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育儿”能解决生育率低问题吗？

上个世纪60年代，为了使人口从当时的2300万增加到2000年的3000万，罗马尼亚颁布法令，把怀孕列入国家政策。效果是很明显的，但由于当时该国妇产医院、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的数量远远无法应对大量出生的婴儿，致使许多新生婴儿因得不到及时护理而死亡。这个国家只是单纯为了增加人口，社会配套却跟不上。
 
中国的情况好一些，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人阶级其实享受过“社会养育”：女职工做完月子之后即返岗，婴儿被送去工厂的托儿所，统一看护。但这样的社会养育其实也是大锅饭，配套跟不上。
 
发展至今，再提“社会养育”，首先还是要先解决“家庭养育”存在的痛点，基于这些痛点去完善社会配套。也就是通过社会化的手段解决家庭问题，从而解决少子化问题。比如很多父亲在孩子的教育中是缺位的，这种“丧偶式”的育儿模式也在消弭女性生育的意愿，文中提到的增加父亲陪产假是一个办法，不过也只是杯水车薪。比如许多高知家长，却是不及格的父母，延用的还是上一辈育儿经验。再比如教育的内卷，让一方家长（通常是母亲）的创造力、职业上升路径、甚至健康都被扼杀在日复一日的辅导作业中。再比如对于下一代“阶层下沉”的担忧......
 
再从女性角度看，其实男女从未真正平等：职场妈妈需要家里家外打两份工，普遍情况下，获得的平均经济回报却低于职场男性；全职妈妈的价值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尊重，也未得到匹配的社会保障和话语权。解决少子化，首先要解决对女性权利的保障。
 
生或者不生，都是基于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做出的自由选择，而不是基于或者囿于外在因素。现在更不会有人脑子一热，只是为了响应某个口号而做出生育决定。女性先能够对自己负责，才能对社会负责。女性个人得不到发展，社会的发展也会受限。

日本从1990年就开始面对“少子化”问题。在过去30年里，他们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提高生育率，包括且不限于：为新婚夫妇发放现金补贴、给男性放育儿假、让社会更加接纳“事实婚姻”、今年底前努力将“待机儿童”（申请托儿所但无学位的幼童）清零、2022年将不孕不育纳入医保等等。但这些措施没能挡住日本生育率迅速下滑的趋势。两年前，“86万冲击”一词在日本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刷屏，指2019年日本出生人口降至86.5万人，为有统计以来的新低，新生儿数量以30年来的最快速度下降。2020年，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到84.8万人。
 
养儿少了，部分是因为财务压力太大了，部分是因为结婚少了，而结婚少了，部分是因为女性越发经济独立而不依赖婚姻了，部分是因为年轻人整体欲望减少了。日本发生的这一切，听上去都如此耳熟，我们正在踏上日本人已经走过的路，他们的“草食系”青年，在我们这里就是高呼“躺平”的佛系青年。
 
除了中国父母帮孩子带娃的意愿强过日本父母，在生育上，中国年轻人相比日本同龄人似乎没有任何优势，更何况，中国人还要跨越从几年前的“不准生”到现在的“鼓励生”的心理大逆转。不论如何，一旦踏上“少子化“之路的国家，鲜有国家能成功逆转这一趋势，这或许也是我们的宿命。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出炉，让我们看到中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人都寄希望于晚育乃至成为“丁克家庭”，六年前全面开放二孩政策的红利效应逐渐递减，而在具体数据发布之前，国家有关部委就已经密集展开调研，给民众提供更多的生育激励。

除此之外，育儿成本持续攀升，很多优质资源都被收入较多、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所垄断，推动“社会育儿”，兴建更多的普惠型学校托儿所，将成为缓解生育压力更加重要的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