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1年注定在中国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蚂蚁金服暂停上市、阿里巴巴遭受反垄断巨额处罚、滴滴在美上市后被网络安全审查、“双减”政策之下，教培机构纷纷转型……

这场看似主要针对互联网巨头，席卷各个民生领域的监管风暴，在对市场形成巨大冲击，进行纠偏的同时，也对企业和行业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看清监管背后的逻辑，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是中国企业的必修课。

包容审慎的监管

1994年兴起的中国互联网行业，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走过了其他行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程，不仅涌现了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等一批世界知名企业，还重塑了中国人的衣食住行。

它的成功，当然少不了创业者的激情、奋斗和拼搏，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政府在基础设施和信息通讯方面的巨大投入，以及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

2017年，中国出口结束了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年的下滑，其中以阿里巴巴国际站为代表的跨境B2B平台成出口生力军。对此，李克强总理说，跨境电商刚出现时，各种声音议论纷纷，但我们秉持包容审慎监管的理念，决定先“看一看”再规范。

这其实是电子商务，互联网经济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之初，针对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九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议，邓小平两次批复，“放一放、看一看”，正是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释放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巨大潜力，不仅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也实现了数字经济的弯道超车。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蚂蚁金服。脱胎于阿里巴巴集团的蚂蚁金服，起步于2004年，是为了解决淘宝在交易中的信任问题。在法律对第三方支付没有明确监管的灰色地带，支付宝应运而生。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庞大的“支付+理财+信用+消费金融+小微企业贷款”的生态。

但是，蚂蚁金服的每一个业务版块都是先上车后买票，逐步补齐金融业务牌照。回过头来看，支付宝经历的数次监管风波，比如，在阿里巴巴因为有外资大股东，不符合央行规定的情况下，监管给了充分的时间让支付宝脱离阿里巴巴，最终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

后支付宝违规开展了COD（货到付款）业务、虚拟信用卡和二维码支付业务，监管机构在及时叫停的情况下，并未一棒子将其打死，而是逐步规范，并将支付宝接入中国银联和网联，使得支付宝正式收编到“正规军”，让它在国家金融体系中一体发展，也使得资金的使用和流向有了更安全的监管。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包容审慎”是基于：一方面，蚂蚁金服确实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几乎没有现金的社会，让普通的老百姓能够更方便地小额理财和贷款。尤其是弥补了金融机构难以覆盖的微小企业的贷款，解决了很多人的营生问题。并通过信用的积累，让资金流动起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这就是说，凡是有利于民生和创造社会价值的创新，监管都是包容的。

另一方面，互联网创新对人类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在还没有足够认识的情况下，放一放、看一看是一种务实的态度，也体现了国家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理念。但是，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中的，尤其是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关系到安全、稳定、民生这些基本价值时，任何国家对潜在的风险都不可能掉以轻心。

监管急踩刹车

P2P、共享单车、长租公寓、线上教育等，早期都利用互联网更好的匹配了供需，提高了社会效率，便利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互联网行业回报率高、回报周期短的特点，吸引了大量资本涌入，当互联网行业被资本绑架，就会陷入盲目无序扩张。

P2P演变成没有监管的资金池，某种程度上成为非法集资的代名词；共享单车变成资本的流量大战，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长租公寓则利用“长收短付”截留租金，有旁氏骗局的风险；线上教培则把“百年大计”的教育，变成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生意……

资本没有节制的地方，对回报的索求也是没有止境。因为逐利是它们的天性，企业和资本都很难做到自律。这在平台经济中体现得特别明显，平台在资本的加持下，利用平台用户数量与产品质量、生产者数量和消费者数量相互成就的特性，快速形成垄断。

垄断不仅具有“赢者通吃”的特性，更重要的是，触角伸到各个消费领域的平台，已经重塑了中国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比如，淘宝之于购物、美团之于饮食、滴滴之于出行、链家之于租房，它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基础设施，与普罗大众和民生幸福息息相关。

与一般企业最为关键的区别是，平台还有规则制定权和对平台内商家收费权。这种权力，使得平台具有类政府的性质，但是它们却被资本挟持，很难服务于社会大众。这种情况下，平台企业利用权力做什么，就决定了监管的态度。

我们看到的是，平台取得了垄断优势后，对商家或消费者收取高昂的门槛费、服务费，导致线上销售成本高于线下，压榨中小商家的利润。难以为继的部分商家，则尝试通过涨价，把平台抽成的成本转嫁给终端消费者。同时，还造成偷工减料、放松卫生管理、拖欠员工工资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为限制平台内的商家自由迁移，平台利用规则制定权，对违反独家合作协议的商家，采取搜索降权、流量限制、技术障碍、扣取保证金等惩罚性措施，导致商家客户流失，现金流紧张，引发劳动纠纷，乃至倒闭。

这就是说，中国互联网企业经过这些年的迅猛发展，已成为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的庞然大物，量变必然导致质变。当企业小时，它只对股东和员工负责，但是当它大到与老百姓和中小商家、底层劳工的基本权利紧密相连的时候，它就要对社会负责，这就是社会责任。

中国有句古话，“德不配位，必有祸殃”，对于企业而言，“德”就是社会责任。当企业的贡献并没有与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相适应，反而被资本和利益绑架，有可能触及国家安全、民生等底线时，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袖手旁观。没有自律，就一定是由他律来“急踩刹车”，这就是近期监管频频出手的原因所在。

能动监管

我们正处在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时期，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思考和交往，都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也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社会问题，对全球都是一个巨大挑战。各国基于不同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体制，都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西方国家经过数百年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发展后，形成了自由、平等、法治等基本价值，并通过三权分立来分配权力，治理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治理框架中，市场以平等和自由为原则，强调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市场，只有出现违法情况，司法才能通过事先制定的法律进行事后干预。这就使得企业有比较稳定的预期，经营和投资都有更多的确定性。

但是，资本是逐利和盲目的，没有干预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带来通货膨胀、经济泡沫、贫富悬殊、限制竞争等一系列问题。有美国学者认为，当全球化的推进和科技的发展，让劳动者和精英群体之间的财富分化不断加剧，经济上的过度不平等，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权力的滥用，使得民众对自身制度信心瓦解，这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当今面临的最大威胁。

当今的中国，资本对社会的渗透越来越深，虽然问题并不像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严重。但是，中国的人口众多，地域差距更大，这无疑都会放大贫富差距的社会后果。尤其是互联网的崛起，更是一场快速造富运动，目前中国代表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惕线，这可能直接撼动社会的稳定。

8月17日中央财经会议强调“共同富裕”目标，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一系列问题的纠偏，意味着经济发展要从效率更多的转向公平。但是，这一目标不能靠市场自发实现，政府的介入，也就是监管成为一种积极纠偏的手段。

中国的监管，脱胎于行政权力全面渗透市场的计划经济，政府对市场有更大的主导性，强有力地引导和计划宏观经济，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它建立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之上，与成熟市场经济相比，监管不仅纠正市场失灵，还积极干预和维护市场。比如，这次监管风暴，包括针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对教培行业实行“双减”、对未成年游戏的“防沉迷”措施，等等，在这一系列监管措施背后，都有清晰的价值取向：民生和安全。这其实就是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

从监管措施而言，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很多时候都是通过通知、决定、办法等行政命令或法规，直接叫停和止损。最明显的是P2P，2015年底e租宝暴雷后，据统计，从2015年12月到2017年底，仅国家层面就出台了20多个监管文件。每当一个新的文件出台，跟不上监管要求的平台就倒掉一批。

2017年12月，《关于做好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作的通知》发布，要求各地应在2018年6月底前完成辖内P2P机构的全部备案登记工作。由此引发席卷全国的爆雷潮：仅2018年6月1日至7月12日，就有108家P2P平台爆雷。截至目前，P2P已全部清零。

我们无法设想，上万家的P2P平台，关系到数以亿计的投资者，截至2020年6月，8000多亿出借款项没有收回。如果不是监管介入，而是按照市场规律任其生长、消亡，这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震荡。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由政府完全主导市场。而是面对互联网这一极具破坏性的新生事物，在法律还未为它划定清晰边界时，需要监管踩急刹车，避免社会剧烈震荡。最终的目的，还是在维护社会基本稳定的形式下，为市场调解和法律修复创造条件，赢得时间。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中央集权制历史的国家，行政权相对于司法权而言，具有更大的权威和效率。尤其是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互联网的传导性，使得很多问题在中国都可能成为社会稳定问题。而法律是滞后的，且有严格的程序要求，面对互联网经济中喷涌而出的问题，往往束手无措。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各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干预措施，强化了行政机关的角色和权力，只是干预的程度和形式可能不同。中国政府的监管更具有能动性，西方国家的市场自由更多一些，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对错的问题。

尤其是面对具体社会的具体问题，可能并不存在一个“一刀切”的标准方案，能动监管确实能够防微杜渐，避免极端情况出现，这对于一个人口大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强调市场机制为原则，也是完全必要的。如何平衡稳定和发展、司法权和行政权、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科学监管

蚂蚁金服的小微信贷业务，实际上是通过高杠杆向银行借贷，再用这部分资金放贷，又把贷款的债权拿到资本市场证券化，最终以30亿撬动了3000亿的杠杆。

但是，这些贷款是没有担保的，蚂蚁金服本质上只是一个通道，连接了银行和借款人。如果这些放出去的贷款收不回的话，银行和在资本市场购买理财产品的用户，才是这些损失的买单者。

当支付宝被定义为“支付服务市场的补充者”时，监管注重的更多是它对传统支付的创新；当蚂蚁金服的触角延伸到普通人金融生活的方方面面，让银行和投资者兜底债务，监管看到更多的就是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就是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的原因。

从解决交易中的信任问题，到以科技公司的名义放贷套利，蚂蚁金服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是一个从为社会创造价值到为资本服务的过程。其实，两者并不是绝然对立的，但是，冲突是存在的。当蚂蚁金服成为行业巨无霸，背负更多的社会责任，就是一种质变，只是一路狂奔中的蚂蚁金服难以及时意识到这种改变。

2021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这可以说是中国反垄断立法的纲领性文件。指南第一次提出“依法科学高效监管”原则。

科学监管原则，最早是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率先提出的理念，“其本质是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思想上解决好‘为谁监管，怎样监管’这个根本问题，根本目标是保障公众饮食用药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虽然“科学监管”最早是在食品药品行业提出来的，其实监管理念是一以贯之的。为谁监管？从“房住不炒”，压制投资需求；到“带量采购”，压低药品价格；再到约谈滴滴、货拉拉，保障网约车、货车司机群体的基本权利；再到老师跨校跨学区流动，遏制高价学区房……背后涉及的医疗、教育等，都关乎民生问题，以及底层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关系到民生福祉时，中国的监管从来都没有回旋的余地，只是选取合适的介入时机而已。

怎样监管？这场疾风骤雨式的监管风暴，确实高效地纠偏了市场乱象，但是也给企业经营和行业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行政权过多地干预市场，就会破坏市场的基础——自由和平等，而这恰恰是市场的生命力和活力所在，这是一个值得警示的问题。

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经过充分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国家，企业和市场都需要在时间中成长。强监管，在特定情境下可以纠偏，但是在常态下不应太过倚重，倡导企业家精神、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加强行业自律和社会综合治理，都是对市场自由的积极补充。

营造一个有更多确定性和社会公平的市场，需要监管、行业和企业的共同努力！（财富中文网）

作者邹佳铭为法学博士，牛津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主任；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2015年，邹佳铭律师获得了ALB评选的"ALB2015年最佳女律师"称号；2017年，邹佳铭律师被ALB评选为“ 2017年中国十五佳诉讼律师”。专业领域是刑事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