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第二届毕业生将何去何从？
S. Mitra Kalita
2021-05-21
五位处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毕业生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从左到右：阿莉莎•索托、贝蒂•瓦伦西亚、艾哈迈德•阿拉达维、马穆努尔•布伊扬、拉莱•米热扎。图片来源：Photos courtesy of the graduates
“我们亲手建立的世界，我们甚至不想生活在其中。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
这就是米歇尔•阿布迪在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的MBA论文题目。阿布迪是我以前的一位同事，前几天她邀请我旁听了她在Zoom上的演讲。她谈到了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以及为什么所有商业行为都要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我很想知道，她的其他2021级的同学是否也有同样的沮丧感，并且怀有同样的希望。
所以，本周我决定采访几名毕业生，其中有高中毕业生，也有本科甚至硕士、博士毕业生。可以说，新冠疫情改变了很多2021届毕业生的人生轨迹，他们特别清楚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上想要的是什么。与其总结他们的想法，还不如直接听听这些职场新人对未来、对他们正在建设的新世界有什么期待。
以下采访稿有删节：
马穆努尔•布伊扬，17岁
布鲁克林科技高中
到5月21号，我就满18岁了，而且再过一个月，我就要从布鲁克林科技高中（Brooklyn Technical High school）毕业了。我每天从早上8点学到晚上11点，有时要学到凌晨1点40分。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混合式教学，这一周我可能会去学校三天，下一周就只用去两天。这种安排肯定不如全日制教学好，但至少比坐在家里强。在面对面教学中，老师能够教给你更多的东西。
我的梦想是可以上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我已经被录取了，但学费很贵，四年的学费差不多要20万美元。我已经拿到了布法罗大学（University at Buffalo）的奖学金，而且它对本州的学生有学费减免。现在我还在等拿全额奖学金的机会，不过我估计，如果在这里上大学，我每年大概只用花1万美元到1.5万美元。
所以，我决定去布法罗大学学习航空航天工程。大家都希望我能够上大学，而且我是家里第一个在美国上大学的孩子。这很有挑战，我也向表哥表姐们请教了一些关于申请大学和写论文方面的经验。
在布鲁克林科技高中，我们已经上了很多大学的课程，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有些优势的。我选择的是航空航天工程专业，所以我在高中就选修了《大学物理》（AP Physics）和《工程学原理》（Principles of Engineering），而且我学得很好。我已经获得了CTE（职业技术教育）认证。
我还喜欢玩橄榄球，已经有一些D3级别的大学向我递出了橄榄枝（译注：美国大学体育联盟有D1、D2、D3三个级别，依次减弱）。但由于我把重心都放在了工程专业上，所以我肯定不会有那么多时间。理工科专业还是需要非常刻苦的。
从小我爸爸就希望我学工程，但他也告诉过我：“做你认为对你最有利的事情。”
今年的比赛被取消了。我本来希望还可以在高中打最后一个赛拯救，所以我非常注意饮食，也努力锻炼身体，练习球技。不过教练最后还是告诉了我们这个坏消息。
现在我已经不介意这件事情了，我学会了向前看，过去的事情必须让它过去。难过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我是在孟加拉国出生的，小学一年级时来到美国。我的大多数家人都住得很近。前几天是伊斯兰教的开斋节，我们都打了疫苗，所以大家聚了聚。前一阵子，我妈妈的叔叔在孟拉加国死于新冠肺炎，我们在布鲁克林也有朋友死于新冠肺炎。
我的目标是在大学期间尽可能地多实习，我希望继续读硕士学位，我梦想能够到波音公司（Boeing）工作——这就是我的目标。总之，我想尽力帮助我所在的公司，我想要一份高薪工作养活自己和家人，未来我也想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这也是我的目标。
阿莉莎•索托，22岁
罗格斯大学
昨天是我的毕业典礼。它是在线上举行的，说实话没有那么让人激动。不过我有很多家人和朋友支持我。
我的专业是传播学，主要方向是团体和组织的领导力，辅修戏剧艺术。
新冠疫情并不会影响我的整个大学生涯。不过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对学校的印象。有些教授在疫情的过渡上做得很好，但也有一些教授只让你自己去看教科书，并没有提供太多有用的信息。这也让我看到，一场疫情，会让不同的人产生什么不同的反应。
虽然过程很艰难，但也有一些收获。我完全依靠自己完成了学业。
我每天都通勤去上课。以前我的社交活动不够多，但社交也是大学教育的目的之一。疫情期间，我们被剥夺了与别人见面的权利，这也让我意识到，我想要与更多的人建立人际关系，而且是建立更牢固的人际关系。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外向、更主动。
最近，我也在尝试多与人交际。换作以前，我可能会去招聘会上找工作，但现在，我也在尝试建立自己的人脉网络。
我是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萨尔萨舞俱乐部（Rutgers Salsa Club）的会长。萨尔萨舞是一种富有交际性的舞蹈。但疫情期间，一切都搬到了线上。在线上上舞蹈课是很难的，你必须非常有热情才可以坚持下来。但我们还是保持了10名成员。我很骄傲有这么多的人能够花时间来学习。
负责这样一个俱乐部需要很大的动力，我必须保持对俱乐部的热情。如果连我都没有了激情，都没有投入进去，还可以指望谁呢？那样的话，你就会让很多人失望。有些人每年都会回来，有些会员彼此间成了一生最好的朋友。
所以我们会经常举办“游戏之夜”、“电影之夜”这样的活动，来保持俱乐部的社交元素。大家能够在这里相互交流，分享当天的见闻。
我已经争取到了一个在IPG Mediabrands公司实习的机会，6月14日就要开始上班了。我主要负责策略工作，实习结束后会有一次很重要的讲演。如果我实习期间表现良好，客户也很满意，我说不定可以成为全职员工。
从目前看来，这份工作只能够远程进行了。现在我还不知道这种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但如果可以在线下工作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我认为面对面工作更容易学到东西，而且更容易与同事建立联系。
我们希望雇主能够通情达理、灵活变通，这八个字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人们很容易忽略企业幕后发生的事情。在过去的一年里，企业简直是被放在了显微镜下面。对毕业生来说，最重要的是可以在一家关心员工、致力于多元化和包容性、愿意为员工投资的公司工作。
艾哈迈德•阿拉达维，26岁
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
5月9日，我从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毕业了。这并非一场普通的毕业典礼，典礼的速度很快，而且大家都保持着社交距离，但这也比没有强。我在学校的学习重点是网络安全，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之前我曾经在威尔伯莱特学院（Wilbur Wright College）上过社区大学，然后才转到这里。
我6年前才来到美国。我是叙利亚人，在老家读过两年商学，由于叙利亚局势的缘故，加上我打算移民美国，我只能够一切重新开始。我的高中是在叙利亚上的，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一句英语也不会说。所以我首先上了一些英语课。社区大学是我最先去的地方。
后来，我参加了一个名叫“百万学位计划”（One Million Degrees）的非盈利组织，这个组织主要面向社区大学的学生，我还是这个组织的大使。该组织还与埃森哲（Accenture）发起了一个学徒计划。当时我还不知道埃森哲是什么，但我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机会。
所以我申请了这个项目，并且通过了面试，开始了我的旅程。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基本上可以给你带来一些优势。多数参与该项目的学生现在刚刚毕业，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找工作。三年前，我已经参加了我的学徒计划，我已经有了三年的经验，我也有了自己的计划——读硕士学位，有可能的话还要读博士。
最近，我给埃森哲公司的领导层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正是因为他们，我才能够把握工作和学业的关系。当时我还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心中有一个目标，我无论如何都想实现它。
在疫情期间，我过得很不容易。这是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而疫情给我带来了更多的责任。我父亲已经无法工作了，我妹妹也因为疫情而换了工作。我不得不多花些时间陪家人，以确保他们都没事。因为我有责任照顾他们所有人。但对我来说，更多的挑战，就是更多的动力。
作为一名外国人，我经常问自己：“我可以给这里的社区、公司和学校带来更多的价值吗？”不论我身在何处，我都想带来更多的价值，让人们认可我的工作。
我已经有了几年的工作经验，所以对我来说，毕业只是一种形式，是通往更高教育水平的一个过程。教育永远不会结束，我也永远不想在受教育的路上停下来。
拉莱•米热扎，28岁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
这一年，我感到了生存焦虑。首先，我在大学毕业后先工作了几年，然后才决定考法学院，所以我会比今年毕业的很多同学稍微年长一些。
我已经锁定了一家公司的职位。当然，我首先得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考试将在线上进行，而且会全程录像。在考试过程中，我们连水都不能够喝，也不可以上厕所。每天要考6个小时，连续考两天。
今年的感觉和去年有了很大的不同。去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我在法学院的最后一年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三年的学业生涯简直能够用疯狂来形容。
我开学的第一个月，就碰上了布雷特•卡瓦诺的听证会。研二的时候，我们的商业课程被取消了，原因是学校附近燃起了山火，离我们这里只有一英里远。接下来又遇到了政府停摆、弹劾总统、社会动荡……这几年发生了很多事情，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甚至难以理解。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父亲说：“收拾行李吧，你要离开学校六个月。”
我说：“爸爸，那太疯狂了，我看最多只要两周。”
我不想在疫情期间一个人待着，所以我回到了圣迭戈，和父母待在一起。我法学院的一半时间都靠远程上课。我的教授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有的教授会经常提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有的教授在课堂上有意对这些话题避而不谈。我也不知道哪种做法是更好的。
2017年我申请法学院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执政者的缘故，申请法学院的人数有所上升。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也希望从事一种可以影响社会变革的职业。
三年后的今天，我希望自己能够从事商务、税务和财产规划方面的工作。部分原因是我想要稳定。我不希望自己辛苦工作了一年，却被案子搞得心力交瘁。我很羡慕那些进入公职部门的同学。我想要一条更直接的路径。
我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我很喜欢我们公司的人。在求职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道德上有问题的公司。我之所以喜欢这家律所，是因为他们关心我这个人。我是要直接与人打交道的，而不仅仅是要为一家大公司工作。
我知道，这并不是我最初想要的那种可以促进社会进步的职业，但能够在一个可以让我保持内心平静的地方工作，这也很重要。学法律的学生和律师经常会有心理健康和焦虑方面的问题。在很多公司里，人们的身心健康都会因为工作而受到严重损害。
这周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将举办一场虚拟毕业典礼，周六还会有一场线下典礼。不过我不会参加线下典礼。这一年对我来说太艰难了，我没有心情开车到洛杉矶参加这次活动。我的很多同学都拿到了毕业礼服，但并不包括我。我只是很高兴自己撑过了这一年。
疫情的最后9个月，甚至比最初一切都不明朗的时候还要艰难。我不知道自己是应该远程工作，还是直接到公司的办公室去上班。
我期待能够到公司的办公室去上班。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很喜欢在家工作，打造我自己的办公空间。不过后来我意识到，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还是需要面对面交流的。
贝蒂•瓦伦西亚，50岁
查普曼大学博士
我是6岁的时候从墨西哥城移民到美国的。去年12月，我在查普曼大学阿塔拉学院（Attallah College at Chapman University）拿到了领导力研究的博士学位。我很高兴自己终于毕业了。我们将在8月举办毕业典礼。
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后，我们这个班级展现了超常的坚韧。我们始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班的故事。
我是从2015年9月开始读博的。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震惊了我们所有人。当时我已经工作了，所以我是一名年龄偏大的学生。我来自传媒背景，我很想更新自己的知识水平，特别是怎样才可以当好一位领导者。
在此期间，我也参加过竞选。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让很多有色族裔的女性感到震惊。我本人也是一名有色族裔女性。我也想在某些社会问题上做出一些改变。所以2018年，我参加了奥兰治市议会的竞选。
当时议会有两个席位开放竞选，我在8个人中得票第3位。
现在，议会席位由5席增加到7席，其中有两名拉美裔。我们所做的工作为这种改变铺平了道路。虽然我们并没有得到那个席位，但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改变。
我连高中都没有毕业。我在驾照上写了一句话：“从高中肄业到博士毕业”。我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谈论公共教育的公平问题。比如刚刚谈到的社区变革，你总能够在这些地方找到我。
现在你会叫我“瓦伦西亚博士”，那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绝对想不到会有这一天。
我白天还有一份工作要做，我是一家小型金融公司的运营副总裁，我在这家小公司工作得很开心，主要负责员工的技能和发展。虽然我不介意“培训”这个词，但我更喜欢“发展”。发展可以让我们更上一层楼。
读博也造就了今天的我。通过博士项目，我学会了“发声”的重要性。比如说，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以及疫情期间，我都通过频繁发声来推动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些边界。这也有益于我作为一位政治领袖的发展。
有了这个博士学位，我才能够谈论那些通常不方便谈起的问题，甚至是那些谈起来让人觉得不舒服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多读书。我们必须熟练掌握自己的领域，才可以进入那些本来并非属于我们的领域。
疫情改变了一切。在疫情爆发前，我们常说，我们要工作到某个年纪，然后退休，享受生活。但疫情动摇了这一切的基础，也改变了我们这种“等到合适的时候再去做”的心态。
我有几个朋友在疫情中失去了母亲和兄弟姐妹。它让我更加认识到，我必须有意识地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不能够坐等退休，然后享受生活，我可不想就这样等到65岁。我必须弄清楚，如何才可以更好地给予——而且是有意识地给予。这就是我未来几年想要的生活方式。
我有时会在一些课上当客座讲师，我经常告诉学生：“不要等到你们也50岁了，才想明白我现在想明白的事情。”（财富中文网）
译者：朴成奎
“我们亲手建立的世界，我们甚至不想生活在其中。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
这就是米歇尔•阿布迪在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的MBA论文题目。阿布迪是我以前的一位同事，前几天她邀请我旁听了她在Zoom上的演讲。她谈到了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以及为什么所有商业行为都要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我很想知道，她的其他2021级的同学是否也有同样的沮丧感，并且怀有同样的希望。
所以，本周我决定采访几名毕业生，其中有高中毕业生，也有本科甚至硕士、博士毕业生。可以说，新冠疫情改变了很多2021届毕业生的人生轨迹，他们特别清楚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上想要的是什么。与其总结他们的想法，还不如直接听听这些职场新人对未来、对他们正在建设的新世界有什么期待。
以下采访稿有删节：
马穆努尔•布伊扬，17岁
布鲁克林科技高中
到5月21号，我就满18岁了，而且再过一个月，我就要从布鲁克林科技高中（Brooklyn Technical High school）毕业了。我每天从早上8点学到晚上11点，有时要学到凌晨1点40分。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混合式教学，这一周我可能会去学校三天，下一周就只用去两天。这种安排肯定不如全日制教学好，但至少比坐在家里强。在面对面教学中，老师能够教给你更多的东西。
我的梦想是可以上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我已经被录取了，但学费很贵，四年的学费差不多要20万美元。我已经拿到了布法罗大学（University at Buffalo）的奖学金，而且它对本州的学生有学费减免。现在我还在等拿全额奖学金的机会，不过我估计，如果在这里上大学，我每年大概只用花1万美元到1.5万美元。
所以，我决定去布法罗大学学习航空航天工程。大家都希望我能够上大学，而且我是家里第一个在美国上大学的孩子。这很有挑战，我也向表哥表姐们请教了一些关于申请大学和写论文方面的经验。
在布鲁克林科技高中，我们已经上了很多大学的课程，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有些优势的。我选择的是航空航天工程专业，所以我在高中就选修了《大学物理》（AP Physics）和《工程学原理》（Principles of Engineering），而且我学得很好。我已经获得了CTE（职业技术教育）认证。
我还喜欢玩橄榄球，已经有一些D3级别的大学向我递出了橄榄枝（译注：美国大学体育联盟有D1、D2、D3三个级别，依次减弱）。但由于我把重心都放在了工程专业上，所以我肯定不会有那么多时间。理工科专业还是需要非常刻苦的。
从小我爸爸就希望我学工程，但他也告诉过我：“做你认为对你最有利的事情。”
今年的比赛被取消了。我本来希望还可以在高中打最后一个赛拯救，所以我非常注意饮食，也努力锻炼身体，练习球技。不过教练最后还是告诉了我们这个坏消息。
现在我已经不介意这件事情了，我学会了向前看，过去的事情必须让它过去。难过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我是在孟加拉国出生的，小学一年级时来到美国。我的大多数家人都住得很近。前几天是伊斯兰教的开斋节，我们都打了疫苗，所以大家聚了聚。前一阵子，我妈妈的叔叔在孟拉加国死于新冠肺炎，我们在布鲁克林也有朋友死于新冠肺炎。
我的目标是在大学期间尽可能地多实习，我希望继续读硕士学位，我梦想能够到波音公司（Boeing）工作——这就是我的目标。总之，我想尽力帮助我所在的公司，我想要一份高薪工作养活自己和家人，未来我也想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这也是我的目标。
阿莉莎•索托，22岁
罗格斯大学
昨天是我的毕业典礼。它是在线上举行的，说实话没有那么让人激动。不过我有很多家人和朋友支持我。
我的专业是传播学，主要方向是团体和组织的领导力，辅修戏剧艺术。
新冠疫情并不会影响我的整个大学生涯。不过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对学校的印象。有些教授在疫情的过渡上做得很好，但也有一些教授只让你自己去看教科书，并没有提供太多有用的信息。这也让我看到，一场疫情，会让不同的人产生什么不同的反应。
虽然过程很艰难，但也有一些收获。我完全依靠自己完成了学业。
我每天都通勤去上课。以前我的社交活动不够多，但社交也是大学教育的目的之一。疫情期间，我们被剥夺了与别人见面的权利，这也让我意识到，我想要与更多的人建立人际关系，而且是建立更牢固的人际关系。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外向、更主动。
最近，我也在尝试多与人交际。换作以前，我可能会去招聘会上找工作，但现在，我也在尝试建立自己的人脉网络。
我是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萨尔萨舞俱乐部（Rutgers Salsa Club）的会长。萨尔萨舞是一种富有交际性的舞蹈。但疫情期间，一切都搬到了线上。在线上上舞蹈课是很难的，你必须非常有热情才可以坚持下来。但我们还是保持了10名成员。我很骄傲有这么多的人能够花时间来学习。
负责这样一个俱乐部需要很大的动力，我必须保持对俱乐部的热情。如果连我都没有了激情，都没有投入进去，还可以指望谁呢？那样的话，你就会让很多人失望。有些人每年都会回来，有些会员彼此间成了一生最好的朋友。
所以我们会经常举办“游戏之夜”、“电影之夜”这样的活动，来保持俱乐部的社交元素。大家能够在这里相互交流，分享当天的见闻。
我已经争取到了一个在IPG Mediabrands公司实习的机会，6月14日就要开始上班了。我主要负责策略工作，实习结束后会有一次很重要的讲演。如果我实习期间表现良好，客户也很满意，我说不定可以成为全职员工。
从目前看来，这份工作只能够远程进行了。现在我还不知道这种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但如果可以在线下工作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我认为面对面工作更容易学到东西，而且更容易与同事建立联系。
我们希望雇主能够通情达理、灵活变通，这八个字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人们很容易忽略企业幕后发生的事情。在过去的一年里，企业简直是被放在了显微镜下面。对毕业生来说，最重要的是可以在一家关心员工、致力于多元化和包容性、愿意为员工投资的公司工作。
艾哈迈德•阿拉达维，26岁
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
5月9日，我从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毕业了。这并非一场普通的毕业典礼，典礼的速度很快，而且大家都保持着社交距离，但这也比没有强。我在学校的学习重点是网络安全，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之前我曾经在威尔伯莱特学院（Wilbur Wright College）上过社区大学，然后才转到这里。
我6年前才来到美国。我是叙利亚人，在老家读过两年商学，由于叙利亚局势的缘故，加上我打算移民美国，我只能够一切重新开始。我的高中是在叙利亚上的，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一句英语也不会说。所以我首先上了一些英语课。社区大学是我最先去的地方。
后来，我参加了一个名叫“百万学位计划”（One Million Degrees）的非盈利组织，这个组织主要面向社区大学的学生，我还是这个组织的大使。该组织还与埃森哲（Accenture）发起了一个学徒计划。当时我还不知道埃森哲是什么，但我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机会。
所以我申请了这个项目，并且通过了面试，开始了我的旅程。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基本上可以给你带来一些优势。多数参与该项目的学生现在刚刚毕业，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找工作。三年前，我已经参加了我的学徒计划，我已经有了三年的经验，我也有了自己的计划——读硕士学位，有可能的话还要读博士。
最近，我给埃森哲公司的领导层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正是因为他们，我才能够把握工作和学业的关系。当时我还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心中有一个目标，我无论如何都想实现它。
在疫情期间，我过得很不容易。这是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而疫情给我带来了更多的责任。我父亲已经无法工作了，我妹妹也因为疫情而换了工作。我不得不多花些时间陪家人，以确保他们都没事。因为我有责任照顾他们所有人。但对我来说，更多的挑战，就是更多的动力。
作为一名外国人，我经常问自己：“我可以给这里的社区、公司和学校带来更多的价值吗？”不论我身在何处，我都想带来更多的价值，让人们认可我的工作。
我已经有了几年的工作经验，所以对我来说，毕业只是一种形式，是通往更高教育水平的一个过程。教育永远不会结束，我也永远不想在受教育的路上停下来。
拉莱•米热扎，28岁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
这一年，我感到了生存焦虑。首先，我在大学毕业后先工作了几年，然后才决定考法学院，所以我会比今年毕业的很多同学稍微年长一些。
我已经锁定了一家公司的职位。当然，我首先得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考试将在线上进行，而且会全程录像。在考试过程中，我们连水都不能够喝，也不可以上厕所。每天要考6个小时，连续考两天。
今年的感觉和去年有了很大的不同。去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我在法学院的最后一年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三年的学业生涯简直能够用疯狂来形容。
我开学的第一个月，就碰上了布雷特•卡瓦诺的听证会。研二的时候，我们的商业课程被取消了，原因是学校附近燃起了山火，离我们这里只有一英里远。接下来又遇到了政府停摆、弹劾总统、社会动荡……这几年发生了很多事情，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甚至难以理解。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父亲说：“收拾行李吧，你要离开学校六个月。”
我说：“爸爸，那太疯狂了，我看最多只要两周。”
我不想在疫情期间一个人待着，所以我回到了圣迭戈，和父母待在一起。我法学院的一半时间都靠远程上课。我的教授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有的教授会经常提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有的教授在课堂上有意对这些话题避而不谈。我也不知道哪种做法是更好的。
2017年我申请法学院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执政者的缘故，申请法学院的人数有所上升。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也希望从事一种可以影响社会变革的职业。
三年后的今天，我希望自己能够从事商务、税务和财产规划方面的工作。部分原因是我想要稳定。我不希望自己辛苦工作了一年，却被案子搞得心力交瘁。我很羡慕那些进入公职部门的同学。我想要一条更直接的路径。
我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我很喜欢我们公司的人。在求职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道德上有问题的公司。我之所以喜欢这家律所，是因为他们关心我这个人。我是要直接与人打交道的，而不仅仅是要为一家大公司工作。
我知道，这并不是我最初想要的那种可以促进社会进步的职业，但能够在一个可以让我保持内心平静的地方工作，这也很重要。学法律的学生和律师经常会有心理健康和焦虑方面的问题。在很多公司里，人们的身心健康都会因为工作而受到严重损害。
这周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将举办一场虚拟毕业典礼，周六还会有一场线下典礼。不过我不会参加线下典礼。这一年对我来说太艰难了，我没有心情开车到洛杉矶参加这次活动。我的很多同学都拿到了毕业礼服，但并不包括我。我只是很高兴自己撑过了这一年。
疫情的最后9个月，甚至比最初一切都不明朗的时候还要艰难。我不知道自己是应该远程工作，还是直接到公司的办公室去上班。
我期待能够到公司的办公室去上班。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很喜欢在家工作，打造我自己的办公空间。不过后来我意识到，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还是需要面对面交流的。
贝蒂•瓦伦西亚，50岁
查普曼大学博士
我是6岁的时候从墨西哥城移民到美国的。去年12月，我在查普曼大学阿塔拉学院（Attallah College at Chapman University）拿到了领导力研究的博士学位。我很高兴自己终于毕业了。我们将在8月举办毕业典礼。
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后，我们这个班级展现了超常的坚韧。我们始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班的故事。
我是从2015年9月开始读博的。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震惊了我们所有人。当时我已经工作了，所以我是一名年龄偏大的学生。我来自传媒背景，我很想更新自己的知识水平，特别是怎样才可以当好一位领导者。
在此期间，我也参加过竞选。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让很多有色族裔的女性感到震惊。我本人也是一名有色族裔女性。我也想在某些社会问题上做出一些改变。所以2018年，我参加了奥兰治市议会的竞选。
当时议会有两个席位开放竞选，我在8个人中得票第3位。
现在，议会席位由5席增加到7席，其中有两名拉美裔。我们所做的工作为这种改变铺平了道路。虽然我们并没有得到那个席位，但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改变。
我连高中都没有毕业。我在驾照上写了一句话：“从高中肄业到博士毕业”。我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谈论公共教育的公平问题。比如刚刚谈到的社区变革，你总能够在这些地方找到我。
现在你会叫我“瓦伦西亚博士”，那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绝对想不到会有这一天。
我白天还有一份工作要做，我是一家小型金融公司的运营副总裁，我在这家小公司工作得很开心，主要负责员工的技能和发展。虽然我不介意“培训”这个词，但我更喜欢“发展”。发展可以让我们更上一层楼。
读博也造就了今天的我。通过博士项目，我学会了“发声”的重要性。比如说，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以及疫情期间，我都通过频繁发声来推动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些边界。这也有益于我作为一位政治领袖的发展。
有了这个博士学位，我才能够谈论那些通常不方便谈起的问题，甚至是那些谈起来让人觉得不舒服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多读书。我们必须熟练掌握自己的领域，才可以进入那些本来并非属于我们的领域。
疫情改变了一切。在疫情爆发前，我们常说，我们要工作到某个年纪，然后退休，享受生活。但疫情动摇了这一切的基础，也改变了我们这种“等到合适的时候再去做”的心态。
我有几个朋友在疫情中失去了母亲和兄弟姐妹。它让我更加认识到，我必须有意识地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不能够坐等退休，然后享受生活，我可不想就这样等到65岁。我必须弄清楚，如何才可以更好地给予——而且是有意识地给予。这就是我未来几年想要的生活方式。
我有时会在一些课上当客座讲师，我经常告诉学生：“不要等到你们也50岁了，才想明白我现在想明白的事情。”（财富中文网）
译者：朴成奎
“We built a world we don’t even want to live in. So now what?”
That was the title of Michelle Aboodi’s thesis for her MBA from Bard College. Aboodi, a former colleague, invited me to her presentation on Zoom a few days ago. As I listened to her urgent case for sustainability and why it must pervade all business practices, I wondered if her fellow classmates of 2021 shared the same frustration … and hope.
So I set out to interview graduates this week, of high school, college, and beyond. The Class of 2021 is forever defined and changed by the pandemic, and yet impressively clear on what they want out of work, life and the balance between. Rather than summarize their thoughts, I think it’s best you hear directly from the next entrants of our workforce, the future they expect and the new world they are building.
Edited excerpts:
Mamunur Bhuiyan, 17
Brooklyn Technical High school
I turn 18 on May 21 and graduate in a month from Brooklyn Tech. I start at 8 and end at 11. Some days I end at 1:40 p.m. I’m in blended learning; one week, I go in three days and the other week, two days. It’s actually not as good as full school but better than just sitting at home. In in-person learning, the teacher gives you more.
My dream school was Penn State. I got in but it was very expensive. I put a lot of thought into it. It was $200k for four years. Buffalo, I got a scholarship, grants and it’s in-state tuition. They gave me an estimate and I am still waiting for the full financial aid but I think I will pay between $10 to $15k a year.
So I am going to the University of Buffalo for aerospace engineering. It was expected I would go to college but I am the first in my immediate family to go college in the U.S. It was challenging and I asked my cousins for help on applications and the essay.
At Brooklyn Tech, we took a lot of college classes so it gives a head start on what you want to do. I took aerospace engineering. I took AP Physics and Principles of Engineering and I did pretty well. I got CTE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I play football and had a few D3 (division III) offers. With my focus on engineering, I knew I would not have that much time. STEM majors are a lot of work.
My dad wanted me to do engineering since I was a kid but he also said, “Do what you think will be best for you.
Sports were canceled this year. I was hoping there was going to be one last season so I was eating well, working out, conditioning. Coach had to break the news to us.
I am over that now. I just learned to move on. I had to put it in the past. Being sad about it isn’t going to do anything now.
I was born in Bangladesh and came here in first grade. Most of my family lives near me. After we all got vaccinated, it was a religious holiday a few days ago, and we got together. It was Eid. My mom’s uncle, who I was really close to, died of COVID in Bangladesh, and so did our family friend in Brooklyn.
My goal is to land as many internships as I can while I am in college. I plan to do my master’s. My dream job is to work for Boeing—that’s the goal. I just want to help out the company I work for as much as I can. I want a well-paying job to support my family and me. I also want to make sure I have enough time to give to my family of the future. That's the goal,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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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yssa Soto, 22
Rutgers University
Yesterday was graduation. It was virtual and a little underwhelming to be honest. I had a lot of family and friends to support me though.
I majored in communications with a specialization in leadership in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and a minor in theater arts.
The pandemic won't underline my entire college career. It did affect how I feel about school. Some professors did a wonderful job with the transition. Other professors told you to read the textbook and did not provide much information. It made me see what a pandemic can do to different people and how people respond to it.
Though it was difficult, there are some takeaways. I relied completely on myself to get my work done.
I commuted to college. I didn’t socialize enough and that’s kind of what college is for. Being deprived of seeing people made me realize I want to engage in more relationships and build stronger relationships, to be more outgoing and put myself out there.
I’ve tried recently to do more networking, whereas before I would go to the job fairs to try to look for jobs but now I am trying to build my personal network.
I was president of the Rutgers Salsa Club. Everything went virtual and with salsa, it’s a very social dance. It’s hard to sit through classes on Zoom; you have to be really motivated to do that. We were able to maintain 10 members, and I was proud to have that many people dedicating their time to learn.
It definitely takes a lot of motivation to run and be a part of the club in general. I had to keep my passion for the club. If I’m not going to be motivated and passionate about it, who is? You are letting down a whole group of people. There are people who come back every year and these are their best friends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So we hosted a few game nights and movie nights to keep that social aspect. People could mingle and share what they did for the day.
I have an internship secured starting June 14 with IPG Mediabrands. I will be doing strategy. There’s a big presentation at the end. If I do well in the position and the clients are pleased, it could lead to full time.
As of right now, it’s a virtual position. I don't know if that’s going to change. I would be very happy if it would. I think learning in person is easier and getting to mingle with coworkers helps.
We want employers to be understanding and flexible. My generation can be defined by this. It was easy to ignore what was happening behind the scenes at corporations. Over the last year, corporations have been put under the microscop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work for a corporation that cares for its people, that works hard on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that invests in their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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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mad Aladawi, 26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I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on May 9. It was not a normal in-person graduation. It was very quick and socially distant, but better than nothing. My focus in school was cybersecurity and the major was computer science. Before that, I did community college from Wilbur Wright College and transferred to UIC.
I came to the U.S. just six years ago. I’m from Syria originally. Back home I did two years of business. Because of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o Syria and my plan to move to the U.S., I had to start over. I did my high school in Syria—the one thing I was able to get credit for. When I came to the U.S. I didn't know any English. I took some ESL classes. Community college was the first place I went.
I was part of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One Million Degrees, that works with community college students. I was an ambassador of the organization. An Accenture apprenticeship was one of the programs supported. I did not know what Accenture is and wanted to throw myself into any opportunity.
I joined, applied, went through the interview process and started my journey.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and basically puts you ahead of the game. Most of the students who just graduated, their next goal is to find a job. Three years ago, I already did my apprenticeship program and I already have three years of experience. I already have the plan for what I need to do, a master’s degree and maybe a PhD.
Recently, I sent an email to my leadership at Accenture and said thanks to all of them, they made it very possible for me to manage between work and school. I didn't know what was gonna happen. I had a goal in my mind and I just wanted to get to it no matter what.
During COVID, it was not easy. It was my last year at school, and COVID added more responsibility to me. My dad cannot work anymore. My sister changed her job because of COVID. I had to stay with my family longer, just to make sure they are okay. I was the person taking care of all of them. More challenge equals more motivation for me.
As someone coming from out of the country, I ask, “Will I be able to add value to the community here, the workplace, the school?” Anywhere I am, I want to add value and have people recognize my work.
For me, because I already have work experience for a few years, graduation is just something I need to move my education to the higher level. Education will never end. I don't want to stop an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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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llae Mirreza, 28
UCLA School of Law
It’s been very existential. I took a couple of years after I graduated from college to think about whether I wanted to go to law school so I’m slightly older than many of my classmates graduating this year.
I have a position lined up with a firm. Of course, I have to pass the bar first. It’s going to be virtual and videotaped. We’re not allowed to drink water. We’re not allowed to go to the bathroom. It’s six hours a day over two days.
This year feels so different than last year. When the pandemic started I wasn't prepared for what the end of my law school career would look like. It’s been a crazy three years of schooling.
My first month was the Brett Kavanaugh hearing. At the beginning of my second year, we had to cancel Business Associations class because there was a wildfire a mile away. There’s been government shutdowns, presidential impeachments, social unrest. So much has been happening. It’s hard to put into words. It’s hard to comprehend.
When the pandemic started, my dad said, “Pack your bags. You will be out of school for six months.”
I said, “Dad, that's crazy. It’s gonna be two weeks.”
I didn't want to spend the pandemic alone so I moved back to San Diego and have been living with my parents. Half my time of law school has been remote. My professors took a variety of approaches to it. I had professors who would actively bring up what wa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I had other professors who purposefully did not bring it up in class. I don’t know the better approach.
When I applied in 2017, there was an uptick in law school applications because of who was in office. Like many of my peers, I was motivated to pursue a career where you can effect social change.
Three years later, I am now looking at a career in business, tax and estate planning. Part of it had to do with just wanting stability. I did not want to be at a job where I could only see myself working a year into it and being burned out or feeling so depressed by the cases I was handling. I really admire my classmates going into the public sector. I wanted a more straightforward path.
I ‘m hopeful. I really liked the people at my firm. When I was going through the job search process I came across some firms I found morally questionable. What I liked about this firm, they cared about who I was as a person. I’ll be working directly with people as opposed to just working for a large business.
I know this is maybe not the socially progressive position but being able to work somewhere where I would be able to maintain peace of mind feels important. Law students and lawyers are having a lot of problems with mental health and anxiety. At a lot of the firms, people would go in and work themselves to the point of losing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re’s a virtual ceremony on Friday and then there is an in-person walk on Saturday at UCLA. I will not be going to the in-person ceremony. It’s been such a tough year for me. I am not in that spirit where I wanted to drive up to L.A. Many of my classmates have gotten the graduation regalia. I am not among them. I am just grateful I have made it to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last nine months of the pandemic were harder than even the beginning when everything was unclear. I don't know whether I will be starting work remotely or immediately going into the office.
I’m looking forward to going into the office at some point. I am an introver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andemic, I liked the idea of being able to work from home and create my own space. I realize, though, I definitely need that community aspect of being in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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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triz (Betty) Valencia, 50
PhD from Chapman University
I came to this country when I was 6 from Mexico City. I finished my PhD in leadership studies in December from Attallah College at Chapman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Orange. I’m just so happy it’s over. We will walk in August.
The class we were in shows the resiliency of individuals in the midst of all this. We stayed with it. That’s really the story of our class.
I started in September 2015. The 2016 election shook us all up. I was already in my career, so I am an older student. I come from a communications background and I really wanted to make sure I updated myself. How could I be this better thing called a leader?
In the midst of that, I ran for office. 2016 jolted many of us women of color. I am a queer woman of color. I really intentionally wanted to focus on things I could make a difference in. I ran for city council in Orange in 2018.
I was the third vote getter out of eight people, for two seats.
Now, after the council went from five to seven members, there’s two Latinas. The work we did paved the way. We didn't get that seat but it was the change we were seeking.
I didn't graduate high school. My driver’s license says "GED2PhD." I dedicate all my extra time to speaking about public education equity. The change we are seeking in our communities, that’s where you will find me.
If I had thought you would call me Dr. Valencia … never before would I have thought this was possible in high school.
I have a day job. I’m the VP of operations for a small finance company. I’ve been very happy in a small company and work on skills and development. I don't mind the word training, but I prefer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takes us a step further.
The way this program shaped where I am today: I learned to develop this thing called voice in this leadership program.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of all this chaos, the 2016 election, COVID, I started to use it to push through some of these boundaries in our city. This has developed me more as a leader in politics.
I need a PhD to talk about issues that are often inconvenient and uncomfortable. We have to read more. We have to be more on top of our game to go into the places that were never designed with us in mind.
COVID changed everything. Pre-COVID, we said we’ll work until this age and then we’ll retire and we’ll enjoy life. COVID, as shocking as it was, it shook our entire foundation and changed our idea of “waiting till...”
I have friends who lost their mothers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COVID. It sped up this idea that I need to start having meaningful, intentional actions.
We cannot sit here and keep waiting for the time to enjoy life. I’m not going to wait until I am 65. I need to figure out how to be giving—intentionally—that is how I want to live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I have.
I’ve been a guest speaker in classes and I always tell students, “Don't wait till you’re 50 to get to where I’m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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