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演讲的关键：Me，还是 We

1970年代，美国正经历低经济增长、高通货膨胀、高利率和高失业率的痛苦。而里根在这里押上了一个最大“赌注”——他赌定所有人内心不会囿于小我，相信他们最终更关心的是社会，是外部世界对于自己国家的态度，而非个人境遇；是We，而不是Me。他用“三个递进”构造出了他既简单又深刻的演讲：

首先，他问了一个问题：相比四年前，你对今天满意吗？

“你买东西更容易了吗? ”他问道。这是里根埋下的伏笔，与所有被经济滞涨折磨的普通人形成了共鸣。

第二层铺垫：“今天的失业率变高、还是变低了？”里根没有急着引用枯燥的数字（当时的失业率高达7.5%），而是用语言制造了一个画面——“如果所有失业的人站成一列，可以从纽约排到洛杉矶。”此时，同理心开始被带入，听众想到的不再是自己，而是无数可能和自己一样的人。

最后一层递进，也是最关键的陈述：“美国是否在全球更受尊重了？你觉得更安全了吗？”

最后这个有关“安全感”的问题看似面向个人，其实在当时有一个国家政治背景，其中一个标志就是 “伊朗人质危机”事件。

我们可以通过电影《逃离德黑兰》回顾这个历史片段。在当时，这是一个大格局的问题，让美国人意识到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失败，彻底击中了美国人的集体痛点，赢下44个州的共识由此产生。

作为对比，卡特单调重复着大国责任，属于他的三分钟演讲相比之下黯淡无光。里根却从个人情感开始，通过激发人们的同理心，最终赢得了所有人的支持，不仅成为了总统，还激发了所有人共同的爱国热情，为他未来施展经济和外交政策赢得了空间。

个体的富有，无法阻挡对社会的忧虑

《财富》主编黎克腾最近提到了这段历史，他认为这个“We vs Me”的逻辑在特朗普与拜登的选战中也得到了延续。黎克腾指出当前的几次调查都显示“在特朗普任期，认为自己个人财务状况变好的人要更多”。

然而，在 “对经济的信心”、“美国现状”、“对总统的满意度”三个方面，大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却很低，形成了倒挂。

盖洛普的一位专家甚至指出“我们所有的研究从来都无法证明：个人财务状况与个人投票选择之间存在联系”。

这是因为我们同理心的存在，会阻止我们只关注自己。在潜意识里，我们始终关心着更大的社会和世界。

价值观到价值主张——巨大的跨越

作为媒体，我们可能要更进一步：为这种潜意识提供出口。让所有人的价值观变成一种价值主张。今年2月14日，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财富》的中文团队在远程办公的情况下，第一次推出了一个与传统媒体逻辑略微不同的产品。这个移动App基于一个简单的想法：要把商业评论的权力，还给每一个用户。

时至今日，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只能听由几个分析师谈论所有的商业问题，让寥寥可数的几位意见领袖随意点评着所有的中国公司，对与错永远要等待一两家传统媒体来发声——这才是真正内卷和信息茧房。

说起什么是移动支付？蚂蚁金服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蛋壳走错了哪一步？互联网该不该反垄断？双十一还能火多久？滴滴到底怎么了？小米的竞争力在哪里？他们庞大的用户群体才知道真相。他们的评论才包含真正的商业洞察。

在市场经济中，真正的创造奇迹的既是群体，也是其中的每一位个体。互联网公司崛起的秘密就是在产品和用户之间建立了高速的相互反馈和迭代。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在思想层面也形成这种互联网式的迭代，而不仅仅是停留于传统媒体中心化的、单向的、单一的观点传递。

经过大半年的发展，你已经可以在几乎所有的应用商店找到我们。

期待你和我们一样，不要因观点不同而羞愧，不要因人微言轻而怯懦，加入我们，借助我们的集体智慧来读懂每一个商业难题。

互联网平台都说自己技术中性，从而尽量推掉内容端的责任。我们希望自己尽量不要中性，为所有有思想、擅表达、不失三观的人背书，一起形成我们的价值主张。谁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容易感到单一无聊的时代，找到“财富Plus”，表达自己对商业世界的关心，让视角不再单一，好观点不再稀缺，这几乎是我们能做到的最简单的事了。（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