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增发1万亿元国债，释放哪些重磅信号？

对于2023年四季度 1万亿元特别国债的增发，我们有以下解读：

首先，为巩固中国经济复苏势头、提振市场信心，财政扩张存在必要性。

今年三季度中国经济复苏斜率稳中有升，四季度中国GDP增速有去年低基数加持，仅需增长4.4%即可实现全年经济增速目标。

短期今年增长目标实现无虞，但中期视角下财政稳增长必要性却在提升：1）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集中体现为房地产和民间投资拖累依然较大。2）GDP平减指数连续两个季度处于负值区间，量与价的背离使市场感知更“冷”。3）习总书记曾指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2035年远景目标所蕴含的年均GDP增速在4.6%左右，但去年到今年GDP两年复合增速仅略高于4%，低于潜在增速，也不利于远期目标的实现。

我们关注到，2023年的赤字率水平已调增至3.8%左右，这与2020年疫情水平相当，意味着3%的赤字率已不再是特殊情形下的“紧约束”。特殊时期需要特殊举措，这种政策理念上的突破尤其值得高度肯定。

我们认为，此次增发特别国债更多是出于中期因素的考量，释放积极政策信号，提升资本市场信心，统筹推动今明两年经济增速更快回升至合理水平。有鉴于此，对2024年政府工作目标的设置可以更加乐观，建议设定“5%左右”的GDP增速和“3%-4%”的赤字率水平。

其次，增发特别国债有助于平衡央地间的财权事权关系。

自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承担着民生和基础建设的大量事权，财权却相对薄弱（2022年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收入占央地总额的53%，而支出占比却达86%），客观上催生了土地财政的补充机制。2020年以来，地方政府收支矛盾更大，财力不足问题更加突出。1）房地产市场连续两年调整，持续拖累地方政府相关收入（2023年前9个月，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滑19.8%，土地相关税收同比下滑13.4%）。2）近年来，地方政府疫情防控、基本民生、基建稳增长的支出责任均在增加。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暴雨、洪涝、台风等灾害，而前9个月水利环境相关基建投资同比增速降至-0.1%。因此，灾后恢复重建、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有着必要性和增量投资空间。

本次增发1万亿特别国债给予地方政府专项支持,在机制设计上也有助于缓解央地财权事权不匹配的关系。一方面，由中央政府承担偿还责任，全部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另一方面，据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介绍，为减轻地方财政配套压力，将一次性适当提高相关领域中央财政补助标准或补助比例，加大对地方支持力度，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第三，增发特别国债有助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走向良性循环。

新《预算法》实施以来，我国曾开展三轮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置换（2015-2018年、2019年、2020-2022年），却“化解一批，又增加一批”。究其原因，积极财政政策扩张过程中，地方政府“增支减收”责任增大，因而“隐性债务”随之推升。

2023年下半年，中国开启新一轮地方隐性债务化解。此次中央政府“加杠杆”增发特别国债，将募得资金转移给地方政府，“开正门”与“堵偏门”形成合力，实则从源头上遏制地方隐性债务的再度扩张，有助于推动地方政府化债走向良性循环。

第四，为配合特别国债增发，货币政策也有必要进一步加力。

今年10月以来，地方政府特殊再融资债券加速发行，叠加缴税因素扰动，资金面呈紧张态势，表现为短端DR007资金利率高于7天期逆回购政策利率，股份行一年期同业存单利率升至1 年期MLF政策利率之上。

当前，特别国债的发行方式尚未明确，若最终持有人为央行，将有助于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程度将向前迈进一步，并打开后续的想象空间。

若1万亿特别国债以市场化方式发行，货币政策或需在总量操作上予以配合。这是因为，发行缴款短期内“抽水”，可能加剧资金面供需矛盾，继而对市场利率形成推升。因此，一方面，为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政策有必要加大流动性投放力度，考虑适时适度“降准”；另一方面，货币政策有必要推动实际利率进一步下行，不排除在适当时点“降息”配合财政发力的可能性，这也有助于缓解公共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潜在挤出效应。

尤其是，今年以来，银行中长期存款利率较大幅度调降，已为政策利率的进一步下调创造空间。据融360统计，截至2023年9月，商业银行1年期、2年期、3年期和5年期定期存款加权平均利率分别较2022年末降低7bp、27bp、42bp和40bp，后三者的调降幅度均大于1年期MLF政策利率。

新增1万亿特别国债的消息并没有如市场预期在昨天下午盘后发布，而是稍晚时候与财政部新部长履新的人事任免一同落地，或许也可以视作是新部长的“第一把火”。与2020年的万亿抗疫特别国债相比，这次用于支持灾后恢复重建的1万亿特别国债，全部给地方用且不用地方还，最终由中央偿还，计入财政赤字，可以说是利用中国目前操作空间较大的中央政府债务去化解已经压力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至于资本市场，短期内由于已经处于低位，要收复3000点及以上是很容易的。但是长期仍然要靠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内生的活力，毕竟今年以来A股可谓什么“利好”都见过。

美国国债全世界购买，中国国债呢？

既要防天灾更要控人祸，不然再多的万亿也不够。

今年夏天的洪涝灾害增加我国财政负担，到第四季度增发 1 万亿国债。很多经济专家认为提高赤字率有利于经济发展，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范畴。今年的赤字率已经达到 3.8%，这个数字已经不低了。增发国债用于救灾和恢复生产的转移支付十分必要，即使是增加赤字率也要咬牙挺过去。
现在财政支出责任越来越多，单项平均支出金额越来越大，需要探索新的增收措施以缓解收支矛盾。也可以把部分支出责任改为银行信贷，用银行有偿资金替代财政无偿拨付资金。增加银行信贷有可能刺激通胀率上升，而增发国债并没有增加市场流动性，对通胀率几乎没有影响。发国债的资金流通循环就是钱从一个个碗里流到锅里，然后大家再从大锅里盛饭吃。
财政金融本来就是一家人，由于体制原因，在财政与金融之间划分了行为管理边界。财政金融似乎是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其实是紧密联系，互相助力，相辅相成。各级财政部门是很多金融机构的大股东，财政对金融机构的财务运营有监督管辖权，金融机构每年要上交利润和税收给财政系统。双方的资金运营是在一个总盘子里，只是各自的流通渠道和循环方式有差异。
关于赤字率上升，由于赤字总额占 GDP 比例不大，对通胀率和货币供应量管理的干扰作用不强。但是也要考虑到赤字额占同期财政收入的比重，要兼顾到预算征收和管理的压力。财政信用有需偿还本息的国债弥补，在未来的债券到期日，可以再增发债券替换本息支出，也就是借新债还旧债。这是各国通用的周转办法，用税费收入支付国债本息的情况占比很少，因为各国税费收入都不够维持政府开支，只能持续不断发债。而由于经济增长率的冲减作用，债务总额占增长后的 GDP 比例并没有增加多少，在有的年份甚至出现占比下降的喜人景象。
总的来说，我国的银行信用扩张是有度的，财政信用是可控的。目前在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多数偏低的形势下，适度的扩张信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也有利于居民就业改善和收入提高。

中国国债和美国国债。到底谁更吸引有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