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成全球现象，这一问题有解吗？

2017年曾有一条消息被广泛传播，又被官方辟谣：中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约有60万人，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

准确数据无从得知，不过我们确实越来越频繁地看见、听说有人倒在了工作岗位上，而且几乎涉及到各种职业——建筑工人、程序员、医生、政府官员、白领、CEO……

工作时长与“过劳死”密切相关。国家统计局上个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4小时。打个比方，如果杭州市单独统计该项数据，恐怕要被强制996、每周工作12✖6小时的阿里巴巴拉高不少。

来看看网友票选出的十大加班重灾区及高危行业：程序员、设计师、媒体人、医生、警察、公关、金融、电商、快递员、财务。

“过劳死”人数是不是超过日本也不得而知，但人家在2014年就专门出台了《过劳死防治法》。
不过，日本经济学家森刚孝二在《过劳时代》一书中指出，企业的用人过度只是对过劳现象的片面理解，真正把人卷入了过度劳动的循环里，是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的盛行。

全球化意味着企业可以聘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劳动力竞争促使打工人不得不更努力工作。
信息化指的是手机、电脑和通信网络的组合，何时何地都可以工作，接受老板的遥控指挥。

过劳最后的结果，导致了消费主义的盛行。一切的消费，已经不再满足于基本的温饱，更多的是为了得到身份的认同，彰显自己的个性。获得社会地位的认同。努力工作获得的高薪，最终拿去消费，然后又不得不拼命工作，这就是现代人的生活状态。

如果说疫情初期，“在家上班”还被视作某种福利，那么越往后，这种模式的弊端就越发凸显， “在家上班”往往变成“随时上班”，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完全模糊，而现实场景基本是，工作一来，生活统统靠边站。

而即使在疫情到来之前，中国职场就发生过一轮关于“996”的讨论。一位“996”的大厂员工（每月工作288小时），与8小时正常工作时间（每月工作22天，共176小时）相比，每月的加班时间长达（288-176=）112小时，已经大大超过日本对“过劳”的界定。日本规定加班时间“原则上为每月最多45小时”，繁忙时每月不超过100小时，违反规定的企业将受到处罚。

之所以大家都将日本作为比较的标杆，是因为在8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前，日本人工作的疯狂程度就到达了世界之最。而即便经历过了泡沫的破裂，经济和财富的积累速度也趋于稳定，但日本社会的“过劳”现象仍未得到缓解，已成为痼疾。

现在的中国也开始面对这一社会病。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讨论还停留在“996是不是福报”的水平，对“过劳”给社会带来的代价的警醒还远远不够。最近忽然出现的“躺平”风潮，大概是对这一趋势的反动。只不过，“躺平”并不理想，健康地站着、动着、工作着、享受着，才是我们终极的生活目标。

过劳已经成了年轻人很多疾病的元凶，从所谓的“过劳肥”再到“过劳死”，劳动强度过大已经成为很多上班一族承受的最大压力。

或许有人会说，过劳反映了东亚人吃苦耐劳的天性，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迅速腾飞，与当地居民勤劳朴实的性格和工业时代精密生产技术的快速掌握密不可分。

“时间就是金钱”的背后，恐怕忽略了真正无价的身体健康，如果说早期一穷二白时大家都为多积累原始资本而疯狂加班，那么现在则是追求如何提升生活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