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张志祥的家乡浙江省绍兴上虞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解放生产力的一个举动，张志祥当时已经是一名高中生。上虞农村一年要种植三季粮食作物，每年暑假的50多天里，张志祥都要在田里劳动。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原本需要拖拉50天的活儿，他们一家老小10天就做完了。

张志祥还是当地调整高中学制的第一批“受害者”，具体表现是老师们按照原来的进度在高中二年级已经完成了高中阶段所有教学任务之后，被通知高中阶段从两年扩展到三年。张志祥说多出来的那一年时间，他一度想要退学，但是说一次就被父亲“骂”一次。

捱到高中毕业，他成为村子里的第一位“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在杭州读完大学后，1989年，他带着新的身份回到上虞。

他的新身份是上虞供销社的一名职工，工作内容是“物资系统下面做废钢回收——把废钢回收回来，送到钢厂，换成钢材来做钢材贸易”。

在上虞供销社，张志祥待了三年。其中第三年也就是1992年时，他已经决定创业。

1992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留在历史书上的内容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东方风来满眼春”，对每一位时代亲历者来说，则是具体的人生轨迹的改变。许多拥有“铁饭碗”的体制内人员决定“下海”，支持他们做出决定的是智慧、勇气、远见和对未来充满希望，渴望在市场经济和商业大潮中初试啼声，后来他们被称为“92派”，其中包括柳传志、潘石屹、冯仑等曾经名噪一时的“时代弄潮儿”。

张志祥也赶在这一年“下了海”，不过他的辞职过程是一场持久战。就像当年每次提到退学就会被父亲骂一次一样，他每次跟父母提到辞职，也会被骂回去。“老人总觉得你上了大学，在‘公家’上班，人生就是脱掉草鞋换皮鞋，这样的工作如果不要了，太可惜。”他说。

张志祥离开上虞供销社后创办了忠祥实业公司。辞职是50%的先斩后奏：只告诉了母亲，对父亲则守口如瓶。5万元借款，是他的启动资金。如果仅此而已，毫无疑问，这仍然是一个辨识度不高的故事。但张志祥的故事中有一个令人莞尔的细节：这5万元借款，担保人正是反对他下海的父亲。

张志祥从熟悉的业务开始，仍旧从事钢材贸易，除了有在上虞供销社积累的经验和资源之外，还因为钢材贸易的行情在当年非常好。

行情虽好，但并非每一个“贸易伙伴”都能够按时与他“结账”。张志祥回忆说，在河北遵化，一家名叫“世盟”的钢铁企业“欠我很多钱”。

当时经销商需要提前给钢铁厂打去预付款，后者先收款后发货，这是通行的行业规则，张志祥也是这么做的。到了1998年，张志祥给世盟的未提货预付款累计超过2,000万元，世盟却因为经营不善导致生产难以为继。张志祥陷入两难：既拿不到与预付款等额的钢材，也收不回之前预付的款项。最后政府出面协调，提出世盟改制并由张志祥收购的办法。

这不是张志祥认为最优甚至不是正常的解决方案，他找上门去理论，要求还是“得还我钱”。事情闹到市里领导亲自出面做说服工作，对当时的“小张”动之以情晓以利害：“真的还不了钱，你把这个企业拿过去就行了，否则，你的钱可能就打了水漂。”

22年后，张志祥的公司的营收超过1,900亿元，这2,000万元的往事只是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一处路标。

但是，当时正在艰难打拼中的张志祥一听就急得口无遮拦：“领导你可不能害我，我哪管得了工厂。”被反复劝了几次，“小张”也咨询了许多人，勉强同意了这个方案，因为他的咨询对象说：“人家都跟你说到这个程度了，你也只能走这条路，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为了安抚张志祥，政府方面进一步释放了善意，这些善意是通过在交易中做出具体让步来实现的，张志祥可以只购买流动资产，固定资产部分用租赁的方式获得。“这样万一经营不好，我也只需要把固定资产还给当地政府就好。如果觉得好经营，就可以把固定资产再买过来。”张志祥说这种安排表明政府和领导对他“挺好”。

张志祥租赁了固定资产，买断了流动资产，开始学着从一名钢铁销售员成为一位钢铁工厂的管理者，当他被动地从尾端走进后台，发现管理工厂“实事求是地说，也没有那么难”。

“采购和销售我是懂的，这方面的漏洞，我肯定能够堵得掉；如果说我对工厂管理不太懂的话，就让懂的人干。”张志祥说。

对自己名下的第一家钢铁工厂，张志祥堵住漏洞，把管理交给懂的人，“那时候企业管理没有现在这样的水平，整个商业企业还是比较粗放的，只要稍微扎得好一点，就盈利了。”

张志祥干了半年，“情况非常好”，于是他买下了固定资产，把遵化世盟钢铁改组成“唐山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遵化是一个县级市，位于河北省东部，隶属于唐山市。唐山是河北省内唯一可以与省会石家庄一争高下的城市，煤炭矿藏和洋务运动时代肇始的工业基础让这里成为河北省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钢铁工业在河北省成为支柱产业，唐山是省内最核心的生产基地之一。

人们编出各种段子来嘲弄这里泛滥的钢铁厂：全世界钢产量排名，第一名，中国（不包括河北省）；第二名，中国河北省（不包括唐山市）；第三名，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不包括瞒报产量）。

在唐山，张志祥除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厂，还有了自己的第一位外部合作者郭广昌——复星集团的创始人。郭广昌毕业于复旦大学，当年是被广泛看好的知识型创业者，他如人们意料地在商业上获得成功。最近两年，复星预见性地投资BNT新冠疫苗研发，拿下这支目前防护效果最优秀的疫苗的大中华区代理权，郭广昌因此获得新的称赞。

张志祥和郭广昌的合作关系迅速缔结，不仅因为他们同是1967年出生，也不仅因为他们都是浙江人——张志祥的家在绍兴上虞，郭广昌是金华东阳人。

两人的相识有一个老套的流行版本：因为参加同一个会议，在旅馆偶遇，一见如故。这与张志祥的记忆不符，“是郭广昌来找我的。”他说。

郭广昌从2000年开始投资唐山建龙，一出手就是3.5亿元。“他来建龙一看，说你发展得这么快，就投了。”张志祥把这个开启建龙急速发展时期的投资尽可能地描述得轻松和简单。

但对郭广昌来说，这并不是一件轻松和简单的事情，连张志祥都知道，“他把账号里的钱差不多都给我了，那时候这样做还是很不容易的。”这笔投资收益不错，“不到两年，他投的钱就都挣回来了。”张志祥说。

三

自2000年开始，中国钢铁行业进入快速扩张期。两年后，国内钢铁价格大幅攀升，钢铁行业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领域。社会资本纷纷进入中小钢铁厂，生怕错过一次红利期。

建龙是这一轮行业扩张的受益者，但是不同于那些小富即安的玩家，张志祥没有止步于唐山，也不囿于河北。2001年4月，他通过先租赁再买断的老办法并购吉林市明城钢铁有限公司，将其改名为吉林恒联。这家成立32年、只有8万吨产能、已经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改名”后的一个月内就启动生产，并在当年投入1.8亿元进行技术改造，6个月到达60万吨生产能力。

2004年，吉林恒联的不含税销售收入近30亿元，近1.5亿元的纳税在吉林省的民营企业中排名第一位。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当年的数据显示，2003年，国内新建炼铁高炉81座，其中民间投资占到32%，也就是说新增产能中有三分之一是由民间资本实现的。

这让学界开始讨论民营企业的重型化议题，也让企业家到观察者对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钢铁企业的未来发展空间充满乐观情绪，人们放松了警惕，于是被猝不及防到来的调控政策狠狠打击。

张志祥从不肯承认建龙曾经遭遇过“危急时刻”，直到今天，他也只愿意把发生在2004年且余波荡漾多年的“宁波建龙”事件当作一次“压力测试”。懂经营的张志祥，和他信任的懂管理的人，在更强大的不可预测的力量面前，无法仅仅通过“扎得好”就盈利，反而可能会面临灭顶之灾。

2003年1月，张志祥和郭广昌联手成立宁波建龙，注册资本11亿元，这个总投资达160亿元的项目，全部建成后钢的年产量是600万吨。

在宁波建龙建设的时间里，2003年，中国累计产钢超过2.2亿吨，接近全世界粗钢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但国家发改委、国务院监察局、国土资源部、央行和银监会组成联合调查组在全国进行近一年的巡回查访后得出结论：钢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

宁波建龙的规划是正式投产后人均年产钢1,300吨，这个数字高于当时亚洲钢铁三强中的韩国浦项制铁的1,000吨，也高于国内的任何一家钢铁企业，国有的武汉钢铁集团当时的产能是700万吨，在岗的职工人数是12,000多人。作为对比，规划600万吨的宁波建龙建成后的岗位仅有4,500人。从人均劳动生产率上看，建成后的宁波建龙是武钢的2.3倍。这个“国内第一，世界前三”的建设项目足以让张志祥意气风发。

那一年，他不满37岁，还不明白人生所有的意气风发，都早已被暗中标好了价格。

2003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文件，要求对钢铁行业进行严格控制。这是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之后第一次针对一个“过热”行业进行监管干预。国家相信到了2005年，当前“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后果——产能过剩问题将逐步显现出来，特别是许多项目自有资金严重不足，依靠银行贷款运行，这给金融系统带来很大的压力。

民营钢铁企业首当其冲，江苏铁本成为第一个被打翻在地的反面典型，常州这个三线城市也因为一夜之间反复出现在各种媒体中而为人熟知。

宁波建龙成了“铁本第二”，并在2004年5月享有了与铁本同样的待遇：被国家电视台点名。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被反复播出的批评报道中，宁波建龙的违规“事实”包括：项目没有国家级审批，6亿元的贷款属于“短融长投”。

第一项罪名内含玄机，强调“没有国家级审批”是因为浙江发改委事实上批准了宁波建龙项目。

“刚好宏观调控把我们当作典型。”张志祥说，这让建龙的“压力非常大”。

宁波建龙幸运地免于遭遇“铁本”的下场，最终的解决方案是由国有企业杭州钢铁进场并控股。10多年后，提起这件往事，张志祥说本质还是自己对政策理解不够，首要责任在建龙自己。

四

建龙的扩张多数必须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特别是参与一些老旧产能的并购与重组。这本应该是双赢格局：建龙在不触碰政策红线的前提下扩充产能，后者卸掉历史包袱，并将群体事件隐患提前消灭。

宁波的挫折对建龙的影响有限，在更多地方，它仍然作为“有能力的企业”被邀请参与当地亏损或破产企业的重整。

但是，成功的案例往往因为一切顺利反而被忘记，掀起风波的会获得更多关注，以及被记录。

建龙被邀请参与的通化钢铁重组在2009年以出人意料的结局收场，在当时的语境下引起了关于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新一波讨论。

2003年，国家出台《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

2004年10月，由苏州调任吉林省主持工作的王珉，计划在一年内基本完成816家省属国有企业的改制任务。

这个有时限、有明确目标的改革计划在推进时，发生了“通钢事件”。

“通钢事件”是一场多重风险引发的群体事件：地方政府主导的重组方案，并未获得通钢工人和原领导层的广泛接受，建龙在危机潜伏且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场，市场因素导致经营发生波动，工人中积郁的不满情绪爆发继而诉诸暴力……建龙派驻通化钢铁的总经理陈国君被愤怒的工人殴打致死，行凶者一度不准防暴警察和医务人员进入现场对陈国君进行救治。公安机关曾经宣布将对发生在2009年8月的这起事件进行详细调查，并追究暴徒的刑事责任。

通钢事件直到现在仍旧存在多个解读版本，但张志祥不认为这是自己的扩张路线的失败，甚至连小小的挫折都算不上，因为“通钢的变故有偶然性”，因为参与混改的所有注意事项，建龙“一直做得很好”。

海鑫曾经是山西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在全省的钢铁企业中仅次于太原钢铁，排名第二位，即便不熟悉钢铁行业的人也大都知道它的老板李兆会与一位女明星的短暂婚姻以及那场奢华的乡村婚礼。李兆会在他的父亲、海鑫创始人李海仓因为一场离奇的谋杀案而丧生之后执掌这家曾经欣欣向荣的企业。

在中国民营企业中，父死子继是通行的规律。海鑫的风光时刻在李兆会的手中很快结束，钢材市场行情下行，金融机构收紧对钢铁行业的贷款，海鑫资金链断裂，2014年3月19日，海鑫全面停产，接着启动破产重整。

建龙对海鑫的并购被称为中国钢铁行业最成功的一次，不过张志祥本人觉得“也算不上”。2015年，中国钢铁行业正在陷入全行业亏损，一吨钢1,000多元，“算下来几毛钱一斤，比白菜还便宜。”张志祥感叹。他透露当时建龙自己的资金压力也很大，内部对并购海鑫发生意见分歧。

“并购成功主要是当地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以及得到民生银行的支持。”张志祥说。而民生银行支持建龙的此次并购，就是由运城地方政府从中协调的。

从当时的新闻报道中，能够发现地方政府的积极和建龙的谨慎：“2015年5月17日，在运城市政府和闻喜县政府的多次邀请下，建龙集团派出了40多人的调查团队，对海鑫的财务、设备、人员等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经多次考察与洽谈，建龙集团和海鑫集团在9月达成了最终的重整协议。”

进入重整程序的海鑫，与李家已经毫无关系。李兆会和他的亲属们被排除在流程之外，这个因钢铁而兴也因钢铁而败的家族由鼎盛归于寂静。张志祥也没有与他们见过面。

没有其他钢铁企业参与竞争，因为在那个时间点并购一家地处内陆省份的钢铁企业，多少是个负担。海鑫集团当时已经停产一年多，即便在生产期间，设备也已经很久没有进行过技术改造。建龙除了承接所有债务之外，还需要再花一大笔钱。

张志祥不觉得这是一个“赔本买卖”，他曾经对当地媒体说，对海鑫的收购，弥补了建龙集团在中西部地区的布局空白。现在，当再被问到建龙从这次并购中得到了什么，他说是“规模扩大了，行业当中影响力提高了。”

建龙得到的不止这些，2020年6月，运城市在庆祝撤地设市20周年时，张志祥被选为20名杰出贡献人物之一，运城市政府的网站上有对他的“官方”介绍：“2015年9月，他（张志祥）不畏钢市‘严寒’，果断接受运城市政府邀请，接手海鑫破产重整，成立山西建龙公司，成功化解全省三大金融风险案之一，及时清偿债务、分批安置员工、如期点火复产……”

在这段文字中，张志祥是一位拯救者。

拯救者的兴趣甚至越过了国境：2017年12月，马来西亚东钢集团有限公司将40%的股权及8.3亿元债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关于东钢，有一个需要说明的背景，它是首都钢铁在海外投资建设的第一个项目，2014年12月底建成试生产，2015年10月即进入停产状态。而在2009年，正是首钢接手了建龙彻底退出并永不参与的通钢重组。

建龙收得这些被出售的资产，成为东钢的控股方，这是张志祥在海外扩张产能的第一个项目。2018年4月，建龙派出500名员工进驻东钢，历时100天完成检修，使其在停产两年之后迅速实现复产。

五

中国的钢铁巨头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竞争关系，竞争发生在国企与国企、国企与民企，以及民企与民企之间。同时，它们在尽可能地维护着行业的共存共荣，并在一些关乎行业未来的议题上保持默契：必须使钢铁行业在中国和世界保持长期的繁荣和稳定。

张志祥对这个目标的实现谨慎乐观，他相信钢铁已经开始取代水泥，而没有更新的材料可以在短时期内大范围取代钢铁，但这不代表他愿意高枕无忧地在现有技术水平上赚取利益。

尽管被称为“并购王”，但张志祥已经决定从2020年起，建龙的钢铁业务将不再新增，集团的另外三个板块业务，也将不断淡化。他说建龙后面的发展要着重放在钢铁主业上，同时把科技创新作为主要推手。他指出，建龙的氢冶金技术已经“走在全球前面”，并希望能够保持这种领先优势。

在接待北京科技大学的客人来访时，他很高兴听到校长说毕业生到钢铁厂就业的比例这一两年在持续增加。“钢铁业在进步，”他说，“钢铁行业简单操作岗位减少了，数字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相信将来会吸引越来越多高端人才。”

为了证明建龙的科技创新不是一个虚荣的“LED灯牌”，他提供了两个证据：一是他本人现在有一半时间是在参加科技创新的相关活动，因为“科技创新也是一把手工程”；二是建龙要用三年时间实现在科技创新上的投入达到年营收的3%。“2021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榜单上，建龙在钢铁行业62家上榜企业中排名第一位。

像许多中国的成功企业家一样，张志祥把建龙的进步与国家的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绘制在一起，把企业的未来放在国家大势的坐标系中寻找历史定位。作为一家主营业务为钢铁的企业，建龙必须回应国家节能减排的要求，2020年年底，建龙的第一家工厂唐山建龙关停了所有冶炼工序。

“很多东西想清楚就不委屈了，想清楚以后就会想怎么和解。”他说，“中国发展到这个程度，国家治理的一些政策，要想清楚自己怎么跟它和谐共处。”

无论是对建龙还是张志祥，这都像一个隐喻：用20年时间，走出唐山。

2021年，张志祥没有做任何特殊的重大决策，因为他觉得建龙有6万职工，政策的稳定对企业的正常运行非常重要。“假如这个企业天天发生惊天动地的事情，我觉得这都是不正常的。”他说。

许多年前，张志祥向时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请教如何“科学决策”。他兴致勃勃地向秦晓介绍了建龙的决策机制：“要投票，我有一票否决权，但是通过一项决议，赞成票要达到三分之二，达不到的话，我想做也做不了。”张志祥说自己当时对这种机制非常自豪，但是秦晓一听就笑了。

“他说你想学国有企业，是不是？”坐在中规中矩的贵宾室正对着门的沙发上，说起这件往事，张志祥忍不住也笑起来。

秦晓告诉他，科学决策是用数字说话。“比如说这个项目的回报率如果有10%就可以投的话，那就去计算是否能够达到10%，而不是看举手的人多还是少。”

那场饭局上，张志祥问了秦晓很多问题，多到秦晓开玩笑说问题这么多，一顿饭好像不太够。

张志祥还是中学生时，每到过年，承包鱼塘的父亲会让他和弟弟一起上街卖鱼，然后给两个孩子“小小的辛苦钱”，兄弟俩的生意不错，张志祥跟弟弟商量做父亲的经销商，“卖给商贩多少钱，卖给我们也多少钱，卖掉的利润是我们的。”

上大学后，张志祥干脆直接去企业推销过年福利，“成百上千人的企业，最多的一年推销了2万多斤鱼”，生意好到订单超过自家鱼塘里的存量。所以，第二年张志祥预先从别人的鱼塘中买鱼放进自己家的鱼塘，然后等着订货方上门来捞。

2021年11月，一场大雪过后的北京，张志祥想起这件往事，有点得意。不过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也许是他人生中最早的一次“产能并购”。（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