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年轻人，不配996？

之前的高校生大多都以进工厂，银行，体制内上班，铁饭碗，稳定，说多了应该是为集体国家做贡献，现在都想进企业公司，哪怕这是不稳定的，若干年后会破产倒闭的，也是要进，为企业打工，其实就是给私人做贡献挣钱。年代不同，突然发现这个巨大的变化。

算法为王的时代，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时代。有时候我们在网上搜索的关键词并不代表我们内心对信息的真实诉求，但算法并不知道这些，于是我们每天看到了大量的垃圾信息。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反而更需要精华和干货，但这些很难由算法来完成。美国虽然也是互联网巨头们垄断的天下，但我们有幸能够看到如MeWe和Parler这样的小众软件能够在特定的时候成为人们表达不同声音的工具，这样的多元化是非常好的一种互联网生态。在中国，社交基本是腾讯一家的天下，除了微信和QQ，我们几乎无法使用其他软件进行交流。

这种招聘试题，其实是这几年已经完全走偏的荒腔走板的素质教育和高校自主招生的深度翻版。

看看那些试题，充满了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出题的人，和已经在那个企业就职的人，是否能回答得上来，即便能回答上来，这些东西考察的是职工的什么能力呢。

这不是配不配996的问题，而是就业市场供需失衡的背景之下，强势一方的企业以及其中HR部门毫不掩饰迫不及待地展示出的傲慢、荒诞与自以为是，当然还有对应聘者的嘲弄。

中国大部分企业不配雇佣中国人干活，因为他们没人性！

有个难解的问题～为什么一方面竞争如此激烈？一方面鼓励放开生育限制？一方面特斯拉，富士康，小米等建起一个个无人工厂，带来人力成本降低预期，引发股价上涨？一方面35岁以上渴望财务自由睡后收入脱离职场享受生活？一方面众多大学毕业生不去磨练自己，选择送外卖？难道鼓励多生是为了扩大选择队伍？降低试错成本？消费工具？机器候补？

这篇文章具有很强的倾向性，整体比较偏颇，属于先有结论再找支撑点，文章也基本上是以个体求职者为角度去找的一些案例，但这些个案明显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目前，很多大型公司仍然在招聘大量的职位，可能只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才造成了工作难找的假象。身边有很多求职者也都在频繁地参加面试。目前，中国的疫情基本已经得到了控制，局部的爆发并不会改变整体经济的常态化运行，只有一些遭受疫情重创的行业，或者是和跨境流动高度相关的行业可能还没有恢复如常。

想起央视《新闻调查》在2017年出过的新闻专题片《毕业了》，节目选取了几位南京大学的应届生，有人苦苦寻求教师一席，频频被拒，最终加入了考公大潮，有人投靠互联网大厂，在群面中被复旦、交大能言善辩的学生压得说不出话，有人“轻轻松松”拿到了华为offer，最终去到了给出薪资更高的外企。当时我想：哇，南大学硕毕业，找工作的压力竟然还这么大？现在看到这篇特稿：北大尚不是“免死金牌”，复旦毕业生涌向美团，得在自己班中先“卷”一遍。
 
僧多粥少的难题，已经直击塔顶的那一群人，而在我看来，恰恰是顶尖的那一群人，注定面临着“卷”的命运。精英越来越多，学历越来越贬值，经历越来越膨胀，而大众青睐的互联网企业再怎么发展，每年也就挤出这么些岗位，等待分食的塔尖职位极为有限——这不是高不成低不就的问题，而是“塔尖”与“塔尖”不匹配的问题。

因此，寻求就业的最优解，不是“低就”，而是在平层另寻出路。互联网企业、快消企业职位价值高，但不意味着人人都得挤破头皮挤进去。就业系统是一个三维的楼宇，而不是一个平面的三角。只有迎合自己的定位，而不是塑造对方需要的人格，才能寻找到最优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