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在圣保罗的科瓦尔斯基市场（Kowalski’s Market）的第三个结账台旁，萨拉·贝拉米找到了自己的仙女教母。对贝拉米和其运营的Penumbra剧团而言，这一年喧嚣不断，而且时常伴随着悲剧的发生。Penumbra是一家黑人剧团，位于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已经有45年的历史。剧团的所在地距离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的地方大约7英里（约11.265千米）。在经历了数月的抗议，以及几乎所有的艺术机构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停业之后，Penumbra开始将剧团重塑为一家种族歧视康复中心，并且在传统的服务组合中增加了康体项目和更多有关种族平等的培训。

几天前，贝拉米收到了一封神秘的电子邮件，其中只是提到了有一家财富管理公司有意与其谈谈Penumbra的事情。现在，当她准备把生活用品放到收银台的传送带上时，她的手机响了。

“他们告诉我，麦肯齐·斯科特有意投资剧团，金额高达500万美元。”贝拉米回忆道。她十分震惊地坐了下来。“我陷入了沉思，可能听起来不像是一个好消息，这也太突然了。”

在此之前，数百名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位女性，她在短短两年内成为了世界上最慷慨、最令人惊讶的慈善家。麦肯齐·斯科特是一位作家，也是亚马逊（Amazon）的第一位员工，同时还是亚马逊公司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的前妻。众所周知，在2020年前，维基百科（Wikipedia）上贝佐斯的“个人信息”部分一直都存在麦肯齐·斯科特这一条目。然而，自从51岁的斯科特掌控了离婚后分到的财产，她已经从当前520亿美元的净资产中，划拨出120多亿美元用于捐赠。截至本文发稿之日，斯科特刚刚发布了其最新的捐赠信息，也就是在今年3月底公布了自2021年6月以来的捐款数额，共计39亿美元，其中包括捐给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的4.36亿美元巨款。《慈善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称，斯科特的捐款数额超过了美国几乎任何一位亿万富翁当年的捐款数额；只有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的负责人比尔·盖茨的前妻和埃隆·马斯克的前妻在2021年曾经承诺向慈善机构捐赠更多的资金。

以萨拉·贝拉米的经历为例，这基本上都是麦肯齐·斯科特的安排。她的使者带着一张巨额支票突然出现，既没有列出附带条件，也没有大肆宣传，然后就消失了。她正在以闪电般的速度，将自己的大笔财富，捐献给长期以来被更知名的捐赠者所忽视的众多组织，但并没有借助大型基金会的那些繁冗机构。她的这种举措对于慈善行业来说有着革命性的意义，因为巨额捐赠通常都充斥着新闻发布、限制条件和期许，等等。

斯科特对受助者提出的唯一要求是，他们要帮助维护她极其重视的隐私。想通过申请的方式得到斯科特的资助，给她寄感谢信，或者直接联系她，这些方式都是行不通的；她以及与她往来最为密切的顾问几乎从不回应采访请求。甚至连贝拉米和其他1,250多家收到斯科特资助的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也被要求不能透露有关斯科特捐赠通知人的信息。

防辍学组织Communities in Schools的首席执行官雷伊·萨尔达尼亚说：“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如果你一直在从事慈善行业，你就肯定听说过麦肯齐·斯科特这个名字，而且你也知道无法联系到这个人。”这个涵盖诸多非营利组织的网络在2021年11月便接到了这类令人惊喜的电话，承诺共计提供总额为1.335亿美元的捐款。“尽管这位女士凭借大笔财富获得了极大的权力，但她也懂得如何真正分享权力。”

自2020年7月以来，斯科特便一直在全力应对公众有关捐赠最佳方式的探讨。当时，她在《Medium》杂志上发表了后来成为其半年刊系列文章的开篇之作，这些文章介绍了其捐赠情况以及捐赠背后的理念。她写道：“在我看来，任何人的个人财富无疑都是集体努力和社会结构的产物，而社会结构给一些人带来了机会，也成为了众多人的障碍。”

这番言辞凸显了她与其他亿万富翁的不同之处。美国最富有的群体及其创建的为其赚取财富的公司，包括亚马逊，均因为他们极尽所能地避税而臭名昭著。尽管失控的股市已经将他们的财富推高至创纪录的水平，但美国的其他群体却在忍受着惨痛的经济、社会和健康危机。

在贫富差距不利影响的背景下，斯科特成为了一位令人眼前一亮的女英雄。她公开表示对自己的财富感到不适，并且信守承诺，采取行动将这些财富处理掉。慈善咨询公司Bridgespan Group在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亿万富翁们每年只捐出1.2%的资产，斯科特创纪录的慷慨捐赠成了对这些亿万富翁的无声指责。2021年，即使亚马逊的股价上涨为斯科特带来的财富远超其财富捐赠额，但斯科特仅在6月的捐款便占到了其年终净资产的近5%。

斯科特的慈善事业还处于初期阶段，要衡量其长期效果还为时过早，不过，其他捐赠大佬似乎已经开始受到她的影响。I.G. Advisors公司的雇员、慈善顾问雷切尔·斯蒂芬森·谢夫说，即便还没有客户因为斯科特而改变其财富分配方式，但在过去一年中，他们合作的“每一位客户”至少都提到过斯科特。例如，一家不愿意透露名称的跨国汽车企业，取消了与其诸多捐款相关的全部报告要求。斯蒂芬森·谢夫说：“这些亿万富翁在这一刻幡然醒悟，他们决定以她为榜样，采用完全以互信为基础的捐赠方式。”

然而，快速、颠覆式的行动也意味着会犯错。对斯科特来说，这些失误往往源于她对隐私的保护，而此举可能会与透明度和责任等价值观发生令人不快的冲突，并且限制她利用自身强大影响力来做出改变的能力。她正在公开地处理这些问题，但却有些无所适从：2021年年底，当斯科特尝试隐瞒其捐赠对象的信息时，她第一次遭到了人们的强烈反对（她很快便改变了方式）。与此同时，她依然在秘密开展其捐赠行动：即便那些被普遍认为是其“团队”的人也拒绝讨论双方之间的关联。然而，这并没有妨碍斯科特成为几乎所有人的崇拜对象，而且这恰恰证明她甚至可能会让整个慈善界发生进一步的转变。

西雅图大学（Seattle University）的一位副教授伊丽莎白·戴尔的研究领域是妇女与慈善事业。她说：“斯科特有无比强大的力量。”然而，“人们必须在拥有巨大财富与承担某种责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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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位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的女性来说，要求其做到透明是一种奢望。在斯科特公开宣布其首次捐赠后的20个月里，她从未接受过采访，或者参与众多以她为主题的报道（包括我们的）。

从她的文学作品以及在《Medium》杂志上发表的反思性文章来看，我们目前掌握的是，斯科特并不喜欢“慈善”，至少不喜欢当前的亿万富翁阶层所定义的这种“慈善”。她在2021年12月写道：“我从未喜欢过这个词语，或者对其有认同感。大量的文化素材将慈善与富有人群关联起来，而富人们则认为自己最了解如何帮助解决其他人的问题。”

这也是其大量直接经验的总结。她在婚前的姓名为麦肯齐·塔特尔。在成长过程中，斯科特经历过富有生活，也见证过财富的突然消失。作为旧金山的金融顾问、慈善家的女儿，斯科特早期的经历看起来就像是特权清单：康涅狄格州贵族寄宿学校霍奇基斯中学（Hotchkiss School）；斯科特与托尼·莫里森共同学习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具有传奇色彩的纽约对冲基金D.E. Shaw。然而，当斯科特还在读高中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开始调查她的父亲，后者最终宣布破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称她父亲的公司“挥霍无度”，无力向客户退款，一位法官随后禁止她的父亲贾森·贝克·塔特尔再次从事证券业。斯科特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后，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来筹集学费，依靠助学金和低薪资零工来勉强维持学业。

在1992年毕业获得英语学位之后，斯科特在D.E. Shaw找了一份行政助理的日常工作，在那里，她采访了一位名为杰夫·贝佐斯的年轻高管。她说自己被他的笑容所吸引，并邀请其共进午餐，然后在6个月之后和他结了婚，当时她23岁，贝佐斯29岁。很快，这对夫妇放弃了他们轻松、赚钱的金融工作，并启动了一个跨国创业赌局：贝佐斯萌发了创建一家在线书店的想法，而且斯科特也是全力支持。为了创业，贝佐斯来到了西雅图。

在亚马逊成立初期，斯科特是非常重要而且“美好”的存在，在《财富》杂志联系的当时在亚马逊工作的30多名雇员中，有不少人都是她的粉丝。在1997年至2000年期间就职于亚马逊的编辑阿利克斯·威尔伯说：“我非常佩服她，在做人方面，她明显比她的丈夫好太多。”随着公司初具规模，她成为了公司的会计、主管以及多面手，当“整个公司员工收到全员动员令，帮助仓库打包书籍、视频和CD，以满足假日季订单时，”她十分乐意伸出援手，亚马逊早期的编辑部工作人员埃丽卡·乔根森说道。

斯科特在初创领域是一位冷静的成熟人士。曾经在亚马逊做了五年客户服务策略负责人的简·斯莱德说：“她能够泰然应对贝佐斯引发的所有骚动。”然而在支持丈夫雄心壮志的同时，斯科特并未放弃自己的梦想。风险投资人马克·布赖尔曾经于1997年加入亚马逊担任营销副总裁。在他的印象中，斯科特十分和蔼，但却十分内敛，而且她“当时还在这个忙碌楼层的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室中写着自己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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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马逊成名之后，斯科特进一步淡出了聚光灯，专注于抚养她与贝佐斯的四个孩子，并全身心地步入其写作生涯。她的处女作《路德·奥尔布赖特的考验》（The Testing of Luther Albright）于2005年出版，随后在2013年又出版了《陷阱》（Traps）。这是斯科特愿意委身于媒体宣传机器的最后一段时期，她为查理·罗斯和《时尚》（Vogue）杂志提供了有关于其书作、丈夫和公司的专访机会，而亚马逊则将其家庭财富推上了巅峰。她在2013年对《时尚》杂志说：“我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中彩票了。”

然而在分享中奖收益方面，她和贝佐斯做的并不是很出色。亚马逊的这对创始人夫妇向普林斯顿大学（两人共同的母校）捐了款，并在2018年成立了一只20亿美元的基金，来帮助无家可归人士。不过，他们却很少跻身顶级慈善家阵营。对于那些研究这对夫妇联合捐献的人士来说，这种行为与她当前慷慨赠与现象的差距并非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情。201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这对夫妇中，有一位扮演着“油门”的角色，而另外一位则扮演“刹车”。戴尔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去捐赠，只不过与其他人相比，这种方式显得十分与众不同。”

在2013年的小说巡展6年后，亚马逊的市值增长了6,900亿美元，斯科特又被不情愿地拉回到聚光灯前。2019年年初，贝佐斯在推特（Twitter）上宣布，他的婚姻处于破裂边缘，不久后，《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发现，贝佐斯与电视主持人劳伦·桑切斯有染。同年4月，斯科特和贝佐斯正式离婚，氛围看似十分和谐：斯科特仅拿到了亚马逊4%的股份，当时的净值为380亿美元。

不久之后，斯科特签署了沃伦·巴菲特的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在这份誓言中，这位亿万富翁承诺捐赠至少其一半的财富。（目前全球财富排名第二位的贝佐斯并未签署。）她放弃了其夫姓，改用从她的祖父那里继承的中间名斯科特。随后，她本可以不知不觉、安逸地淡出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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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斯科特在推特上发表了一则推文，开始了下一步行动——至少在公众的眼中是这样。这是她首次使用其新名字。这则推文链接着一篇《Medium》杂志的贴文，介绍了她履行其捐赠誓言的计划。她的使命是：“周密执行，快速行动，并坚持做慈善事业，直到把钱用光。”

随后，在这篇贴文中，她非常清晰地介绍了打算将钱捐给谁及其原因。在离婚之后的那一年，斯科特已经向116家非营利性组织捐赠了共计17亿美元。她捐赠的领域包括种族、性别和性少数群体公平；经济出行；公共卫生和功能民主。斯科特写道，绝大多数专注于公平的机构都由有色人种、妇女和/或性少数群体的领袖来运营，他们将“自己的亲身体验转化为不平衡社会系统的解决方案。”她为这个清单撰写了序言，并在其中承认了自身财富所具有的力量：“在反思了近期事件之后，我发现了一直遭到自己忽视的特权的好处：我能够引起各大变革推动机构和领袖的关注。”

在树立这一新公众人设的同时，斯科特还重启了其个人生活，包括再次坠入爱河，其对象是孩子就读高中的理科老师。2021年3月，她向世人宣布，自己已经和丹·朱伊特结婚；该声明的发布场地尤为合适地选在了这对夫妇的捐赠誓言页面，上面张贴着一张两人在松树林中笑得满是鱼尾纹的自拍照，以及朱伊特新写的一封信。他在信里称赞其妻子是“我所知道的最慷慨和最善良的人之一。”

朱伊特于2011年搬到了西雅图，之前一直在公立高中哈里顿中学（Harriton High School）教授AP化学和其他理科课程，该校位于富裕的费城郊区。他此前的学生将其描述为“有趣、和蔼、课堂小丑类型”的老师和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他十分热爱高尔夫，而且会抽时间协助训练哈里顿中学的高尔夫球队。费城地区的体育作家乔希·韦尔林曾经在高三上过朱伊特的AP课程，然后于2007年从哈里顿中学毕业。他将这位新斯科特先生称为全方位的“好人……如果有人可以有机会[帮助]捐赠500亿美元，我相信他一定会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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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和朱伊特将如何应对这一艰巨的任务，我们不得而知。当然，像梅琳达·弗伦奇·盖茨这类同行者也一直在为斯科特提供建议。2020年，这两位女性创办了一项竞赛，承诺向专注于性别平等的机构捐赠4,000万美元。数字刊物《Puck》称，她还与多位知名的财富咨询师合作，在西雅图设立了名为Lost Horse的家族理财室。最重要的是，斯科特还将业务交给了Bridgespan Group，后者是在2000年从咨询机构贝恩公司（Bain&Co.）剥离出来的慈善咨询机构。Bridgespan被《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誉为“你所知道的最有影响力的咨询公司”，它还为盖茨基金会、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以及大多数其他大型慈善机构提供咨询服务。（所有机构均拒绝或忽略了置评请求；斯科特最近在《Medium》上说明了其团队保持沉默的原因：“没有通过任何方式来影响”记者的报道，“并以此表示对记者的尊重”。）

令慈善行业内部人士感到吃惊的是，斯科特竟然如此之快便确定了其捐赠策略，并开始捐赠。之所以有这种速度，部分原因在于她决定通过捐赠人建议基金（DAF）来发放其资金，而不是此前数代亿万富翁所聘请的基金会。捐赠人建议基金在她准备好捐赠之后才会投资其资金，此举能够避免与创建新机构相关的大部分管理经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捐赠人建议基金这种方式更加不透明，没有相关捐赠披露要求，而且对于发放其所持有的资金也没有时间限制。

斯科特的捐赠在绝对规模上亦是名列前茅。《慈善纪事报》称，2021年，美国排名前50位的捐赠者每人的捐赠中值略高于1.01亿美元。斯科特并没有位列其中，因为她拒绝向该杂志确认其捐赠细节，但即便是她在2021年6月披露的27亿美元也足以让其成为美国当年第三慷慨的慈善家。彭博社（Bloomberg）称，这个成绩对于在美国个人财富榜中排名第17位的人来说并不赖。

斯科特有着极高的名气，尽管人们猜测斯科特对此会非常反感，但这也逐渐成为了她捐赠的另一股超级力量。她从事慈善事业的方式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包括她对种族和社会公平的关注，以及她开展“无限制”捐赠的意愿，即受赠机构可以按照自身的意愿随意支配捐赠。然而，捐赠专家指出，这些并非是什么新的策略：全美慈善响应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为《财富》杂志做的分析显示，包括福特基金会在内的各大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向服务不足的社区输送了大量的资金，而像查尔斯·科赫基金会（Charles Koch Foundation）这类保守捐赠者通常更愿意进行无限制捐赠。

I.G. Advisors公司的斯蒂芬森·谢夫称，对于很大一部分“不愿意承认和重新分配其自身权力的慈善家”来说，斯科特给他们上了一课。谢夫还表示，公开地从事这件事情是斯科特说服其他人效仿自己做法的最佳方式。“在其影响力范围之内，她塑造了慈善领域的最佳实践，不过，她的影响力范围恰好覆盖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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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初，阿比·法利克如同贝拉米一样，收到了专属于自己、天方夜谭般的电话，不过有些许不同。尽管此前的接收方被要求在斯科特同意之前不能透露捐赠人的姓名，但这位Global Citizen Year的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被告知，自己在这一方面不受限制。因此法利克在2021年10月发布的新闻稿中对斯科特和朱伊特捐赠1,200万美元表示了感谢。她的声明被少数媒体当作头条转载，但这些都无法与斯科特即将开展的壮举相媲美。

两个月后，斯科特发布了其最新的公函，而且可能是其在公共舞台上的首次重大失误。它讲述了为什么调整了对法利克的要求：斯科特将不再披露她在过去六个月中捐钱的数目以及接收方的信息，她希望此举会将更多的注意力从捐赠方转至她所支持的非营利机构。斯科特写道：“只要他们愿意，我希望让所有这些了不起的团队首先发表其自身的意见。我希望，当他们发声时，媒体可以关注他们的贡献，而不是只关注我。”

这是一个高尚的观点。然而对慈善行业里很多希望斯科特最终能够改善其捐赠透明度的人士来说，她反其道而行之的想法释放了一种危险的信号。在收到广泛的批评之后，斯科特妥协了。斯科特在两天后写道：“我们希望而且也将分享更多的信息。”并且承诺其团队正在开发一个线上数据库，以便提供有关其捐赠的更多信息。今年3月，她又迅速恢复了自己以往的披露方式，发布了一篇文章，公布了最新的捐赠数额（38.6亿美元）以及465位接收方的名字。

对于斯科特选择的那些机构来说，她的捐赠通常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而且不管你喜欢与否，这种影响很大一部分源于只有她可以带来的关注度。非营利性机构领导者告诉我们，斯科特的捐赠带来的其中一个好处在于，机构的知名度会有所提升，有助于他们吸引更多的资金。在 Global Citizen Year宣布获得斯科特1,200万美元的捐赠之后，它在仅仅两个月的时间中再次从其他捐助方那里获得了类似金额的捐赠。法利克说：“其他捐赠方意识到她的流程非常全面，而且审查十分仔细。”她还表示，有一位捐赠者将这一流程比作从风投资本投资者的手中进行融资：“没有人希望成为第一个面谈的人，但所有人都希望最先成为第二个。”

尽管斯科特再次公开其捐赠额意味着她意识到了这种权力，但她在提升透明度方面的进展十分缓慢。她在今年3月写道，她承诺的数据库“得反映每一个非盈利机构团队有关其捐赠使用明细的分享喜好，然后才会上线。”斯科特身边的知情人士表示，他们还没有为网站建立启动时间表，她和她的团队也不愿意讨论其更多的细节。

斯科特的文章还忽略了另外一种批评声音：那些有充分理由需要寻求其资金帮助的机构难以得到其捐赠。那些她资助的非赢利性机构无法直接与斯科特联系，而且与其顾问的互动也是十分有限。这一现象让那些希望有机会争取捐赠的机构感到十分沮丧，而且会给那些被排除在外的机构带来诸多问题。一所位居前十、历史悠久的黑人大学的一名董事会成员对《财富》杂志说，斯科特在投资黑人学院或者大学时存在选择性，他们担心这种决定会给潜在捐赠者释放不利的信息。

对于防辍学组织Communities in Schools，斯科特的团队资助了这家全国性的机构及其110个附属机构中的40家。首席执行官萨尔达尼亚认为：“我们难以[与70家其他附属机构]开展对话。当网络中的其他机构都将收到捐赠，而我们却被晾在一边时，这种感觉很难受。我们真的很难了解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当然，我希望能够有渠道向其提供相关信息。”

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的一位慈善行业研究员本杰明·索斯基斯在2021年12月实现了一个罕见的壮举，成为了推特上唯一得到斯科特回复的人士。他说：“这反映了民主与慈善的交汇处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联系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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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办法从斯科特那里获得回复已经成为了新闻学的一门子学科。在过去两年中，很多记者为了采访斯科特而绞尽了脑汁，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主持人盖尔·金隔空请求斯科特参加其节目，同时，关系网甚广的科技记者卡拉·斯威舍在推特上留下了一封公共邀请函。不过，这些请求的回复始终都是沉默。

因此，你可以想象一下，当《财富》杂志发出了一系列类似的请求，然后终于收到斯科特的团队的回应之后那种难以言表的喜悦感。这封电子邮件十分简短、礼貌，而且没有署名。它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我们的请求，但却给出了一个出人预料的暗示：斯科特可能正在重新评估自己的立场，并且承诺“一旦未来出现这类机会”便会通知我们。

是的，虽然希望很渺茫，但有鉴于这一回复，斯科特在《Medium》杂志上的深刻自我反省，以及她承诺的数据库，这位非常注重隐私的慈善家似乎正在不情愿地接受一个事实：按照其他亿万富翁的方式来塑造透明度和责任制度也能够作为一种变革的方式。至少，斯科特似乎依然在尝试打造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无论此举会给她个人造成多大的不适。

戴尔说：“我们很容易说：‘工作太多了，太难了，我不喜欢这类批评意见。’事实上，她依然在前行，我对此十分赞赏。”毕竟，“面对数以百计的、不愿意捐赠太多财富的亿万富翁，我们也没有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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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放完毕！

斯科特并未公布所有的捐赠去向，比如，我们依然不知道她对基督教青年会（YMCA）或者非盈利组织Goodwill的捐赠金额，然而，在那些已经公布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斯科特捐赠的一些最大受益方：

超过5.6亿美元

斯科特以个人名义向23所有着悠久历史的黑人学院和大学进行多次捐赠

2020年

4.36亿美元

仁人家园

2022年3月

2.81亿美元

美国男孩女孩俱乐部（Boys & Girls Clubs of America）

2022年3月

2.75亿美元

Planned Parenthood

2022年3月

1.62亿美元

Easterseals

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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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阵营

让我们看一下斯科特的一些知名慈善友人是如何进行捐赠的。

比尔·盖茨与梅琳达·弗伦奇·盖茨

在计算双方共同捐赠额的最后一年，这对前夫妇是美国最慷慨的慈善家，共计向其联合基金会捐赠了150亿美元。作为最知名的女慈善家之一，弗伦奇·盖茨紧随斯科特之后，目前管理着120亿美元的净资产，相对于其朋友的520亿美元稍显逊色。

查尔斯·科赫

科氏工业集团（Koch Industries）的首席执行官在2021年捐赠了2.41亿美元；其中5,000万美元捐给了其基金会，该基金会的一些重点领域包括教育和刑事司法。这位保守派政治捐赠者的兴趣似乎与斯科特不一样，但斯科特却效仿了科赫的一些做法，包括十分倚重无限制捐赠。

埃隆·马斯克

特斯拉（Tesla）的首席执行官在2021年承诺从其2,750亿美元的净资产中拿出约2%，也就是57亿美元，用于慈善事业。然而自那之后，由于没有任何非营利性机构宣布收到过来自于马斯克的捐赠，因此慈善行业专家预计这位亿万富翁可能只是将资金转移到了捐赠人建议基金，以谋求税收优惠。（马斯克并未回复置评请求。）

杰克·多尔西

推特与Block的创始人创建了其独有的披露方式：一个公共谷歌（Google）文档。到目前为止，杰克·多尔西已经从86亿美元的财富中拿出了4.67亿美元用于捐赠。今年2月，《慈善纪事报》估计多尔西在2021年的慈善捐赠承诺达到了7.65亿美元，并将其评选为美国第七慷慨的慈善家（不包括斯科特）。（财富中文网）

译者：F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