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和家长在不断思考和质疑新冠疫情时代，大学经历有什么价值时，针对“间隔年”的讨论铺天盖地地出现了。不出所料，成千上万的美国大学生在本学年都选择过一个间隔年。

在这个艰难时刻，能从一年的思考中受益的不只有善于反省的年轻人。

2019年，我50岁的时候，我开始了我的中年间隔年。我前往了世界上最不可能去的一个地方，那就是距离非洲东南海岸1500英里的一座偏远印度洋小岛。

历经30年的企业生涯，我进入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星巴克和全美航空公司的领导层，但如今我意识到，是时候放弃这种野心勃勃的生活了，该开始为自己的灵魂重新注入力量。于是，我和家人把房子卖掉，收拾行囊，搬到了毛里求斯。在那里，我担任了非洲领导大学的驻校执行官和首席通讯官。

在那里，我被非洲领导大学的攻艰计划深深吸引了，该计划旨在培养新一代具有企业家精神和道德情操的非洲领导者。这个学校在毛里求斯和卢旺达均设有校区，为了推进该计划，学校让代表非洲40多个国家的学生接受挑战，宣告自己的使命，而非自己的专业，以此发掘自己的目标并迎接巨大的社会挑战。学生们与教职工共同打造一条学习之路，以此来激励个人目标的达成。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何《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将非洲领导大学描述为地球上“正在创造历史”的四个地方之一。

在中年间隔年期间，我生活在这个充满创新的环境中，领悟了三个道理。

做困难的事情

1961年，约翰·肯尼迪曾宣称：“我们选择在这十年里登月，并且做了许多其他事情，不是因为它们很容易，而是因为它们很困难。”在非洲领导大学，我们很乐于这么说，解决非洲的头等难题促使我们去做艰苦的事情。就我而言，我便受到鼓舞，做了既疯狂又困难的事情，比如卖掉我们的房子，从绿树成荫的芝加哥北岸郊区搬到一万英里之外，到一个遥远的非洲岛屿的碧绿色北岸。现在是时候停止思考假设性的问题，而应开始问自己为什么的问题了，这可能比我们人生中其它任何时刻都重要。

寻找思考空间

我们身处海量的新闻、信息和喧闹之中，但他们并未能给我们的大脑提供庇护之所，让我们的大脑做想做的事：思考。因此，我们要多散步，乘火车时选择静音车厢，坐飞机时不看电影，或者租一个僻静的小屋住上一周（有可能的话，搬到一个遥远的岛屿住上一年）。正如我女儿在隔离的第三个月让我想起的那样，一只愚蠢而年迈的熊曾充满智慧地说到：“无所事事往往能带来最好的结果。”

倘若事事忧虑，我们将一事无成

在准备前往毛里求斯的三个月时间里，我们本有一百个理由不上那架飞机。比如，获得足够的国际医疗保险成为了一种官僚主义泥潭（令人惊讶的是，《平价医疗法案》已有的减免条件并不适用于美国居民购买国际保险）。没有什么比试图说服我十几岁的女儿，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更让我心碎了。当她每晚入睡时，都会泪流满面，这不仅是为离开自己的闺蜜而伤心不已，更是为要在遥远的岛上交新朋友而惴惴不安。

每一次新的逆风而行都本可以是我们放弃计划的正当理由。但我们从未放弃这么做的初衷，即为了尽微薄之力改变非洲这块陆地的发展轨迹，因为它能给自身以及世界都带来无限的潜力。与此同时，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纳尔逊·曼德拉曾说过：“本来能过更精彩的生活，却勉强接受现状，满足于个人的生活，这毫无激情可言。”

与新时代充满无限潜力的非洲领导者相处12个月后，我意识到是时候放弃试图向世界证明自己，而致力于改善世界了。八月份，我回到美国担任了雪城大学的公共关系学教授。在担任这个新职务时，我的职责是帮助学生找到和完成自己的任务。与此同时，我也将尽微薄之力帮助塑造下一代具有企业家精神、道德情操和重要性的领导者，这正是当今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学术讲堂与我曾四处体验过的豪华行政套房相比相去甚远，但在非洲生活的这一年时间里，某种不可思议的改变发生了。来时，我认为自己是世界所期待成为的样子；走时，我明白自己是世界需要的样子。

这难道不是任何年龄段的间隔年所应实现的东西吗？（财富中文网）

吉姆·奥尔森是雪城大学纽豪斯公共传播学院的公共关系学教授，曾经担任过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星巴克和全美航空公司的企业传播官。

译者：华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