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扩大内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对于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困境与逆周期调节的政策而言，扩大内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不仅因为在地缘政治冲突、俄乌战争引发的国际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失稳冲击下，美欧市场遭受通胀压力带来需求增长不力，东盟市场在低端制造业上与中国同质化竞争效应日益显现而导致的外需不振，更多是因为我们的增长模式中的长期投资依赖所形成的过剩产能，让当前逆周期调节的扩张性货币与财政政策失去了继续投资加码的逻辑基础。这就使得无论从走出当前的经济增长困境层面而言，还是从逆周期调节政策施力的方向而言，扩大内需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经济能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往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自然功不可没，这也是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追赶性战略成功实施的典范。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长期以来较高的国民储蓄率得以向投资的成功转化，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和外需扩大、加入WTO融入世界大市场的结果。但长期较高的投资率和偏低的消费率在形成全世界最为齐全和庞大的中低端制造业体系和产业链，让中国制造成为世界产业格局内短期内无法撼动的强悍优势之外，也让产能过剩成为突出的问题。缓慢增长的西方市场、与中国同质化竞争的东盟，以及消费力低下、市场容量有限的“一带一路”区域显然都不是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的消纳之处。在产业升级尚需时日而预期下行、需求不振的当下，目光向内扩大内需就成了此轮逆周期调节和走出当前经济困境的必然选择。

凯恩斯主义针对需求不足，给出的扩张总需求的技术路线图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如果简单地依靠发债扩大支出和印钞就能推动经济增长并解决就业问题的话，显然经济发展也就不会成其为问题了。凯恩斯主义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依据以及反萧条的经典理念在政策层面的长期滥用，曾经导致了英美上世纪后半期长期的严重滞涨，直到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统统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彻底抛弃，才真正挽救了西方资本主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旨在刺激经济回暖的“四万亿”天量基建投资计划在修复市场信心、基本实现“保八”目标的同时，后遗症至今尚未消化完毕，这也是此次逆周期调节在政策层面一直慎言大规模刺激和扩张投资的重要原因。

不过，国内新结构经济学的代表林毅夫先生倒是力主继续扩大投资。他的理由是只有投资才能产生可持续需求，而在消费活动中钱花完了就没了，因此他认为消费缺乏可持续性。我不太了解新结构经济学，不好对林先生政策建议的学术基础乱加揣测。但林先生身为知名经济学家，至少应知经济运行在投资-生产-消费之间是一个动态循环过程，若割裂了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则这个闭合循环就无法形成和无法持续，经济运行势必就会停止。

也就是说投资和生产、消费本来就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持续循环过程，如果投资最终没有消费来作为终端产品与服务的承接，那么投资自然也就无法持续的无效投资；反过来，消费自然也会带动生产，从而引发投资，如果没有消费活动的可持续，投资活动自然也不可持续。因此，脱离了消费来谈投资在需求上的可持续性，显然是一种误导。

林毅夫先生也许是为了给习惯于以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强政府模式寻找理论注脚，才故意忽视了作为经济运行另一端和另一环的消费。因为投资与生产的最终目的始终是消费，而且促进消费和扩大消费需求，本身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之一。比如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起飞阶段，在生产恢复和快速增长之后，就曾经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功实施推动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顺利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林先生作为资深经济学家，对这一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经典案例不会有所不知吧？长期的投资驱动模式之下已形成全面产能过剩而且过剩产能输出高度承压，而预期下行难以企稳需要强加逆周期调节力度的情况下，继续鼓吹消费不可持续和只有投资需求才可持续论，不知是何居心？

因此，此轮逆周期调节在已形成的产能全面过剩至今无法消化的情况下，必须抛弃原有的投资依赖思维。之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投资依赖，无非是在强政府模式下对于本来就较高的储蓄率转化为投资更为简单易行，以及可以将更多的利益输送给更接近决策者、以政府本身为实际控制人的国企和央企，而且让国央企作为政府职能的延伸与政府本身的配合度更高而已。相对于扩大投资在操作上的简单易行，扩大内需就比较麻烦一些，而且作为数量巨大且分散的居民以及非国有企业而言，也未必能够与政府有更高的配合度，有形之手也无比能够获取相应的权力租。

另外，以扩大内需，提升国民消费能力来进行逆周期调节以及维护可持续增长，与内地强政府模式的治理架构也存在着根本性冲突。在权力来源于上级、考核权来源于上级且只对上级负责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改善、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所推动的消费能力的提升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获得来自于上级的好评而带来执政者职位的升迁，反倒是短期内能够显而易见地展示给上级领导看的城市建设成就、一些标志性的企业发展与科技成就、漂亮的GDP数据和实在的可以支配的财政收入更有实质意义。这就必然造成了体制性的对于需要长期见效的促进国民收入增长和促进消费的更本性忽视。

不过，在当前外需增长乏力且不确定性较大，以中国巨大的制造业产能寻求外部新增市场容量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长期以来国民收入分配中偏低的消费占比确实为下一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的市场空间，也为此次逆周期调节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空间。重视提升消费的作用，着力提升内需，以日本曾经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借鉴，只要愿意拿出刺激投资的意愿和政策力度来促进内需和消费，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社会保障、教育与医疗、养老改革来改善和修复预期下行的信心，中国经济走出当前的阴霾将是一件可以期待的事情。

经济的着眼点还是应该放在“需求”上，特别是＂消费者需求＂，既是促进经济的根本，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供给侧结构性，本质上还是需求结构性，特别是消费结构性问题。作为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扩大投资拉动经济，但落脚点和着眼点还是应该是在消费上。
消费不振，万事难。年轻人的消费观与老一辈不同了，敢于消费了，是经济向好基础。应该出台政策，鼓励年轻一代消费。
年轻一代的消费，落脚点还在于就业。就业与消费，是一体两面。
今年的双十一，希望还是要鼓鼓劲，把剁手党们动员起来。不能象前两年无声无息的。

如何扩大内需？

2021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及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时至今日，三重压力已经越来越大，还没有缓解的明显迹象。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仍然低于临界点，读数为49.4；1—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2、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7%，到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6.4%且跌幅成扩大趋势。可以说，消费、生产和经济预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问题是我们如何解决或缓解三重压力呢？

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没有答案。地缘政治冲突、新冠疫情冲击、贸易保护反击等许多严峻形势，已经打破了经济学理论赖以存在的完美假设。在以上严峻形势的考验下，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理性人假设已经荡然无存了，生产可能性边界也已经支离破碎了。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景已经变得敏感而杂乱无章。特别是难以想象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已经给越来越多的国家造成困扰。

抛弃理论，回归常识，也许是一个最佳选项。于企业，维持流动资金的可获得性保证活下去最重要，于个人，保持住现有工作岗位、谨慎跳槽最重要。除此之外，最困难的时刻也是磨练真本领的大好时机。如若最困难的时刻都能挺过去，未来必可期！

昨天还和一位民营企业家朋友聊天，当地政府有指标让企业投资，说可享受补贴，但是他感觉很为难，说相较于补贴来说，他的投资更大，可是还看不到未来的效益，而他眼前的资金也很吃紧，日子也不好过，处在两难。通过这个事也不难理解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率比较低的现状。

多年的地产经济惯性，导致在地产问题出现后，地方的财政困境。目前国家的各种保交付，稳增长等政策，就是要促进地产的复苏，只有地产这个“火车”开动起来，才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复苏，这项任务重大，不可能短期见效，所以还要忍耐。

现在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我想应该是扩大内需，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场，乡村振兴必然在新一轮国家发展略中发挥生力军作用，成为拉动投资和需求的新的增长点。

我也不理解，本来现在人口尤其是下一代不会太多了。但是房子却建了这么多，真的有这么多人住吗？而且有钱了有条件了谁想住鸽子笼啊，还不如修一些底层步梯房什么的，价格正常一点不要虚高就行了。又高又小的鸽子笼给人住，还这么贵，把人当傻子呢？宁愿搞自建房住

房地产还要保？那老百姓有闲钱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