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中央重磅发布

复兴国内经济的着力点必须选对了，那就是消费，消费，还是消费，启动消费与内需，救经济，保就业。若是再以过往的大规模基建投资制造产能过剩和不良资产来拉动经济复苏，就是权力傲慢下的无知。实践反复证明，市场自会识别需求，没有真实需求基础的都是“伪基建”。

复兴国内经济背后主要是“支持经济恢复和保就业的政策力度够不够的问题”和“支持经济恢复和保就业的着力点选择问题”。

就前者而言，除了预期下行之外，延续至今的此次疫情波及面之广和可能延续时期之长是前所未有的。此次疫情造成的世界经济运行受限和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对于早已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并以改革开放获取自身快速发展这一全球化红利，也因此导致对世界经济运行依赖程度远远高于美国的中国而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作为产业链和供应链都深度参与和融入全球化的大型经济体，当外部需求因为抗疫和俄乌冲突、经贸关系而成为世界各国决策排序中的次要考虑因素时，且由此可能导致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这一不利后果时，中国支持经济恢复和保就业的政策力度需要多大才合适，目前出台的政策力度够不够，政策层面要不要留有足够的后手，这都是一个需要充分估量的问题。

就后者而言，中国现在面临的是外需因国际经济格局变动而存在下降、暂停、消失的风险，乃至还面临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所引发的外需转移问题，这对于作为制造业世界第一大国的中国而言无疑是十分严重的。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深刻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贸易繁荣的拉动，而疫情与国际关系变动引发的外需减少和未来可能发生的需求转移，除了带来原有经济运行体系紊乱之外，还可能由此引发金融体系和就业稳定的问题。

因此，保内需，刺激与扩大内需才是避免外需减少与转移可能引发的产业与经济、金融、就业震荡风险的必然选择。恢复国内经济必然应以刺激消费为着力点，而不是新基建，这不仅仅是因为消费已成为经济发展第一大动力的问题。这一点上，许小年教授也认为“新基建是画饼充饥”。关于新基建，许小年曾在演讲中接连发问，目前财政要减税，已经很紧张，银行贷款有债务风险，30万亿50万亿的钱从何而来?有钱为什么不直接给企业和老百姓，而去搞短期不见效益的项目，逻辑有问题。

所谓新基建，是不着边的事情。八仙过海，前四仙“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北斗导航”，这需要多少投资、厂房、设备?全投资在智力上的，拉动不了需求和就业。上千万百万大学毕业生有几个能干这些活的?这些创造不了就业。除了北斗导航，其他不是政府干的事情。后四个，“5G、特高压、充电桩、高铁”都是老基建了。要脚踏实地一点，不要谈不着边的事情。

在外需不振且可能因国际经贸关系变动发生转移的情况下，恢复和重振国内经济只能依靠内需。内需包括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其中，前者在起始阶段更多的是对于资本品的需求，却会增加未来产能和供给。在目前总体需求不足、外需下降或转移的情况下，如果再进一步扩大产能与供给显然是不妥当的。其后果是，进一步扭曲未来的供需关系并带来大量的不良资产和金融体系的坏账。

而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只有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需求的扩大，自然会通过市场机制来带动和引发具有市场空间的投资需求。如果只是因为便于政府操作而更强烈地倾向于扩大投资需求来刺激经济恢复，那么在外部需求大大下降或者消失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超前的投资行为自然会很快形成超越市场需求的产能释放以及大规模的无收益或低收益基础设施的投用，必然导致短期内的投资收益难以覆盖成本而形成规模化的无效或低效资产，因而推高全社会的系统性经济风险。

此次经济下行以及疫情引发的经济增长颓势，不同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那一次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下降，但国际贸易关系和供应链并未受到影响，因此只要外需恢复或者得到提振，中国的产能自然就能得到市场承接。但是，此次经济下行是国际贸易关系和供应链被疫情与俄乌冲突所波及，甚至与国际关系变动之下全球产业链和产业结构的被迫重塑和重构有关，是短期刺激以及提振市场信心很难在短期内恢复的。

因此，在外需很难短期恢复而大规模的投资又会造成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振国内经济的恰当选择不是扩大投资和新基建，而是应该将着力点放在提振终端需求，也即扩大消费需求上，这是保就业的必然选择。再加上目前扩大基建的促增长效应已大大下降，且当前的经济总量也大大超过了2008年，如果要以当年扩大基建的力度来保增长，一方面很难达到当年那样的效果，另一方面数十万亿的天量投资的筹措也是个巨大的难题。

就国内就业结构而言，第三产业以服务业、大消费为核心，是劳动密集性和中小企业集中的领域，是就业容量最大和对新增就业贡献最大的领域。而资本品和基础设施属于资本和资金密集型领域，扩大投资与基建对于就业的拉动作用要大大小于扩大消费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再者，从投资启动到居民收入，再到终端消费的传导链条也过长。在疫情延续至今且有常态化的可能之下，显然对于恢复经济活力是时不我待的。

此外，保就业在先后次序和重要程度上更应该优于保经济。因为保就业一方面是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是为疫后恢复以及可能的国际经贸关系失衡所带来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创造必须的时间窗口和弹性空间，是实现经济恢复和未来长期发展的必要之举。

目前在经济下行压力巨大与全国抗疫常态化新形势下，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收缩开支和救企业。企业还在就还有希望，一旦倒闭了就会很困难，财政政策在这点上要学习别的国家救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占城镇就业80%，保住他们就是保住社会稳定。

就扩大消费的资金筹措和来源问题，可以将未开工而又不是十分迫切、或者可暂停建设的续建类政府投资项目中止开工与续建，将计划中的投资规模转向居民消费领域;如此严重的保增长、稳就业压力之下，将政府和央企、国企的“三公”消费全部暂停，将其原有预算计划全部转向启动和刺激居民消费领域;将计划发行的特别国债全部投入居民消费领域;将扩大财政赤字的预算空间全部投入居民消费领域都是可选之策。

通过上述举措，可筹集到的资金规模应该不低于30万亿。按照14亿国民计算的话，人均可获得人民币现金超过2万元。如果这笔钱只发放给低收入群体的话，假设低收入国民占一半，则每人可以发放现金超过4万元。疫情发生以来美国向国民发放的现金超过5万亿美元，每个美国国民人均超过1万美元。以我们国家的人民属性而言，直接的和大力度的发钱给低收入困难群体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不存在任何问题，更何况这还是转换经济发展模式和提升发展质量，实现高质量增长的最好契机。

就各种途径所筹集的预算资金向消费领域的投入方式方法及在国民间的分配问题，建议要在分配的公平性与对终端消费最大的拉动和刺激效果上做好平衡。鉴于消费意愿、储蓄偏好与个人可支配财富数量有着直接关联关系，且此次刺激消费也带有保民生的公平性质，因此应重点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另外在发放和分配方式上，也可在直接发放现金的同时配发一定比例的消费抵用券，且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将现金与消费抵用券的比例进行适当的调整。

再者，此次直接发钱以刺激终端消费的资源投入可将社保体系、医保体系的完善和充实作为优先考虑范畴，以解除国民消费活动的后顾之忧，提升国民真正的消费意愿。

如果能够解决好分配的相对公平问题和整体提升消费意愿，并配发一倍的有期限的消费抵用券的话，新增消费规模将在60万亿以上。加上消费乘数作用和产业传导效应，对于国内经济的尽快恢复和长期健康发展的效果，以及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的效果，都将会远远优于和大于以新基建为核心的扩大投资的作用。

二十大报告相比十九大报告重点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及“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表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做好需求侧管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使供给与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而相比外需，也就是出口，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

首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后，可预计的是伴随着“扩大内需战略”具体措施在未来的逐步落地，代表中国品牌的国货在消费端的政策支持力度会不断加大，新国货的自主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将得到不断提升。

其次，“扩大内需战略”的重点应是“中低收入人群”。因为在内需市场中，中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增长空间或有限，广大中低收入人群则有着更大的增长空间。这也就意味着更能满足中低收入人群的需求，性价比更高的产品也将在扩大内需战略下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在疫情防控政策放开之后，熬过最近这波感染潮之后，明年最重要的就是恢复经济，恢复正常生活节奏。所以现在国务院印发这个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也不算特别让人意外。从这个纲要的要点来看，涉及范围很广从消费到投资再到养老等等都有涉及。

而从纲要对消费、对房地产和金融业的一些相关提法，也能看出中央对这些重点领域的精神。不过，这个纲要之后实施情况如何，可能还要看具体措施了，光看纲要的精神可看不出来。

本文从金融视角分析扩大内需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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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近日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纲要》指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是促进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

第一，从商业银行的角度，重视把居民储蓄存款向投资转化，并最终向储蓄存款回流，从而增加储蓄存款总量。
截止到2022年一季度，我国居民存款总额大概达到了111.13万亿元，人均存款余额达到了7.88万元，而全国家庭平均存款余额大概是22.54万元。
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金融投资市场疲弱，银行理财、基金、股票和债券的收益率都是走低并且收益上下波动幅度大。部分银行客户不再把资金用于投资市场，而是存期限较长的定期储蓄，或者是大额储蓄，上述储蓄利率并不低，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本息损失的风险。商业银行目前有超过100万亿的储蓄存款，用好这笔资金，需要增强商业银行的成本控制能力，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居民收入。
在增加投资力度与广度之后，最终将恢复到储蓄存款，实现居民储蓄的保值增值。商业银行可以用银团贷款、项目打包等方式参与大中型项目的贷款，这是相对稳健的投资方式。

第二，增强“消费贷”的稳健性和灵活度，让消费贷切实的为居民扩大消费贡献力量。
多种方式增强消费贷的风险审核与控制能力，同时，多途径、多期限、多贷款用途、多还款方式的提供消费贷款。让银行钱贷的放心，让居民钱用的安心。消费贷可以大额消费贷款与小额零散贷款相结合，充分顺应贷款人的消费需求与偏好。

第三，鼓励中小型企业借助证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降低融资成本。同时，促进中小型企业在银行融资的便利化。
中小企业工作人员占我国就业人口超过一半，他们的成本控制与经营效益，还有发展前景，都是居民有稳定可增长收入的保障。党和国家一直很重视中小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这与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息息相关，也是扩大内需的基础。

第四，以经济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双循环共同促进共同发展，要求金融业有更强的内生集聚能力。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做好金融的普惠性，既让每一个大中型项目有充分的资金后盾支持，又让每一位普通居民能够享受到现代化金融服务的优越感。

第五，重视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体系内的保障与促进恢复的作用。增强各类保险的赔付和保障能力。在工农业巨灾保险和居民大病健康保险，保障工业企业与农民的切身利益，使居民看病有依靠，促使他们在巨灾和大病后能够恢复和进一步改善。有了保障，就有了积极消费的勇气和资本，这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一项。

消费是内需的主体，有了积极的消费，内需就有保证，供给侧的投资也就有了增长动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将安然度过经济徘徊期，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