历，会发现他的一些涉案行为在此前任职于中行期间就已存在。知情人士透露，出任谷城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行长之前，他在襄阳市城区中国银行任职，但不是行长职位，而担任谷城行行长可能为他延续此前的行为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我们很多行的行长都是中行派过来或从其他行挖来的，不可能对他的过往都了解得那么清楚，这次事件虽然不能说和中银富登完全没有关系，但确实更多的是历史遗留问题。”上述中银富登人士称。

其实，几乎所有村镇银行都面临这一问题。上述接近监管层的人士称，由于村镇银行是新生事物，社会认知度较低、经营规模较小。而且多设立在比较偏远或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在欠发达地区工作的具备条件的高素质人才相比之下更愿意选择收入稳定、营业网点多、有国家背景的金融部门，村镇银行吸纳人才困难，不得不依赖于母行的支持。

“一些村镇银行的风控体系可能由母行搬来，不适于村镇银行，而村镇银行自身内部控制流程过于简化，以致漏洞较多，让不法之徒有机可乘。”该人士称。

他表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谓高度概括了村镇银行的管理体制。由五六个人组成的部门，一个部门经理身兼数职，再加上从当地招聘的一些几乎没有银行从业经历和本科以下层次的人员，势必使相互制衡、相互约束的经营管理机制流于形式，加大了操作风险。

公司治理的不健全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某农信联社出台的《关于农村信用社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指导意见》中甚至规定：“(农信社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不能擅自向社会公开招聘员工，中层管理人员及员工应主要来自于出资发起的农村信用社系统，数量不低于村镇银行员工总数的80%。”

受限于这一规定，相关村镇银行高级管理层全部由主发起行上级单位，即省联社指派人员组成，基层员工中除新招聘的大学生以外也都来自农信社系统，其他股东均未派员参与该村镇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了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公司治理和有效制衡，也不利于村镇银行吸引其他银行业机构的优秀人才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该人士称。

审批收紧

作为监管层力推的一项支农举措，村镇银行走过近六年。自2007年3月第一家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成立以来，截至2012年9月底，我国已组建799家村镇银行。

不过，今年以来村镇银行的设立速度明显放慢。去年底村镇银行数量为726家，意味着今年前9个月新设73家村镇银行，而去年全年新设达269家。

“我们还有几十家村镇银行的设立申请等待批准，好几个月前就上报了，可能是在挂钩计划上还有一些问题，相关方面对于哪些地方是百强县或者国家级贫困县还有一些分歧。”上述中银富登人士称。

今年7月，银监会下发《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明确提出要对拟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下称“申请人”)设立村镇银行实施区域“挂钩”原则，即监管机构优先支持申请人在西部省份集中发起设立多家村镇银行，在省份布局上，“如在东部省份设立村镇银行，则西部省份个数不应少于东部。”

在地点布局上，至少应按照全国百强县与国定贫困县1：2比例挂钩，或与西部地区一般县(市)1：4比例挂钩执行；东部地区一般县(市)与国定贫困县1：1比例挂钩，或与西部地区一般县(市)比例挂钩执行。

“东西部挂钩的规定原则上没有放松，但挂钩得很不到位。从现在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地区的村镇银行数量和质量上就可以看出来，有条件的地方都在跑政策，争取同等西部地区待遇。挂钩就是拉郎配，有太多漏洞可以钻。”一位股份行发起的村镇银行人士称。

监管层亦在考虑调整村镇银行的发展思路，可能更倾向于让本省的银行设立村镇银行，村镇银行申请审批已经收紧。“最近有几家银行申请在北京设立村镇银行，但北京局没有通过。一方面是北京的金融服务密集度应该不再需要设立更多村镇银行了，另一方面一些银行在北京设立的村镇银行不务正业，并不是真正在做支农支小的业务。”该人士表示。

他还透露，城商行跨省设立村镇银行的难度也比以前大了许多，只有农字头的银行获批的可能性较大一些。

一个预测是，马上针对全国村镇银行的检查和治理整顿将会开展，之后有可能会有更多类似消息爆出。

但是村镇银行显然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全部关停或取消，因为从村镇银行获准设立，以及十几年的金融实践，已经从理论上和具体操作中被证实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不过村镇银行模式或体系的先天不足并没能在过去10几年中逐渐补足，反而因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被放大，如文中所言，其地域局限，揽储的难度和风险等，都构成了对其自身健康发展的隐患。

现在首要工作应该是排查风险，加强监管，同时研究和提出村镇银行的发展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