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辑赖新基在多年前向我灌输了“我要我的妈妈”这个概念——即使你已成年，但总是在很多时刻需要你的妈妈。

“我要我的妈妈”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有着不同的含义。举个例子，对于记者来说，在截稿日期前，在这个令人反胃、让你质疑自身职业的危机时刻，你得在所剩无几的时间里绞尽脑汁地试着拿出最终（或开始写）稿。连续好几天蓬头垢面的你，可能会突然很想妈妈。

实际上，我作为记者经历了很多次这样的时刻。而在疫情期间，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疫情之前，我的母亲和父亲（他也会发挥他的作用！）会定期帮我们看孩子，在美国，这类祖父母占到了22%（该数字来自于Pew Research Center 2014年的一项研究，而且我认为这个数字自那之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在疫情发生之前，我的父母会定期从学校和托儿所接三个孩子。

如今，出于谨慎的角度，他们不仅不用照看其孙子，甚至连看都看不到，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年人在新冠疫情期间面临更高风险。

这个情况让我们所有人都十分痛苦。更痛苦的是，我们并不知道这场疫情何时才能彻底结束。疫情也让我意识到我多么依赖父母帮助看孩子，以及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教育孩子有多难。我的祖父母也为我的母亲提供了同样的帮助，尤其是在她未结婚之前，那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干着全职工作。在成长过程中，我几乎每周末都待在祖父母家，它是我的第二个家。我也一直都希望我的孩子同样亲近祖父母。

其实，祖父母帮助照看孩子，不仅仅对于家庭具有意义。因为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工作起来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他们在为国家的经济提供免费但无价的服务。

我知道我很幸运。我有一份可以远程上班的工作。我住的地方离我父母住处开车仅有10分钟的距离，他们充满活力、身体健康，而且在我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哪怕现在我们只能通过Zoom和FaceTime（目前我们的沟通模式）沟通。

但我十分想念那段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并拜访他们的时光。当我那还不会走路的孩子不愿午睡而我还在赶文章的时候，我便可以把孩子放在父母那，给他们一个拥抱。是的，我知道我很幸运。我也意识到虽然自己已经40岁了，但我依然想要我的妈妈。（财富中文网）

译者：梁宇

审校：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