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啖狗肉不戏熊
写下这个题目前四个字时，我实际上是很没有底气的，因为虽然我不吃狗肉，但我依然是个肉食主义者，我吃牛排吃烤鸡吃猪肉炖粉条，所以要理直气壮地喊出“不啖狗肉”似乎存在着道德困境，因为我无法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对吃狗肉的人指指点点。
其实香港早在1950年的时候便立法禁吃狗肉，当然那个时候的香港还算是港英管辖，有这么一条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立法并不奇怪。然而双重标准显然是不适用的，而对于广泛有吃狗肉文化传统的东亚及东南亚国家来说这难免被看作是缺乏宽容的文化沙文主义。文化的宽容是一种尊重。我还记得读中学的时候，学校门口有家清真拉面馆，有个捣蛋学生非得大摇大摆地晃进餐馆里点名要猪肉拉面，结果是他被两名亮着菜刀的伙计追出餐馆落荒而逃。一些广泛接受的食物对于某些文化来说也可能是禁忌，反之亦然。
要说欧洲人完全不吃狗肉也不是那么一回事。维京人因为小冰期而发生饥荒的时候，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对狗肉下手；普法战争的时候，巴黎人不仅没放过宠物猫狗，连动物园的动物也不能幸免。倒是瑞士政府有意思，1996年动物保护组织抗议瑞士东部的吃狗肉风俗，瑞士政府驳回了请愿，理由是“政府无权监管公民的饮食习惯”。
写到这里，我仔细地想了一想，和瑞士政府一样，别人吃不吃狗肉我大概是管不着的，但我是断然无法入口的。我家的狗也曾是流浪狗，我带她回家，她陪伴了我走过最值得纪念的五年，那几乎是我跌宕起伏青春的全部。就算很多年之后，我也仍然会记得她离开我的那个下午。临手术前我揉着她的巴掌脸和她说很快就能回家，她坐在洒满阳光的屋里歪着头仿佛听懂了一般对我笑。我抱着再也没醒来的她在医院的走廊里坐了一下午，另外一个素昧平生的狗主人陪着我一起掉眼泪。这种伤心，大概只有养过动物的人才有切肤之痛。
自此之后，我家狗的名字成了我的笔名。每次在路上看到狗，有主人的没主人的，我都忍不住想起瑷玛，想起她冬天为我暖脚，想起我伤心时她为我舔掉眼泪，想起我每次出门她都会绝食一天，这让我如何能将她变成我盘子里的一堆肉？
关于吃肉这件事，最让我颤抖的一次经验大概是看纪录片《食品公司》，这部纪录片差点让我变成素食主义者。那些被强迫吃便宜玉米饲料的肉牛因为无法消化不得不在胃部开洞定期清洗，而那些喂食了大量抗生素催化剂的鸡终其一生都无法走出棚屋看到阳光。纪录片的最后出现了一些小型的生态养殖农场，在这些农场里，虽然肉牛肉鸡最终逃脱不了屠宰的命运，但在躺上餐桌之前，它们至少在阳光山谷中快乐地奔跑过。
我的定力很差，所以我最终还是没有被改造成纯粹的素食主义者，但自此之后我坚定地反对虐待与虐杀。吃不吃是民众自觉选择的权利，但虐待与虐杀就已经是人性道德的问题了。自以为是万物之上的高级灵长类动物便可以为了一己私利而肆意地去操纵其他生命的进程吗？
天涯社区上有一个叫《二十年穿铁衣取胆，母熊含泪杀子并自杀》的帖子，置顶了很久，盖了很高的一座楼，我只看了一页便再也没有勇气翻页。这里无需讨论熊对于人类的排他性药物价值，虽然支持者会反复强调熊胆身为中国传统中药四大动物药材之首的重要与珍贵，但实际上不管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中医学都证明熊胆并不是非用不可的。
果壳网的“谣言粉碎机”关于熊胆的文章也说，熊胆的主要成分去氧胆酸可以通过工业合成得到，而人工合成熊胆杂质少有效成分确定，效果甚至比熊胆更好；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中国药膳研究常务学术部部长刘正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现有的甚至寻常的中草药材就可以替代熊胆功效。比如清热解毒，野菊花、金银花的功效反而比熊胆好；另一方面熊胆清肝明目的功效也逊于龙胆草、栀子。”《黄帝内经》、《伤寒论》中没有一味药方提到过熊胆，这本身也着实说明了很多问题。
任何动物都有感情交流，只是我们不明白罢了，这是一个多么浅显的道理，如果我们不懂外语，我们也不会明白说着另一种语言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同理，也只是我们不懂狗语、熊语罢了，又怎能否定它们作为生物存在的感情呢？否则，被取胆的母熊也不必自杀了。
金钱不能成为衡量人类行为的准尺，难道为了钱，人便可以毫无节制地去挑战底线吗？要求调查亚洲动物基金的财务透明度不过是乾坤大挪移，财务有问题也不能论证虐待动物的合法性。尊重动物的生命权应该是普世价值，突破这一尺度的一意孤行，伤害的不仅仅是企业的形象，能不能上市是小事，让有心之人进而质疑中医罔顾生命，毁了中医药整体行业的未来才让人心痛。
也就不屑提那种啼笑皆非的“反对我即反对中医反对国家”的妄语了，我们行走的车轮已经碾过了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但我们生活的时代，却仍未超脱残忍与偏执。吃狗肉取熊胆不会让人成为英雄，不吃狗肉不取熊胆也未必就会变成狗熊。
本文作者周瑷玛，财富中文网特约撰稿人，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翻译硕士，香港城市大学研究社会学，曾在大型跨国石化炼油项目担任外方协调，目前是“美食玩家”网站创业团队主要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