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下午，我与李振国在他的办公室见面。这个房间宽敞、甚至空旷，里面只有最常规的办公家具：写字桌、电脑椅、长条沙发和一张茶几。

这次会面原本在今年2月就要进行，因为不可抗拒因素，从春天拖到夏天，一直推迟了三个多月，于是我被一种强烈的与时间有关的紧迫感裹挟着，都没有来得及多观察一下这间办公室里的其他细节，看是否能发现一些与公司和李振国本人有关的装饰品或纪念物。毕竟，他是中国光伏产业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在2000年创建的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单晶硅光伏企业。

李振国看起来并没有区分“宾主”座次的偏好，这与他的下属在之前向我描述的“随和”性格相符。我们在那张毫无个性的黑色皮革质地长条沙发上随意坐下，开始谈论他与他的公司。

他表现出一种恰到好处的亲切感，既有分寸，又不刻意。这让我们持续了90分钟的谈话从一开始就很放松，尽管有那么几个时刻，他回答我的问题时字斟句酌。

4月底，隆基股份发布2019年年报及2020年一季度季报。这对我来说是个意外收获，我能以此安慰自己100天的漫长拖延并非毫无意义，我们的交谈正好可以从报告中那些令人振奋的数字开始：与上一年相比，隆基股份2019年盈利翻倍；2020年一季度，利润也呈现高增长。

李振国对这些数字表现冷静，语速也没有变化，像是解释，更像是澄清。他强调2019年净利润实现超过100%增长的直接原因，是用来作比较的2018年净利润，因为受到当年“531”光伏新政的影响而偏低。

2018年5月31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与能源局联合下发《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叫停2018年普通光伏电站指标、严控分布式光伏规模，并将新投运项目上网电价统一降低0.05元/千瓦时，同时要逐步降低项目补贴强度，以“使企业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这个当日下发当日生效的通知，没有设置任何缓冲期，这让已经有十多年高速发展期的中国光伏产业遇到了一次不大但是也不小的危机，包括隆基在内的国内光伏重点企业的股价应声而落，生产销售受到影响，进而全年利润普遍下滑。“2018年隆基的利润比2017年少了10亿元。”李振国说。

所幸政策进行了适时调整，光伏市场也逐渐回暖，2019年隆基净利润50多亿元，与2018年的25亿元相比，实现“翻一番”，但李振国还是说，2017年是35亿元，把三年放在一起，再把“531”的影响排除在外，“按照年化，我们只是保持着百分之二十多的稳步增长。”基于类似的理由，他评价2020年一季度的同比高增长，也是因为“基数偏低”。

他的解释非常像中国本土教育中典型的优等生，当别人夸奖他成绩好时，绝不会主动承认自己很优秀，而是会将原因归结到“客观因素过于友好”身上。

就连李振国自己也承认，2020年一季度的高增长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例如隆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产业布局，其中云南二期项目刚好在今年一季度投入运营，这使得“数量上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增长”。隆基在中国境内的工厂除了大本营西安之外，还分布在宁夏、江苏和云南的许多地方。

去年9月，我曾经访问过隆基在云南楚雄禄丰县的硅片工厂，整座县城因为隆基的工厂而变得有活力，当地修建的多层住宅的主要购买者，也是隆基工厂的管理人员。工厂大门外的商店，会在隆基的工人发薪水之后的许多天里，生意兴隆。

那天，在生产线的尾端，管理人员告诉我，工人正在打包的硅片，价格最初是90元一片，现在只是每片3元。这不是价格战的伎俩，而是因为成本下降导致的价格下降，随后因为价格的下降，而赢得市场。在这一逻辑下，成本下降带来的盈利空间与光伏市场从2018年第四季度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连续6个季度的价格稳定，结合在一起正好“被我们享受到了”，李振国说。

2020年第一季度，也是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但隆基的生产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这是因为在春节之前，当国家还未采取针对疫情的最严厉管控措施时，李振国就已经提前开始准备应对未知的风险，这些措施包括出于安全考虑，劝说来自防疫重点地区的员工不要返回原籍过春节。这一做法是有效的，并且意外地产生了另一重后果：隆基的生产线在春节期间基本保持了相对满产状态。甚至在2月中旬，中国开始逐步重启经济时，隆基还能派出自己的员工，去支援因为限制人员流动而无法恢复生产的配套企业。

如果有人评价这是“运气”，李振国一定不会认同，因为他经历过真正的运气。

2000年隆基成立之后，业务一直开展得很顺利，顺利到2002年下半年李振国“自信心膨胀”，即便管理团队还没有成型，即便自己的组织能力和资源把控能力也几乎是白纸，但他还是连续安排了好几个项目。

“无一例外，这些项目最后都是失败的。”李振国说，“但是失败没有带来后果，原因是‘运气’。”

他向我讲了一件往事，发生在17年前。

2003年，隆基向乌克兰的一家客户出口了两个货柜的多晶棒，“一个货柜7吨，两个货柜一共14吨。”除了重量，李振国对价格也记得清清楚楚—15美元一公斤。“我们当时业务很便宜，这些多晶棒从2007年到2008年，价格就涨到了400美元。”他说。

两个货柜总货值200万美元，在2003年对隆基来说是一笔大生意。运到乌克兰之后，因为一些技术性原因，对方要求退货。隆基当时海外报关和运输的经验不足，就一直折腾到2004年5月，才把这两个货柜运回到国内港口。

“结果在港口连包装都还没有拆，就被另一家国内光伏企业以三倍的价格用600万美元买走了。”李振国说。

这件事尽管看上去结果非常正面，但李振国知道这完全凭借“运气”，而“运气”不可能时时都在自己这一边。他开始反思，结论是“做企业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因为这意味着正确的决定会被很快执行；同样地，错误的决定也会被很快执行。“可能做了99件正确的事情，但是有一件错误的事情，这个企业就完蛋了。”他说。

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极端情况发生，李振国加快速度解决“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他的大学校友和朋友钟宝申，于2006年出任隆基董事长，让他松了一口气。

1986年9月，李振国和钟宝申在甘肃省第一次见面，之后的四年中，他们作为兰州大学的学生成为朋友。兰州大学曾经是中国西北地区唯一一所综合性重点大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这里聚集着由中国内地许多著名高校来支援边疆建设的知名教授和教育家。许多年后，李振国将自己创办的公司命名为“隆基”，就是为了纪念兰州大学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校长江隆基。

钟宝申之后，又有更多人加入隆基，“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是比较完善的、大家在一起集体讨论、分析问题、最后做决策的机制，这么多年我们也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李振国说。

李振国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习惯用“我们”自称，他几乎没有用到“我”字，他甚至委婉地向我表达之前我针对他个人的问题有点多。

这是从“集体主义”中走过的一代人共有的特征，他们不习惯让自己成为焦点，除非是为了其所属群体的利益。

在隆基管理者、光伏业者之外，李振国还是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上重要的一个群体“92派”的一员。1992年初那次“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巡视和系列讲话过后，一大批带着智慧和勇气进入商海的创业者，被称为“92派”。

李振国从1992年开始创业，2000年创建隆基，他以不同的标准把自己的经历划分了“阶段”，不论怎么划分，2006年都是一个重要节点。

2006年，除了李振国摆脱“一个人说了算”的风险之外，隆基也确定了之后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路线。光伏行业历来存在“路线之争”，不同的企业有各自的利益选择，与薄膜对立的晶硅路线中，又分成单晶与多晶两派，二者的区别在于成本和对太阳能的转化率。简单来说就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单晶硅成本高，转化率高；多晶硅成本低，转化率低。

2006年之前，隆基也一直在做单晶硅，这是“专业惯性”使然，因为李振国在大学里学的就是单晶，毕业分配到西安的工厂，也是“守着”单晶炉，创业之后，自然而然地沿着“单晶路线”向前走，“因为我只懂单晶。”他说。

当2004年德国修订《可再生能源法》后，光伏行业迎来一个爆发点的时候，隆基必须脱离“懂什么就做什么”的本能性路线选择，对未来的发展路径进行科学和可持续的规划。

“2006年我们确实做了很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对这个行业的服务实质、对今后技术路线的发展路径，以及对不同的技术路线，进行研判，最后得出的结论。”

李振国对我说，这一次与在这之后隆基的历次重大决策一样，遵循着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性”和“立足未来”。

第一性是要坚持事物的本质，立足未来则解决事物的发展问题。“光伏产品的本质就是度电成本，对今后降低度电成本做出贡献就是技术发展方向。”李振国解释。

依据这两个原则，因为“单晶硅”是度电成本最低的技术路线，隆基决定坚守单晶硅阵营，尽管当时行业内多晶硅大行其道。

在当时的市场中，单晶硅并不占明显优势。李振国必须解决未来如何参与竞争的问题，“我们当时有一个很基础的假设，凡是人可以造出的东西，短缺一定是阶段性的，过剩才是常态。将来这个行业一定是一个充分并且完全的竞争格局。”李振国说。

从2011年起，隆基在规模上成为全球最大的单晶硅片制造企业，与竞争对手的差距也已经拉开。但在2013年，隆基又面临新的问题：从度电成本的角度看，单晶已经开始显现优势；但从市场份额的角度上来说，单晶却是在逐年下降。

“如果不做些什么的话，我们可能会被边缘化掉。”李振国担心。

隆基的业务链开始向下游延展。尽管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让行业认识到单晶是好的技术路线，“我至少要做个示范。”李振国说。

这个示范的结果是，隆基在下游也迅速发展，硅片、组件再到持有光伏电站。2014年到2019年，隆基股份的硅片产能由3GW扩至42GW，增长13倍；组件产能由0.2GW扩张至14GW，增长近70倍。2019年的年报中提到，预计到2020年年底，隆基的单晶硅片年产能将达75GW以上，单晶组件产能达到30GW以上。尽管隆基的历次“扩产”都被外界视为“激进”，但李振国坚持认为自己始终保持着“谨慎与保守”，只不过有时候，“谨慎与保守”隐藏在表面的“激进”背后。

和“谨慎与保守”隐藏在一起的，还有逐渐形成的协调与管控能力。不过从2015年起，隆基董事会已经“禁止”李振国对外讲述这些重要能力是如何具备的。因为在2015年时，隆基在行业内已经是成功的公司，“有些东西是我们通过很多教训得来的，大家认为至少在这个阶段还不能让对手也那么清晰地了解到。”李振国说这话时，有点不好意思。

被对手了解，并不真正对李振国构成压力，现在他的危机感还是来自对自己的更高期待。2019年年底，隆基大约有3万多员工，在2020年的规模扩充计划完成后，员工人数会接近6万，其中包括越南和马来西亚的总共1万名海外员工。“站在我这个角度，比较在意的就是这6万人，将来饭碗能端得更稳、更长久。”李振国说。

为6万人负责，这是显而易见的压力，同时也很有抑制不住的荣誉感，“我们和我们的同行，通过这些年的努力，让光伏越来越有竞争力，这让我很自豪。”他说。

当我问他“你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时，李振国回答：“是传统能源。”他仍旧表情冷静，语速没有变化，像是解释，也像澄清。

【李振国：Q & A】

《财富》（中文版）: 无论是解决“一个人说了算”，还是坚持走单晶路线，过去20年依靠一个又一个“对的决定”使隆基成为行业领先者，你如何保持这一领先地位？

李振国：未来肯定会面临更多挑战、更多竞争、更多选择，也要做更多决定。在做这些新的决定或者应对新的挑战时，会有点紧张，或者说是会有点隐隐的担心。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也是在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也许在“这个阶段”里，我们这么想这么做，可能成功了，占了一些先机，但是也许将来还会出现有人的想法和做法比我们更先进。

也许我们到时候就会“落后”了，我觉得很正常，当然我们会努力保持住领先地位。我们还是有学习的心态，坚持第一性原则和立足未来进行判断的原则，同时也尽量不要形成路径依赖。另外还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万一有一件事情错了，就赶紧纠正。这样可能会走得更远一些。但是不能排除有另外一群人可能比我们更厉害、更聪明。要避免路径依赖，其实就要有新的路径。

《财富》（中文版）: 如果有一件事会影响隆基的发展，或者说有可能对隆基的发展造成困扰，你认为会是什么事？

李振国：如果是从“短期的影响”这个概念上看，我觉得是全球包括中国的能源格局比较复杂，我们希望的是支持光伏的发展，我们担心的是政策未来对光伏有没有限制。如果有限制，就可能会形成短期的影响。但是我认为从长远上看，并不能影响隆基的发展步伐。对每个人或者对人类来讲，总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政策上可能会有短时间的我们认为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东西出来，但是我觉得未来一定会被纠正。我们对短期有所担忧，对中长期保持乐观。

从另一重概念上来看，就是未来会不会有新的超出我们现有认知的黑科技出现。虽然我们一天到晚花了很大的精力在研究光伏，但保不准会有一些超出我们认知范围的黑科技出来，从技术上颠覆现在我们做的事情，这一点我们不知道。如果这样的黑科技有一天真出现的话，我们会对这种事情保持敏感。（财富中文网）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ONGi Green Energy Tech-nology Co., Ltd.)

营业收入：328.97亿元（2019年）

总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

《财富》中国500强排名：第300位

公司简介：成立于2000年的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太阳能科技公司。隆基股份正走在—条从产品创新改变行业到技术创新改变世界能源格局的创变之路上。从光伏材料、光伏发电设备到太阳能电站系统，为光伏发电事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