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之上百样米

    一夜之间，《舌尖上的中国》红了。红了自然是非多，各种争议此起彼伏，不过在我看来，它红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在这个食品丑闻争先恐后、道德底线不断突破的不安全食品环境里，这部纪录片另辟蹊径，展开了一段中国食材与人的故事，将大众的目光从单纯的食品引向深邃的文化，将人人自危的焦虑上升为民族自豪感，并且顺便宣传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还给一众老饕带来了消费的福音，成功地拉动了内需。

    我给诺邓村的黄大哥打电话，电话里传出的鼎沸人声不下于冬至杀年猪的热闹。自从《舌尖上的中国》播出之后，进村收火腿的人一下多出不少，有时候忙起来，夫妇两人甚至顾不上接电话，只得由借宿的游客代劳传话。据说节目播出之后，淘宝上诺邓火腿的销售额翻了好几倍，连价格都水涨船高，我好奇查了一下，发现有些有趣的卖家居然将宣威火腿、金华火腿的宣传语改成了“媲美诺邓火腿”，昔日的绝对主角现在也得捆绑营销了。

    这种兴致高昂的热捧，自觉或不自觉地，源自过去几十年城市发展的同质化。儿时奔跑追逐的巷子消失在平直的规划大道上，熙来攘往的农贸市场拆迁成了农改超的规模超市，农村里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城市，遗留下一片片瞭望的土地。几乎每一座城，如果遮去城市的名字，我们甚至无从分辨属于这座城的文化烙印，那个叫做“根”的东西正因为我们和土壤的分离迅速失却了养分。

    现在想来，我的童年，从一月到十二月，不同的时令都有不同的盼头。正月奶奶才会做炸虾与鸭蛋煲；清明时节吃青团，立夏有虾面；等到凤凰花开便陆续水果的狂欢季，从初夏的杨梅、芒果吃到盛夏的荔枝、龙眼，待到平和蜜柚上市的时候，正是中秋人团圆，又可以吃蟹博月饼状元；秋风渐起便开始看到番鸭的身影，等到立冬会有一碗暖暖的小汤圆。每一年，就这样充满希望地循环着。但是如今现代化生活下的人们，集约化、规模化的生产方式，或许让我们太容易获得，也便忘却了感恩土地带给我们的收成，甚至连生活的愉悦感都大为逊色。

    因为我们再也不需要去期盼，随便走进一个超市，都能够随时买到反季节蔬果、异地食品，所有的猪牛羊都争先恐后地发育着，而鸡更恨不得多长几对翅膀。我还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曾经打电话给爹妈抱怨满街的超市都是肉鸡，竟然买不到一只能够熬汤的鸡，等到我回到东八区，却发现我们的发展势头早已经赶英超美，走地鸡早就成了奢侈品。有次遇到小我许多的堂妹，她不仅不会说闽南方言，连蔬果的季节都分不清楚，甚至连一些很闽南传统的吃法都被她惊恐地归类为“火星食物”。

    或许我应该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前一阵子我发了一条叫做“芒果点酱油”的微博，实际上闽南与潮汕地区吃水果有泡盐水或者蘸酱油的传统，我的本意也只是缅怀一下儿时记忆，却引来了几万的转发和评论，呈现了一边倒的“震惊体”，更有甚者恶语相向，不亚于欧洲中世纪的裁判所，恨不得将如此“异端”除之而后快，这当中不乏新一代的闽南人。我错了？抑或他们错了？其实都不然，这是我们高速发展的社会进化——不管是传统的消逝还是新移民的习惯植入，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不管有多少负评价，仍然有许多有类似生活记忆的同乡人坚定地站住了认同与怀念的立场。

    这便是舌尖之上的百样米，是成长记忆所促生的本土情节，不论后天多少的生活迁移都无法取代，即便同质化的城市发展、趋同的生活习惯也无法抹杀的人之根本，所以湖南人走到哪里都得配辣椒，潮汕人讲究食材的鲜美，淮扬之人追求食物的精致，一杯脱胎于英国红茶的丝袜奶茶成了香港平民美食的标签，而我从英国到香港，身边总要带着一包沙爹酱。

    味觉记忆造就了百种人。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舌尖上的中国》时，一旦看到我们熟悉的那一幕，无论我们身处何方，仍然会激动、会骄傲、会怀念。做毛豆腐、晒虾膏、挖紫菜，这些熟悉而陌生的画面总是让人无比动容，而仅有的七集内容也让人意犹未尽，山东人抱怨鲁菜被忽略了，四川人不满川菜只占了几帧的画面，福建人更惨，偌大的海西只有一个霞浦露了脸。后舌尖时代，传统媒体、新兴网络上纷纷冒出了许多极具乡愁引人共鸣的地方版本。

    这种版本再造，至少证明生活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不同角落的人们，心底依然存着乡音乡情。或许以《舌尖上的中国》为契机也未可知，是时候让我们反思高速社会发展中所引发的缺位，不仅只是趋同的千城一面、严峻的食品安全，更深层的是如何去保存中华文化的复杂与多样性。

本文作者周瑷玛，财富中文网特约撰稿人，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翻译硕士，香港城市大学研究社会学，聊生活聊社会，也聊美食聊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