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下一个硅谷。”以此为目标的城市多不胜数，导致这个口号已经成为了陈词滥调。

许多政策制定者想要通过吸引科技人才到其城市的方式来仿效旧金山湾区的经济成功模式，即便他们的城市相对较小。然而一项由凯洛格学院的管理与组织学助理教授尹惠珍（音译）及其同事进行的新研究指出，规模不大的城市地区无法仅凭借向产业注入资金就期待它能够蓬勃发展。

研究人员指出，城市发展往往遵循着一个普遍适用的历程，其工作性质会从以依赖体力劳动为主变成更加依赖认知劳动。在一项对美国城市地区所做的研究中，研究团队发现转折点往往出现在人口达到约120万时。低于这个阈值的小城市可能无法建立强大的科技产业，因为其他行业，从公共交通到洗衣服务，都没有足够的人力来支持软件工程师，尹惠珍说。

“如果你想成为下一个硅谷，那么你就需要达到某个数字。”她说。“整个城市系统的套件应该一起发展。”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员工逐渐习惯远程工作，那些适合远程工作的产业（比如科技业）可能会不再与特定城市联系在一起。这种转变或许会改变由尹惠珍团队发现的城市发展普遍模式。不过她认为，创新无法完全与实际环境脱钩，因为新构想往往是通过人与人的实际互动后产生，并进而完善的。因为顾名思义，新构想没有一个已经定义好的词汇，它们通常需要某种程度的非语言沟通，而这种沟通无法轻易通过Zoom网络会议来实现。

早期阶段的前沿技术工作“无法通过远程方式顺利完成。”尹惠珍说道。“技术尚不足以有效地分享构想。”

城市如同有机物

人们往往将城市想象成具有独特个性。例如，芝加哥给人的感觉就和旧金山大不相同。然而尹惠珍指出，城市地区有许多共同特征，例如市中心、公共交通系统、通往机场的铁路线，以及类似水平的服务项目如杂货店和糕饼店等等。

“一些共同点会重复出现。”尹惠珍说道。

于是，尹惠珍和她的同事们决心对这些共同点开展研究。她与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的洪仁浩（音译）和伊亚德•拉万、匹兹堡大学的摩根•R•弗兰克，以及浦项理工大学的郑雨星（音译）等人合作。

“我们试图关注城市系统的普遍性而非个别城市的独特性。”尹惠珍说。该团队的研究方法类似于生物学家研究有机体的方式。尽管每个个体长成后可能各自不同，但其发展过程则大同小异。

找出城市发展的共同规律能够改善对政策的制定。如果大多数城市的发展遵循某种特定方式，而城市的规划者却没有察觉到这些趋势，就很难知道一个城市的发展轨迹是受到政策和周详策略的驱动，还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同时，一个城市的表现会比预期的好或坏也难以衡量。

这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产业趋势受人口增长自然驱动的程度。了解这种联系可以有助于政策制定者预测某些类型的企业规模随着所在地区人口增长而扩张的情形。

从伊尼德到纽约市

研究人员首先查看了美国人口普查局中350个城市的人口和就业数据。样本包括俄克拉何马州伊尼德和内华达州卡森市等小城市；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和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等中型城市；以及纽约市和洛杉矶等大都会城市。

针对每个城市，尹惠珍和同事们确定该处从1998年到2013年的“特色”产业，即活跃性高于平均的产业。他们发现，较小城市的特色产业倾向属于“初级”产业，这些产业涉及生产或提取原料并需要大量体力劳工，例如采矿业与农业。相比之下，大城市的工作性质偏向较复杂的“第三产业”，这类产业更依赖认知型劳动力，例如金融业与信息业。

尽管这种划分方式已经通过案例研究被人们所熟知，但分析显示，这种模式不仅仅只是个别的案例证据。“它是非常系统性的，几乎和我们在自然法则中观察到的情况一样。”尹惠珍说道。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大城市的人口更多，他们给工作者提供了更多互动和交流想法的机会，创造了培育第三产业的温床。

从以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以认知劳动为主，其转折点发生在城市人口平均达到大约120万人时。这种结果表明，政策制定者不能仅仅将100名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带到某个小城市就期望它的科技产业最后将会成功，尹惠珍说道。这些人才在大城市能够蓬勃发展的原因在于其他产业让他们的生活效率更高，例如洗衣服务、提供外卖的餐厅，以及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系统。

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整个城市的生态系统，“而不是只注重一个产业。”她说。

一条预定的路径？

研究人员还研究了每个产业的规模与人口规模的关系。这项分析让他们对一个城市的产业如何随着其人口增长而扩大有了初步的了解。

例如，他们发现以典型的城市而言，当人口增加一倍时，房地产业规模会增加一倍多，平均增长值为117%。其他产业则似乎增长较慢。例如，以同样的人口翻番为例，制造业平均只增长92%。

这些数字可以作为一般城市预期产业增长幅度的参考基准。

然而，如果研究团队考察个别城市随着时间的增长情况，这些趋势依然成立吗？产业的扩展与基准数值的符合程度如何？

如果每个产业都密切遵循基准数值，那就意味着城市的增长具有高度可预期性并受到限制。然而，如果根据城市的不同而某些产业偏离了基准数值，政策制定者或许反倒有更多的余地来左右这些产业的发展轨迹。

为了深入调查，尹惠珍和同事还追踪了上述350个城市在16年研究期间产业就业随着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对于每个产业，他们确定了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其产业增长与其预期基准增长率之间的接近程度。

根据该分析，团队为每个产业分配了一个称为“总结分数”的数字。分数越高，产业和预计增长率的符合程度也越高。

教育、零售、建筑和公用事业的总结分数较高，从0.90到0.79不等，这意味着它们倾向于遵循着一条可预期的路径；但其他产业，比如采矿业和农业，分数分别只有0.06和0.28，意味着各城市之间差异甚大，与城市规模相关性甚小。部分原因或许在于这类产业更多是由当地的天然资源和环境因素所驱动。

金融业和包含科技公司在内的信息业的总结分数不高，分别是0.50和0.58。因此尹惠珍认为，这些产业或许会受到政策或是其他特殊因素的影响。

回旋余地

该分析显示，城市似乎确实遵循着一个普遍的发展历程，对于产业如何随着时间发展至少有若干可预期性。

“有某种轨迹可循。”尹惠珍说道。“不过，这条路径并不清楚明确。”路径宽窄可能因个别产业而异。总结分数高的产业，例如教育和零售，不会偏离标准太多；但总结分数不高的产业，例如金融和信息，则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这个发现是否与“城市需要通过一定人口门槛才能建立强大科技企业”的想法相吻合？尹惠珍解释道，即使这些公司受人口增长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少，但其扩张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城市的人口。

“可供回旋的空间有限。”她说。“它们仍然受到自然增长的约束。”（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