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深人口集体负增长

一线城市人口负增长，不看数量看质量

随着广州市2022年人口数据的公布，四座一线城市最新人口数据均已公布。截至2022年末，广州常住人口为‪1873.41‬万人，比上年末减少7.65万人。此前，深圳市已经公布了2022年人口数据，结果是，2022年末比2021年末减少了1.98万人。加上上海减少13.54万人、北京减少4.3万人，四座一线城市都成了人口负增长城市，合计减少超约27.5万人。

这是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结果，一般看来，在人口大省仍然人员外流、一二线城市仍然是主要的人口流入地的情况下，一线城市是不该出现人口负增长现象的，至少，不该同时出现人口负增长。然而，现实却给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答案，一个让人有点瞠目的答案。分析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还是疫情影响下产业发展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和影响，企业用工减少，导致人员流动加快、流出与流入出现阶段性波动。同时，生育方面也面临一定问题，受工作和生活双重压力，年轻人生育的热情明显减弱，人口自然增长的难度持续加大，一线城市很难依靠自身力量维持人口正增长。

客观地讲，这些现象是存在的，特别是广州和深圳，制造业比较发达，而制造业在疫情的冲击下，受到的影响非常大，用工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随着经济有序恢复，企业运行正在步入正常轨道，用工方面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多，一线城市可能又将步入人员加快流入格局，改变人口负增长现象。关键是，这样的改变是否能够有效化解人口增长压力的矛盾，一线城市是否还需要维持人口正增长格局，对一线城市来说，是不是还处于人口多多益善阶段，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特别面对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的冷静，更应当谨慎考虑人口政策问题和人口增长现象。

事实上，一线城市出现人口负增长，并不单纯是疫情的冲击和影响，也不单纯是生育方面的问题。一座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一定阶段，人口总会出现由增长到平衡再到下降的现象的。否则，城市也容纳不了，也不可能容忍这样的持续增长。因此，一线城市出现人口负增长，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只是，四座一线城市，起点不一样，发展的过程也不太一样，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人口负增长，则需要好好分析。

对上海和北京来说，无论是城市容量还是公共设施供给、资源配置、城市管理等，都已经不能再承受人口持续增长带来的压力，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实现人口质量提升，用质量替代数量，用效率替代效应。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城市焕发出新的生机，更好地打造国际大都市、国际有影响力城市的品牌。应当说，无论是中央给北京提出的疏解非首都功能还是近年来上海做出的传统产业向外转移、打造新的产业板块，都是为缓解城市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压力，是为了让城市更好更健康更有序发展。实践证明，这样的思路和方法，效果是非常好的，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对广州来说，尽管没有北京、上海面临的人口压力大。但是，也是需要在人口战略方面有新的思路，新的想法，新的办法的，不然，同样会面临人口增长与城市管理的矛盾和压力，会让城市难以承受。毕竟，产业的发展也是有限度的，城市能够给予产业发展提供的资源也是会越来越少的，不可能无限制地维持人口增长。广州出现人口负增长，与疫情等有关，更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密切相关。

深圳的情况比较特殊，快速发展带来的人口大规模集聚，实际也已经到了天花板，不可能再维持前些年的人口快速集聚状态。尤其是深圳的产业，非中高端的都已经向东莞等地转移，深圳正在打造创新高地，自然，对人口的导入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对人口质量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更重要的是，产业转型的步伐越快，创新能力越强，对一般劳动力的需求也会越少，对高技术人才、技能人才的需求则会增加，那么，深圳今后的人口导入，将不是一般人员，而是高科技人才和高技能人才。自然，在数量上就会受到影响，没有较好技术与技能者，只能自然淘汰，离开深圳，重新寻找就业城市和岗位。

所以，从一线城市的人口变化来看，在经济稳定恢复的情况下，人口负增长现象是会得到改变的，但是，放到较长一段时间分析，譬如五年，一线城市的人口都会步入负增长格局，只是幅度不一样罢了。因此，没有必要对一线城市出现人口负增长产生什么疑惑，有人出，就会有人进，有人进，也会有人出，这才叫人员流动。

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为何常住人口集体负增长，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最为直接，我们第一反应就可以想到的原因就是，房价高房租高，生活成本太高，年轻人都不来了。这一原因也是一线城市人口生育率越来越低的直接原因，而这些背后，最深层次的原因可能还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岗位少了，自然人口就会流出。不过，对北京的主政者来讲，估计不会觉得常住人口变少是个坏事，这或许歪打正着，正好完成了“人口疏散”的任务了。

咋了 一线城市廉价劳动力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