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信息化革命源源不断地对世界经济产生新的冲击和影响，政治、经济、贸易格局正在被深度重构，企业领导人们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当今不确定的世界，500强企业的全球领导力变得尤为重要。

在全球商业市场中，亚洲企业在应对新形势方面表现如何？新环境下，企业领导者的首要任务做出了什么样的调整？疫情会给商业社会带来哪些永久的改变？在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峰会上，BCG亚太区主席、BCG董事总经理、全球资深合伙人Neeraj AGGARWAL与《财富》亚洲执行主编钱科雷进行了对话，就这些问题给出了他的答案。

为了简洁及表述清晰，对话经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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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中文版）：能否请你详细谈一下CEO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波士顿咨询公司客户向你反馈的意见，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你认为，在全球经济发展的这一特殊时刻，各大企业面临的挑战分别是什么？

Neeraj AGGARWAL：在详细介绍前，我想表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回望20年前，也就是2000年前后的那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位列《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亚洲企业上榜数量非常少，亚洲的独角兽公司为零，也就是说，那时亚洲没有独角兽公司。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重新投向近两年，我们可以看到，荣登《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的中国大陆企业比美国还要多，全球40%的独角兽公司都集中在这里。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亚洲公司的工作环境有一些非常基本的因素，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这个地区有许多家族企业，以人为本，或者说以利益相关者为本的观念在历史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所以他们都本着这种观念开展业务。

因此，我认为，亚洲领导者最关注的是，如何以一种更长远的心态来看待成功的意义。他们都眼界开阔，高瞻远瞩。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他们在所有员工中将他们所谓的主人翁心态确立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所以，我认为这非常有趣。领导者有很强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所以，他们通常会不惜血本雇佣最优秀的人才，并加以培养，确保其对公司有归属感，他们能很好地驾驭自己的生态系统。

因此，他们与供应商、分销商、政府以及整个生态系统之间，存在一种协同共赢的合作关系。我认为，这些都是亚洲企业所独有的典型特征。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分析亚洲企业在领导力方面与其他公司的差别。

《财富》（中文版）：你针对亚洲一些重要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管进行了调查。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研究成果？你调查了多少受访对象？他们来自哪些市场？

Neeraj AGGARWAL：我们调查了亚洲地区的数千家公司，受访对象都有持续突出的业绩。我们基于5年的时间框架，针对这些公司在各自行业的卓越表现进行了分析。然后，我们挑选出了大约50个公司。

我们针对其中排名前十的公司进行了讨论，这些公司来自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国家，其中就包括多家中国企业，还有来自东南亚和印度的公司。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基础。我们发现了在亚洲地区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秘诀。

这很有趣，因为要想概括亚太企业的特点通常都不那么容易。这个地区包含印度和东南亚，当地有不计其数的家族企业。很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的中国公司实际上都是国有企业，而且规模相当大。

而日本和韩国企业的业务模式则截然不同，它们通常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并且与供应商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种关系有时被称为“企业联盟”，它们大都采取了会社的运作模式。和以集团为导向的决策风格。

《财富》（中文版）：我对你提出的关于长期规划和股东资本主义的结论很感兴趣。这是过去几年在《财富》杂志上经常讨论的主题，也是中国正在热议的话题，特别是最近“共同富裕”话题大热。我们能否将这些结论应用到我们讨论的挑战之中？

退出市场和在疫情中保持发展都极具挑战性。另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实现减碳目标。我很想听听你对推进数字化必要性的看法。你认为，亚洲企业和领导者是否能比其他国家的企业和领导者更快地适应这一挑战呢？

Neeraj AGGARWAL：在过去的18个月里，亚洲企业以令人意外的速度推进数字化进程，它们的水平至少领先了5年。它们已经进入了各个商业领域都已普及数字化设施的世界。它们希望以极快的速度广泛推进数字化。

因此，我们看到，在过去的18个月里，领导者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认识到，这是在如今的商业世界脱颖而出的一种方式。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他们都非常灵活，我认为，他们已经为下一次飞跃和未来目标做好了准备。他们都充满信心，他们对自身的技术平台更有信心。

《财富》（中文版）：中国的数字消费体验令人叹为观止。电子商务的普及程度比任何一个西方经济体都要高。我发现，在很多中国的很多城市，已经不用现金了。人们都使用应用程序或二维码，否则你什么都买不了，哪里都去不了。

不过，我也看到，企业级别的连通性比预期的要低得多。各大企业在内部追踪、内部共享数据，以及与供应商共享数据方面并不那么成熟。它们还没有弄明白如何使用云技术追踪库存、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并理解他们所收集的庞大的消费者数据并进行内部分享。你是否赞同我的观点呢？你们与亚洲的企业、软件和数据有联系的客户对此有何看法呢？

Neeraj AGGARWAL：首先我要肯定你的观点，你是对的。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公司已经走在了前面，与其他地区相比，中国的消费品公司甚至可能走得更远。当我们与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客户交谈时，他们通常关心的都是，中国公司是如何做的。这确实是对中国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高度赞赏。

即便如此，各大企业仍然面临着一些真正的挑战。在数字技术普及、大数据分析等领域，已成功转向人工智能或分析技术型的企业不足5%，而人工智能或分析技术才是未来的潮流。还有15%的企业正大规模转向这一领域，但剩下的80%，仍然只在部分业务中采取了这种模式。少数企业仍处于实验阶段。

根据我对未来的估计，在接下来的三年内，这个不足5%的比例可能会上升到50%左右。所以我们正处于一个重大的拐点，我对此充满期待。而落后企业的比例也就从80%缩减到20%。

他们都想要在现有基础上实现突破。无论是在人力资源，还是在思维模式的领域内，都让它们看到了发展前景。我认为，他们肯定会扩展现有的能力范围。

《财富》（中文版）：我们来谈谈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挑战，因为我知道，你个人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它对你们的亚洲客户产生了哪些影响呢？他们能妥善应对这一挑战吗？

Neeraj AGGARWAL：首先，我介绍一些统计数据。就在今年早些时候，我与20位亚洲企业的CEO和董事长进行了交流，随后我还跟世界各地的CEO进行了交流。他们认为，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了他们的首要任务。不过他们也坦承，在18个月前，气候和可持续发展并不在他们需要考虑的前五大问题之列。他们对优先事项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一方面。

而另一方面，我想给大家再分享一则故事。我最近和一位CEO交流过。他告诉我，大约在12个月前，在一次资本市场的活动上，他发布了关于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声明。但说实话，他的企业并没有为此作好准备。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测量他们的排放量，且不说怎么去落实了。因此，企业可能采取的行动与其愿望和意图是严重脱节的。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两极化问题，我认为，这是现在必须面对的挑战。

《财富》（中文版）：你曾经在印度工作多年，现在又在新加坡工作。你目前正在慕尼黑接受我们的采访，慕尼黑是新加坡为数不多的几个保持通航的地区之一，你不用隔离，也不用在酒店里禁足。亚洲国家的开放程度各有不同。我很想听听你的想法，我还想知道关于对未来的期望、关于我们何时能重新完全开放，以及退出策略对相关经济体的意义，你的客户都给你反馈了哪些想法。

新加坡的作法很有代表性，因为新加坡主张的是群体免疫，而不是全民隔离。而其他经济体则有不同的看法。但你对未来12个月重新开放的政策有什么看法？

Neeraj AGGARWAL：众所周知，各国对亚洲的看法各不相同。一开始，我们认为，亚洲应对疫情的作法可圈可点。然后，我们对亚洲疫苗接种滞后的问题产生了不满。但随后，我们的态度又出现了摇摆，“是的，他们出现了滞后，但他们后续的措施做得很好，毕竟，亚洲的疫苗接种率比其他地方要高得多。”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对数据本身的一些看法。

关于开放，说实话，现在我看到的是，恢复正常交流的可能性在欧洲和北美比较高，但在亚洲，封锁边境的可能性仍然不小。我最近跟新加坡和印度的一些领导者，以及我在中国的同事有过交流。大多数人认为，明年第一季度将是一个重要的拐点。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被新加坡纳入疫苗接种者旅行长廊计划的国家，已经从两个发展到了九个。新加坡的目标是纳入更多国家。所以我认为，第一季度将成为一个拐点，而到第二季度，亚洲各国将会进一步开放边境旅游。

当然，在做出这一类预测时，我们必须考虑出现新型变种，或疫情再度告急的情况。不过，所有这些问题，包括民众隔离、经济成本、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都会成为巨大的阻力。

民众的心理健康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开放需要付出的成本与民众接种疫苗之间作出权衡。当前的疫情正走向常态化，我们需要调整看待它的思维模式。这是我的看法。

《财富》（中文版）：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技术的。你认为，在疫情结束以后，我们是会继续延续目前的方式，还是能够恢复以前的习惯？比方说，到处旅行以及与客户和员工举行面对面的会议呢？在疫情后的商业环境中，哪些做法会继续保持下去，哪些做法会有所改变？

Neeraj AGGARWAL：这个问题很有意义。我们波士顿咨询公司正在考虑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们对未来并不确定。我们只知道，很可能是两种模式兼而有之。

技术对当代世界的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的，技术所创造的一切令人难以置信。与此同时，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面对面交流的效果，比如技术所催生的创意价值。以我自己为例吧，以前我大概一年有30周都在四处奔波，而未来的旅行将减少到以前的40%到50%。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只是一个例子。我们公司的一些专业人士旅行的次数可能减得更多，有些人可能会减少80%。

所以我认为，实际情况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工作类型，以及工作目标而有所不同。但每个人都在想办法，更好地利用混合模式让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下去。可以通过在线交流，也可以通过线下见面。真正的问题在于，判断哪些人可以在线交流，哪些人需要线下见面，这仍然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我认为，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人们就能找到新的平衡。虽然旅行将大幅减少，但别忘了，这也可以算是兑现了我们对气候保护的承诺吧。如果想要兑现自己的承诺，那么我们就必须将它视为把地球变得更美好的一种方式。（财富中文网）

编辑：徐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