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对黄光裕予以假释。在几次传言之后，黄光裕出狱的消息终于被坐实。这个曾三度登顶中国富豪榜的商业奇才，在出狱消息未经官方核实的情况下，就已带来公众效应——“黄光裕概念股”迎来集体飙升，市场对他的信心仍在。

即使领导者不在国美十余年，国美仍在，这在中国，也算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其实，国美在黄光裕出狱前，就已经开始布局。2020年以来，国美先后与拼多多、京东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可以看出国美向社交电商和互联网电商进军的战略。

往前回溯十二年，国美，曾是中国最大的家电连锁帝国，但是2019年的营收几乎只有京东的十分之一，也被老对手苏宁远远抛在后面。这不禁让人唏嘘，如果黄光裕没有错过这个时代，他、国美、乃至中国的家电零售、房地产，甚至资本市场，是不是另一番格局？

现实的世界从来没有“如果”，黄光裕不是中国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入狱的富豪和民营企业家。前有1998年中国首富郭建新、原南德集团总裁牟其中，后有“中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中国高科）董事长”张海、2003年《福布斯》内地富豪榜的周益明……这后面还可以列上长长的名字。当然，富豪和民营企业家，并没有法律上的特权，如果犯法，本应当与庶民同罪。

问题是，当中国富豪榜上的富豪屡屡入狱，成为一种现象时，就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反思。

中国，是一个只有短短四十年多年商业历史的传统农业国，我们对商业的认识，规则的建立，乃至对民营企业家的尊重，都还在路上。当然，我们也取得了很多的进步，尤其是这几年，中央和最高司法机关一再发文，保护民营企业家。但是，一再提“保护”，本身就说明了他（她）们遭遇了不公平对待，也说明这个问题还未得到有效解决。如何把这种精神落地，如何转变社会观念，似乎还是一个未解的难题。

回到2008年5月1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判处黄光裕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6亿元，没收个人财产2亿元。

非法经营罪，涉及的是2007年，黄光裕通过地下钱庄向香港转移8亿元人民币现金，偿还赌债。毫无疑问，这一行为明显违背国家外汇管制制度，构成行政违法。

但是，以人民币偿还港币的赌债，明显不是一种经营行为，也没有从中谋利，将其定性为非法经营罪，有失妥当。这其中反映出法官明显的入罪倾向，当一种行为具有违法性，但做行政处罚完全可以罚当其罪时，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在这类备受社会关注的案件中，判决反映的可能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司法乃至社会的一种偏见。所以，困境有时候不是来自法律，而是我们如何执行法律。决定我们向左走或向右转的，是观念中对民营企业家的看法，或歧视。

在对单位行贿罪的辩护中，辩护意见指出，黄光裕等人给付相关人员的钱款，是鹏房公司涉嫌犯罪调查和国美涉税举报调查过程中，向对方提出保密调查、尽快结案的请求。是因为调查“影响了国美的经营，造成银行降低对国美公司的授信额度。”“所给予款项是向执法过程中注意执法方式，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有关人员表示感谢”。

短短几句话，揭示的则是民营企业涉案调查中，面临的残酷现实：没有必要地对企业家实施强制措施、超额查封扣押、漫长的侦查、审判……企业只要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就仿佛被贴上了“犯罪”的标签，银行、供应商、合作伙伴都可能绝仁弃义，甚至落井下石。

最后，也许等不到最后，企业就被拖死了。

企业家犯罪，与杀人、防火、抢劫等传统刑事犯罪不同，他（她）们一般是通过违反国家行政法规的手段，追逐经济利益，他（她）们对社会生活秩序一般没有现实的危险性，那么，对企业家的审前羁押就是完全不必要的。

另一方面，资金，是一个企业的血脉，超额的查封扣押、银行提前催收断贷，将引来系列的连锁反应，无异于切断企业的生路；一再延长的办案期限，不仅加重了企业的资金压力，更是向企业和社会传递了负面、悲观的信号，能扛过去的企业寥寥可数。

这些问题并不是没有解决方案，很简单，只要严格依法办案就好：犯罪嫌疑人，只有具备阻扰调查、实施新犯罪、危害社会的现实危险时，才需要逮捕。

绝大部分企业家犯罪没有必要羁押，羁押应当作为一种例外，而非常规措施；强制措施严格限制在与案件相关的财产范围内，严格遵守办案期限，是法律对司法机关办案的基本要求，但在实践中却普遍得不到遵守，原因在于违法没有成本。

当谁都不用对违法后果承担责任时，法律就是没有牙齿的文字，苍白而无力。

由此还有要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很少看到国企遭遇如此窘境？这背后的答案不言自明，而才是症结所在。

我们从判决书所认定的2007-2008年，黄光裕在中关村上市公司与鹏泰公司进行资产置换、股权重组事项中，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巨额交易获利的事实，也可以看出黄光裕个人法律意识的淡薄。

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很不完善，对内幕交易行为缺乏有效的规制，大众对这一行为还未建立普遍的红线意识，黄光裕也不例外。当然，这并不是理由，违法就应处罚。

但是我们不应太过倚重刑罚，毕竟它是一把双刃剑，一个企业家入狱，可能摧毁一个企业，社会就可能减少相应的就业机会和税收，这无异于“杀鸡取卵”。我们应当适当考虑替代方案，或者多管齐下。

内幕交易的本质是利用信息优势获利，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破坏了市场的透明、公正。从民事侵权的角度切入，鼓励中小投资者通过集团诉讼挽回损失，不仅能够唤醒中小投资者的维权意识，以私权限制信息的滥用，更是一种代价更小，范围更大的市场教育课。

“名轻则易犯，实重则伤民”，如何在惩罚和保护之间，把握平衡，不仅是司法的艺术，更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马克思说：“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从来就没有成功过。”

还在发展中的中国民营企业，就像是市场中的一个熊孩子，我们要帮它定规矩，在它不遵守规矩时，惩罚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动辄就绑住手脚，这不仅阻碍它的成长，也让社会失去了活力和未来。

在判决书披露的内幕交易事实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黄光裕作为涉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中拥有的绝对权威和权力，动辄上亿的资金出入，几乎不受任何掣肘。

这也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普遍现象，即使形式上具备完善的公司治理架构，实际上的运行还是老板一人说了算。

但是，权力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尤其是这些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家们，都有鲜明的个性，牟其中的“异想天开”、兰世立的“剑走偏锋”、黄光裕的“乱拳打死老师傅”……与常人相比，他们更不喜陈规、敢于突破。

但是，这在成就一番事业的同时，也容易将他们置于法律的险境。中国民营企业家如何摆脱个人英雄主义情结，把自己放在社会、法律、公司治理框架内思考和行动，不仅是个人的功课，也是全社会的责任。

时间再回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看了“傻子瓜子”的问题报告后，只批了六个字“放一放，看一看”。正是这六个字，放下了成见，让中国民营企业在绝境中萌芽，才有几十年后，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的蓬勃生机。

这种大智慧，在今天，仍值得我们细思慢品。如果黄光裕可以像“傻子瓜子”一样从未离场，未尝不是我们所有人的幸运。（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