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已达4亿

近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在央视新闻《新闻一加一》栏目视频连线时表示：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了，但是，大部分刚刚迈过中等收入门槛。这部分群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脆弱的，一旦遇到外部的冲击，这部分人受影响也最直接，包括对收入的影响、甚至对一部分人的就业也有影响，所以这部分人往往在体感上就更脆弱。

脆弱，只是专家的一种形象表述，或者说对中等收入群体整体实力的一种悲观描述。同样是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的实力是各不相同的。处于中等收入群体上限的居民，经济实力是比较强的，消费能力也比较强，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也很强。反之，仅仅能与中等收入群体以外的人群相比，仅仅比那些低收入人群在生活上更具有保障性，而无法在消费方面实现自由化、率性化。

这也意味着，4亿中等收入群体，仍处于低水平的中等收入阶段，处于中等收入下限附近的居民比重过大，上限附近的比重过小，中限的比重也明显偏低。如果中等收入群体中，处于中上限的比重较高的话，不仅社会财富分配的“橄榄型”格局更加明显，社会的稳定性更强，消费能力也更加充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更有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国内大循环，消费的作用极其作用。而消费的源泉来自哪，富人和穷人都不是主力，中等收入群体才是最主要的力量。只有把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挖掘出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才能充分发挥。恰恰是，由于中等收入群体中接近下限的居民比重过大，消费的摇摆性也更明显，任何因素的变化，都有可能对他们的消费信心、消费心理、消费动力产生影响。那么，对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与影响也就会很大。

而从疫情发生以来的情况看，虽然疫情已经得到全面控制，疫情对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已经结束，但是，疫情对广大居民的心理影响依然是比较大的。特别对中等收入下限附近的居民来说，影响更大。很多居民只能满足于最基本的消费，而不敢更加积极的消费，导致消费的作用力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如果能够不断地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让居民收入能够向中等收入更高的区间转移，大大增加中等收入中上限居民的比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显著增强。

事实也是，在中等收入群体中，收入水平较高与收入水平较低者之间，消费的信心是不一样的，消费的动力也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处于中等收入下限附近的居民，很多与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观念判别不大，房贷、孩子上学、老人看病等，都是他们重点考虑的问题，也是收入分配的主要方面。为了这些方面的开支，他们可以无限地抑制其他方面的支出，导致消费很难有明显改观。相反，那些处于中等收入中上限附近的居民，在消费的理念和思路方面，就要开阔得多、感性得多，购物、旅游、健身、美容等，都会成为他们的重要选择。消费的范围也都从基本生活消费转向一般消费、精神消费、健康消费、休闲消费、娱乐消费等方面，且消费的力度比较大。

也正因为如此，在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同时，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是需要认真思考与解决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抓手，就是发展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做强制造业、维护好中小微企业的利益。房地产企业需要化解风险，城市建设也需要继续展开，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主流，都不足以对居民消费发挥积极作用。居民只有就业充分，才能保证消费稳定，居民只有手中有钱，才能消费有信心。而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是解决居民就业最稳定、最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发展实体经济，中国的经济才能稳健可靠，居民就业都有保障。否则，就会出现问题。就业没有保障，哪来消费动力，怎么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社会“橄榄型”格局又如何建立。只强调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不强调中等收入人群的分布，是盲目的，教条的，是僵化思维的体现。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滚动的，而且是流动的，是需要芝麻开花的。只有这样，消费才能步步升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才能节节攀高。

每次说到统计概念中的收入，我都想起此前的一个笑话：A月收入1000，B月收入2万，两个人平均收入是1.05万，这大致是嘲讽平均收入没有实际的意义。
而这个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数据，恐怕对于不同城市的人，感触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年入四五万，放在北京恐怕就是低收入，但要是在低线城市，应该还算不错。而对于不同类型的个体和家庭，那感受也是不一样的。譬如在北京月入两万，但是还房贷就要一万多，恐怕感受也不会太好。
这四亿“中等收入群体”，大致是中国消费市场的中坚力量，但放在中国十四亿人口的大盘子里面去看，这个群体还是太少了，因此这恐怕也是中国消费对经济拉动能力无法像欧美那么高的一个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