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来说,入主马来西亚总理府的25年进阶之旅充满戏剧性,有时甚至要遭受“折磨”。
一开始,他的总理之路似乎顺风顺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安瓦尔就被任命为副总理,辅佐他曾经的导师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但随着师徒关系不断恶化,安瓦尔不仅被罢免,遭到殴打,最终更是以涉嫌贪腐和鸡奸的虚假指控锒铛入狱近十载。(在这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同性恋是一种刑事犯罪。)
2018年,马来西亚主权财富基金1MDB爆出惊天丑闻。在一名前高盛(Goldman Sachs)董事总经理的帮助下,不法分子从1MDB盗取了逾40亿美元。随后,安瓦尔与马哈蒂尔再次联手。尽管高盛为其涉案行为支付了和解金,但安瓦尔仍然寻求从这家华尔街巨头那里拿回剩余的被盗资金。这桩丑闻迫使时任总理纳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黯然下台。重新掌权的马哈蒂尔希望引领马来西亚重回正轨。但在随后几年,该国再次陷入政治动荡。就像走马灯似的,多位领导人相继当选,然后迅速下台。与此同时,受出口疲软和全球经济放缓拖累,马来经济一蹶不振。
2022年11月,在一场历史性选举陷入僵局后,马来西亚国王任命安瓦尔出任该国第十任总理。但没过多久,安瓦尔又面临另一场考验:8月12日的州选举给予新政府一个好坏参半的初步裁决。这场选举涉及马来西亚13个州中的6个州,尽管选举结果符合预期,但反对党还是赢下了一些关键地区。
要想维持政局稳定,并提高马来西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现年76岁的安瓦尔还有很多工作要做,8月底,《财富》主编Alyson Shontell在怡保市对这位传奇政治家进行了专访,重点讨论他为马来西亚制定的十年规划。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涵盖多项目标,比如推动马来西亚跻身全球经济体前30强,提高女性在劳动力中的比例,并提升该国在全球竞争力指数、清廉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中的排名。(《财富》中国执行主编章劢闻亦对安瓦尔做了独家专访,其中谈到了大量中国相关问题,其内容将随后在财富中文网发布。)
在很大程度上,这项计划的成功取决于新政府能否说服大型跨国公司将高薪岗位带到马来西亚,该国能否如愿成为一个富有吸引力的供应链解决方案。安瓦尔最近与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达成了一项颇有影响力的协议,将“星链”(Starlink)和特斯拉(Tesla)引入马来西亚,并希望随后会有更多的交易。但他还需要让这些领导者相信,他的政府足够稳定,很有希望长期执政,并实现他描绘的诸多愿景。
出于篇幅和清晰起见,访谈内容略有删减。
Alyson Shontell:总理阁下,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与您见面。九个月前,您赢得了一场历史性选举,成为马来西亚第十任总理。祝贺您。两周前,贵国又举行了一系列选举。一些观察家指出,这将是您当选后面临的第一次重大考验。您如何评价选举结果?
安瓦尔·易卜拉欣:我们成功地维持了支持率,特别是在几个关键州和三个经济发达州。但在一些农村腹地,我们输给了更加保守的伊斯兰政党。我认为这是一个明确信号,足以表明新政府是稳定的,我们将在未来四年继续执政。
这本身就意义重大。您比任何人都清楚,马来西亚在过去几年动荡不断。您也是历经种种凶险才坐上总理宝座。在这段大约25年的旅程中,您有10年是在监狱度过的,尽管您并不承认相关指控,坦率地说,这些事情在世界其他地方根本就不是罪行。这段经历对您成为首相有何帮助?它又是如何改变您这个人的?
在我看来,25 年的狱中和狱外生活其实是一条学习曲线。这段疯狂的经历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加成熟、更有耐心、更理智。在何为自由,如何保持耐心,什么是好的经济政策方面,我获得了不少心得体会。现在,我想聚精会神地筹谋如何为马来西亚做贡献,如何让这个国家重焕生机,再次踏上复兴之路。
您一度觉得自己都活不下去了。一些朋友甚至问您:“为什么还要冒着坐牢的风险回归政府?这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为什么?是什么促使您在那一刻做出“我要再试一次,我要当首相”的决定?
这很有趣,因为我出狱后应邀与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进行了一次长谈。我们谈到我们是多么疯狂,或者干脆说,我们是不是疯了。最终达成一个共识:我们的精神没有失常,但我们确实很疯狂。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秉持的信念最有利于促进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进步。这个国家值得拥有更美好的未来。这促使我们努力工作、不惧逆境、坚定前行。我没有夸大其词,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这不仅仅是对我而言;我的妻子、家人和同事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但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迎来了自己想要接受的挑战:推动变革。我对抗的是一个腐败成风的专制政体。因此,这并非易事。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是,我实际上是在尝试改变这个体制,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行事方式。当然,这将以牺牲统治集团或精英阶层的利益为代价。但现在,这个国家至少看到了一丝希望。政局稳定了。经济政策清晰了,公众也普遍接受这样一个观点:要想发展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我们必须在这个国家实施真正的变革。
正如您提到的那样,您之前也说过,腐败一直是这个国家的痼疾。让您今天坐上总理宝座的一大机会就是1MDB丑闻,前几届政府都卷入了这桩丑闻。直至现在,您仍然尝试着与高盛解决此事。您认为这一事件对马来西亚造成了多大的挫折?您打算如何从高盛拿回那笔钱?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重大挫折,因为人们由此形成了对这个国家非常负面的看法。几年前我在纽约,许多人都问我关于1MDB的事情,这似乎是他们对马来西亚唯一的关注点。他们都说,马来西亚确实是一个非常腐败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表明态度:“听着,我们更换了领导人,正在推行不同的政策。我们下定决心要改变并铲除腐败。”
考虑到新政府仅仅执政了大约8个月,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不再有此前大行其道的串通投标现象。
这些事情是可以做到的,但我们必须表现得非常强硬,有时甚至需要做一些非常不受欢迎的事情。如果有明确的迹象显示,我们有决心将政策贯彻到底,那么我认为,国际社会就愿意相信我们有能力践行承诺。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三四个月里,来自美国、欧洲和中国的投资突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量投资纷至沓来。他们看到马来西亚的变化,做生意更容易了,政策更清晰了,政策的落地过程也更加透明。
您为马来西亚勾勒了一个名为“昌明经济”(Madani Economy)的十年发展规划。这项计划由多个部分组成。但正如您在最近一次演讲中所说的那样,目前的总体情况是,“我们陷入了一个高成本、低工资、低利润和缺乏竞争力的恶性循环。”您将从何处着手?为了实现您为马来西亚未来十年制定的宏伟目标,您现在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首先,我们的政策必须清晰。例如,我们正在谈论工业总体规划。是不是必须采用那种按部门或者任务推进的老方式?是不是必须刺激某个实体或某个地区的发展?如果政策清晰,这些问题将得到解决,做生意也就方便多了。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还没有发现投资者难以进入的情况。我们将为审批提供便利。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谈论的问题自然就会得到解决。当然,这需要时间和努力。你可以去问问这些公司的感受,无论是美国的IT公司,比如过去的戴尔(Dell)或者现在的埃隆·马斯克,还是中国公司。几乎无一例外,他们都会看到我们拥有一流的专业工程师。我们缺乏的可能是治理水平、清晰度和经商便利性等问题。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政府有责任进行必要的改革,加快审批过程,同时为一些我们欠缺领域所需的人才提供额外培训。
你们最新斩获了一笔很大的海外交易:埃隆·马斯克承诺特斯拉和星链将进驻马来西亚,开展一系列业务。这些谈判进行得相对较快。印尼一直在向马斯克示好,但他最终选择了马来西亚。您对马斯克说了什么?您是怎么做到的?
我对他非常了解,他对我也有所了解。所以我说:“我过去吃了很多苦。现在我得到了这个机会。我想推动变革,我现在想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我爱我的国家,我认为它有巨大的潜力和能力。”我明确而直率地告诉他,他完全不必担心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可能遭遇的那些繁文缛节和官僚主义障碍。
另外,他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更何况,目前有三家大公司在马来西亚为他的SpaceX供应卫星部件,这有助于他评估我们的潜力。当时缺乏的是明确的政策,以及政府高层的承诺,但现在,我们已经补上了这些短板。当然,让我非常高兴的是,他们很快就做出了决定,并在这里设立了地区总部。
还有类似交易正在进行中吗?我猜您正在与许多西方公司洽谈。
是的。例如,大约一个半月前,英飞凌(Infineon)董事会决定投资50亿欧元扩建马来西亚晶圆厂,这是该公司在德国以外最大的一笔投资。此外,中国的吉利汽车正在这个省的南部建设一座汽车城。这个项目正在进行中。目前大约有1000名中国专业人士正在开展相关工作。不光是我,我们的执政团队都知道,一旦做出承诺,就不能给人留下懒散或无所事事的印象。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外商投资项目全速推进。
这似乎有点进退两难了。你们的目标之一是吸引更多的外国公司进入马来西亚,而中国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合作伙伴。当然,中美关系目前不太好。您打算如何确定马来西亚在中美之间的定位?是不是两国都需要?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我们一直在积极接触,维系着我们和中美的关系。在投资和睦邻关系方面,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贸易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向美国的同事解释说:“中国是一个重要的邻国。在我们看来,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马来西亚和美国的友好关系长达数十载,他们也知道我们国家的历史。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甚至包括摩托罗拉(Motorola)和英特尔(Intel)这样的传统企业,过去都来过这里。他们知道我们的能力。我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这一点。
马来西亚是一个小国。我们无意与美国和中国达成某种排他交易。我们知道这一点,他们也知道。我们说得很清楚。我最近跟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进行了接触,当然也跟中国领导人进行过深入交流。我们将继续沟通,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做法以及马来西亚的当务之急。
昌明经济的另一个目标是,让更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推动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达到60%。你打算怎么做?是全面推进教育改革吗?是要改革体制吗?您打算如何提高这些数字?
除了道德劝说之外,我们还发布了一项明确的政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在大学里,女生的比例超过 50%,没有理由不接纳她们。当然,我在这方面是有点偏见的。我有六个孩子,其中五个是女孩。
还有一个极具权势的妻子(她是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副总理)。
是的。但公平地说,这对国家的发展进步有莫大的帮助。这一群体的潜能还没有被充分利用。许多具有专业资质的杰出女性都没有机会施展才干。因此,政府必须颁布一个明确的政策,鼓励女性参政,进入私营部门和政府部门的管理层。
您自己的内阁呢?目前的女性成员似乎也寥寥无几。您有计划增加更多的女性官员吗?
是的。不过,我们的内阁最初规模较小。尽管从历史先例来看,本届内阁在这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突出的,让女性出任多个关键职位。过去是一位女同事负责妇女事务和福利,现在由另一位女同事主持教育和健康工作。在我看来,由两位女士执掌这两个关键部门,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我们需要让更多的女性获得机会,不仅仅是担任政府高官,还要占据更多的专业管理岗位。
看来还有很多事要做。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您为这一刻等待了25年。现在是您展现领导力,引领马来西亚实现愿景的时候了。您担心失败吗?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艾莉森,对于可能遭遇失败这件事,我其实并没有想太多。我们过去失败过,已经汲取了经验教训。此外,我们有勇气谦卑地承认,我们过去存在种种局限性。现在到了真正做事的时候了。在我看来,我们正在做正确的事情,并且出于好意。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系统有什么问题,就必须予以纠正。我们现在没有理由过分担心失败的可能性。
您想留下什么样的政治遗产?当人们回忆起您的总理任期时,您希望人们给出什么评价?您希望全球领导人如何看待现在的马来西亚?
我还想表达同样的观点。我对此并不太关心。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尽力而为。这个国家拥有巨大的潜能,完全有机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体。我认为我们应该专注于此。我很务实。我没疯。是的,就像我刚才谈到的那样,我和曼德拉承认我们都很疯狂。但这个国家潜力无限。我们真正执政的时间其实只有六个月。这个共和国的发展趋势、关注重点和利益取向,以及公众展现的亲和力和纪律性,是有目共睹的。外国投资者的兴趣,甚至对一般治理问题的看法,都发生了转变。我坚信,如果我们朝着既定方向不懈努力,马来西亚就能抵达成功的彼岸。(财富中文网)
译者:任文科
对于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来说,入主马来西亚总理府的25年进阶之旅充满戏剧性,有时甚至要遭受“折磨”。
一开始,他的总理之路似乎顺风顺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安瓦尔就被任命为副总理,辅佐他曾经的导师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但随着师徒关系不断恶化,安瓦尔不仅被罢免,遭到殴打,最终更是以涉嫌贪腐和鸡奸的虚假指控锒铛入狱近十载。(在这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同性恋是一种刑事犯罪。)
2018年,马来西亚主权财富基金1MDB爆出惊天丑闻。在一名前高盛(Goldman Sachs)董事总经理的帮助下,不法分子从1MDB盗取了逾40亿美元。随后,安瓦尔与马哈蒂尔再次联手。尽管高盛为其涉案行为支付了和解金,但安瓦尔仍然寻求从这家华尔街巨头那里拿回剩余的被盗资金。这桩丑闻迫使时任总理纳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黯然下台。重新掌权的马哈蒂尔希望引领马来西亚重回正轨。但在随后几年,该国再次陷入政治动荡。就像走马灯似的,多位领导人相继当选,然后迅速下台。与此同时,受出口疲软和全球经济放缓拖累,马来经济一蹶不振。
2022年11月,在一场历史性选举陷入僵局后,马来西亚国王任命安瓦尔出任该国第十任总理。但没过多久,安瓦尔又面临另一场考验:8月12日的州选举给予新政府一个好坏参半的初步裁决。这场选举涉及马来西亚13个州中的6个州,尽管选举结果符合预期,但反对党还是赢下了一些关键地区。
要想维持政局稳定,并提高马来西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现年76岁的安瓦尔还有很多工作要做,8月底,《财富》主编Alyson Shontell在怡保市对这位传奇政治家进行了专访,重点讨论他为马来西亚制定的十年规划。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涵盖多项目标,比如推动马来西亚跻身全球经济体前30强,提高女性在劳动力中的比例,并提升该国在全球竞争力指数、清廉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中的排名。(《财富》中国执行主编章劢闻亦对安瓦尔做了独家专访,其中谈到了大量中国相关问题,其内容将随后在财富中文网发布。)
在很大程度上,这项计划的成功取决于新政府能否说服大型跨国公司将高薪岗位带到马来西亚,该国能否如愿成为一个富有吸引力的供应链解决方案。安瓦尔最近与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达成了一项颇有影响力的协议,将“星链”(Starlink)和特斯拉(Tesla)引入马来西亚,并希望随后会有更多的交易。但他还需要让这些领导者相信,他的政府足够稳定,很有希望长期执政,并实现他描绘的诸多愿景。
出于篇幅和清晰起见,访谈内容略有删减。
Alyson Shontell:总理阁下,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与您见面。九个月前,您赢得了一场历史性选举,成为马来西亚第十任总理。祝贺您。两周前,贵国又举行了一系列选举。一些观察家指出,这将是您当选后面临的第一次重大考验。您如何评价选举结果?
安瓦尔·易卜拉欣:我们成功地维持了支持率,特别是在几个关键州和三个经济发达州。但在一些农村腹地,我们输给了更加保守的伊斯兰政党。我认为这是一个明确信号,足以表明新政府是稳定的,我们将在未来四年继续执政。
这本身就意义重大。您比任何人都清楚,马来西亚在过去几年动荡不断。您也是历经种种凶险才坐上总理宝座。在这段大约25年的旅程中,您有10年是在监狱度过的,尽管您并不承认相关指控,坦率地说,这些事情在世界其他地方根本就不是罪行。这段经历对您成为首相有何帮助?它又是如何改变您这个人的?
在我看来,25 年的狱中和狱外生活其实是一条学习曲线。这段疯狂的经历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加成熟、更有耐心、更理智。在何为自由,如何保持耐心,什么是好的经济政策方面,我获得了不少心得体会。现在,我想聚精会神地筹谋如何为马来西亚做贡献,如何让这个国家重焕生机,再次踏上复兴之路。
您一度觉得自己都活不下去了。一些朋友甚至问您:“为什么还要冒着坐牢的风险回归政府?这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为什么?是什么促使您在那一刻做出“我要再试一次,我要当首相”的决定?
这很有趣,因为我出狱后应邀与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进行了一次长谈。我们谈到我们是多么疯狂,或者干脆说,我们是不是疯了。最终达成一个共识:我们的精神没有失常,但我们确实很疯狂。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秉持的信念最有利于促进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进步。这个国家值得拥有更美好的未来。这促使我们努力工作、不惧逆境、坚定前行。我没有夸大其词,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这不仅仅是对我而言;我的妻子、家人和同事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但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迎来了自己想要接受的挑战:推动变革。我对抗的是一个腐败成风的专制政体。因此,这并非易事。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是,我实际上是在尝试改变这个体制,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行事方式。当然,这将以牺牲统治集团或精英阶层的利益为代价。但现在,这个国家至少看到了一丝希望。政局稳定了。经济政策清晰了,公众也普遍接受这样一个观点:要想发展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我们必须在这个国家实施真正的变革。
正如您提到的那样,您之前也说过,腐败一直是这个国家的痼疾。让您今天坐上总理宝座的一大机会就是1MDB丑闻,前几届政府都卷入了这桩丑闻。直至现在,您仍然尝试着与高盛解决此事。您认为这一事件对马来西亚造成了多大的挫折?您打算如何从高盛拿回那笔钱?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重大挫折,因为人们由此形成了对这个国家非常负面的看法。几年前我在纽约,许多人都问我关于1MDB的事情,这似乎是他们对马来西亚唯一的关注点。他们都说,马来西亚确实是一个非常腐败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表明态度:“听着,我们更换了领导人,正在推行不同的政策。我们下定决心要改变并铲除腐败。”
考虑到新政府仅仅执政了大约8个月,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不再有此前大行其道的串通投标现象。
这些事情是可以做到的,但我们必须表现得非常强硬,有时甚至需要做一些非常不受欢迎的事情。如果有明确的迹象显示,我们有决心将政策贯彻到底,那么我认为,国际社会就愿意相信我们有能力践行承诺。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三四个月里,来自美国、欧洲和中国的投资突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量投资纷至沓来。他们看到马来西亚的变化,做生意更容易了,政策更清晰了,政策的落地过程也更加透明。
您为马来西亚勾勒了一个名为“昌明经济”(Madani Economy)的十年发展规划。这项计划由多个部分组成。但正如您在最近一次演讲中所说的那样,目前的总体情况是,“我们陷入了一个高成本、低工资、低利润和缺乏竞争力的恶性循环。”您将从何处着手?为了实现您为马来西亚未来十年制定的宏伟目标,您现在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首先,我们的政策必须清晰。例如,我们正在谈论工业总体规划。是不是必须采用那种按部门或者任务推进的老方式?是不是必须刺激某个实体或某个地区的发展?如果政策清晰,这些问题将得到解决,做生意也就方便多了。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还没有发现投资者难以进入的情况。我们将为审批提供便利。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谈论的问题自然就会得到解决。当然,这需要时间和努力。你可以去问问这些公司的感受,无论是美国的IT公司,比如过去的戴尔(Dell)或者现在的埃隆·马斯克,还是中国公司。几乎无一例外,他们都会看到我们拥有一流的专业工程师。我们缺乏的可能是治理水平、清晰度和经商便利性等问题。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政府有责任进行必要的改革,加快审批过程,同时为一些我们欠缺领域所需的人才提供额外培训。
你们最新斩获了一笔很大的海外交易:埃隆·马斯克承诺特斯拉和星链将进驻马来西亚,开展一系列业务。这些谈判进行得相对较快。印尼一直在向马斯克示好,但他最终选择了马来西亚。您对马斯克说了什么?您是怎么做到的?
我对他非常了解,他对我也有所了解。所以我说:“我过去吃了很多苦。现在我得到了这个机会。我想推动变革,我现在想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我爱我的国家,我认为它有巨大的潜力和能力。”我明确而直率地告诉他,他完全不必担心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可能遭遇的那些繁文缛节和官僚主义障碍。
另外,他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更何况,目前有三家大公司在马来西亚为他的SpaceX供应卫星部件,这有助于他评估我们的潜力。当时缺乏的是明确的政策,以及政府高层的承诺,但现在,我们已经补上了这些短板。当然,让我非常高兴的是,他们很快就做出了决定,并在这里设立了地区总部。
还有类似交易正在进行中吗?我猜您正在与许多西方公司洽谈。
是的。例如,大约一个半月前,英飞凌(Infineon)董事会决定投资50亿欧元扩建马来西亚晶圆厂,这是该公司在德国以外最大的一笔投资。此外,中国的吉利汽车正在这个省的南部建设一座汽车城。这个项目正在进行中。目前大约有1000名中国专业人士正在开展相关工作。不光是我,我们的执政团队都知道,一旦做出承诺,就不能给人留下懒散或无所事事的印象。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外商投资项目全速推进。
这似乎有点进退两难了。你们的目标之一是吸引更多的外国公司进入马来西亚,而中国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合作伙伴。当然,中美关系目前不太好。您打算如何确定马来西亚在中美之间的定位?是不是两国都需要?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我们一直在积极接触,维系着我们和中美的关系。在投资和睦邻关系方面,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贸易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向美国的同事解释说:“中国是一个重要的邻国。在我们看来,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马来西亚和美国的友好关系长达数十载,他们也知道我们国家的历史。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甚至包括摩托罗拉(Motorola)和英特尔(Intel)这样的传统企业,过去都来过这里。他们知道我们的能力。我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这一点。
马来西亚是一个小国。我们无意与美国和中国达成某种排他交易。我们知道这一点,他们也知道。我们说得很清楚。我最近跟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进行了接触,当然也跟中国领导人进行过深入交流。我们将继续沟通,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做法以及马来西亚的当务之急。
昌明经济的另一个目标是,让更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推动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达到60%。你打算怎么做?是全面推进教育改革吗?是要改革体制吗?您打算如何提高这些数字?
除了道德劝说之外,我们还发布了一项明确的政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在大学里,女生的比例超过 50%,没有理由不接纳她们。当然,我在这方面是有点偏见的。我有六个孩子,其中五个是女孩。
还有一个极具权势的妻子(她是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副总理)。
是的。但公平地说,这对国家的发展进步有莫大的帮助。这一群体的潜能还没有被充分利用。许多具有专业资质的杰出女性都没有机会施展才干。因此,政府必须颁布一个明确的政策,鼓励女性参政,进入私营部门和政府部门的管理层。
您自己的内阁呢?目前的女性成员似乎也寥寥无几。您有计划增加更多的女性官员吗?
是的。不过,我们的内阁最初规模较小。尽管从历史先例来看,本届内阁在这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突出的,让女性出任多个关键职位。过去是一位女同事负责妇女事务和福利,现在由另一位女同事主持教育和健康工作。在我看来,由两位女士执掌这两个关键部门,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我们需要让更多的女性获得机会,不仅仅是担任政府高官,还要占据更多的专业管理岗位。
看来还有很多事要做。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您为这一刻等待了25年。现在是您展现领导力,引领马来西亚实现愿景的时候了。您担心失败吗?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艾莉森,对于可能遭遇失败这件事,我其实并没有想太多。我们过去失败过,已经汲取了经验教训。此外,我们有勇气谦卑地承认,我们过去存在种种局限性。现在到了真正做事的时候了。在我看来,我们正在做正确的事情,并且出于好意。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系统有什么问题,就必须予以纠正。我们现在没有理由过分担心失败的可能性。
您想留下什么样的政治遗产?当人们回忆起您的总理任期时,您希望人们给出什么评价?您希望全球领导人如何看待现在的马来西亚?
我还想表达同样的观点。我对此并不太关心。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尽力而为。这个国家拥有巨大的潜能,完全有机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体。我认为我们应该专注于此。我很务实。我没疯。是的,就像我刚才谈到的那样,我和曼德拉承认我们都很疯狂。但这个国家潜力无限。我们真正执政的时间其实只有六个月。这个共和国的发展趋势、关注重点和利益取向,以及公众展现的亲和力和纪律性,是有目共睹的。外国投资者的兴趣,甚至对一般治理问题的看法,都发生了转变。我坚信,如果我们朝着既定方向不懈努力,马来西亚就能抵达成功的彼岸。(财富中文网)
译者:任文科
For Anwar Ibrahim, the 25-year path to becoming Malaysia’s prime minister was at times “torture.”
His ascent initially seemed as if it would be swift when he was named deputy prime minister in the early 1990s, supporting his onetime mentor, Mahathir Mohamad. But when that relationship soured, Anwar found himself sacked, beaten, and ultimately imprisoned for nearly a decade on bogus charges of corruption and sodomy. (It is a criminal offense to be gay in the Muslim-majority country.)
Anwar joined forces again with Mahathir in 2018 following the multibillion-dollar 1MDB scandal, in which over $4 billion was stolen from the Malaysian sovereign wealth fund, aided by a former Goldman Sachs managing director. Although the investment bank paid a settlement for its involvement, Anwar is still fighting to get the rest of the money back from the Wall Street giant. The scandal had brought down then–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 and Mahathir returned to power in hopes of getting Malaysia back on track. But the country went through years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afterward, with multiple leaders being elected and ousted in rapid succession while its economy slumped amid weakening exports and a global slowdown.
In November 2022, the Malaysian king named Anwar as the country’s 10th prime minister after a deadlocked vote in a historic election. Yet soon after, Anwar faced another test: A state election on Aug. 12, involving six of Malaysia’s 13 states, which turned out a mixed early verdict. Although the outcome was generally predicted, the opposition made up ground in some key areas.
Now 76, Anwar has much to do to maintain stability and improve Malaysia’s economic world standing. Fortune editor-in-chief Alyson Shontell sat down with him in Ipoh in late August to discuss his bold 10-year plan for the country. It has multiple pillars, including becoming a top 30 economy worldwide, increasing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in the workforce, and climbing to higher rankings on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the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and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Much of the plan‘s success hinges on persuading large global companies to bring high-paying jobs to Malaysia, which hopes to position itself as an attractive supply-chain solution. Anwar recently struck an impactful deal with Elon Musk to bring Starlink and Tesla opportunities into the country and hopes more deals will follow. But he will need to also convince these leaders that his government is stable enough to stay in power and see his vision through.
The interview has been lightly edited for length and clarity.
Alyson Shontell: Prime Minister, it is a pleasure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Nine months ago, you won a historic election in Malaysia to become the 10th prime minister of the country. Congratulations. Two weeks ago, there was another set of elections that some said was going to be your first big test. How do you feel the results went?
Anwar Ibrahim: We managed to sustain the level of support, particularly in the key states, the three economically thriving states, as opposed to the more rural hinterland that we lost to the more conservative Islamic party. I thought that is a clear signal that the government is stable, and we are here for the next four years.
And that, in and of itself, is significant. As you know better than anybody, it’s been a tumultuous past few years for Malaysia. It’s been a tumultuous path for you to be in the seat that you’re in today—about 25 years in the making, a decade of that spent in jail for things that you say did not do, that would not be crimes, frankly,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hat from that experience has prepared you to be prime minister? And how did it change you as a person?
With 25 years in and out of jail, there’s a learning curve. I think you become more mature, patient, and saner in this world full of insanity. And I think I’ve learned immensely about freedom, patience, and about economic policies. I would like to focus effectively on how to contribute to this country and make it vibrant and great again.
There were moments when you didn’t feel as if you would survive, and friends even asked you, “Why would you go back into government? You might be thrown back in jail. It could be disastrous.” Why? Why, in that moment, did you decide, “I’m going to give this another shot, and I’m going to be prime minister.”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I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after I was released, at the invitation of Nelson Mandela. We were talking about how mad, or quite insane we are, or crazy. So we reached a consensus: We are not insane, but certainly we’re quite crazy. Because we believe we have a sense of conviction, we believed it was best for people,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country deserved better, essentially. That propelled us to work harder and be really determined in the face of adversities. And I’m not exaggerating, it was a tough period not just for me; my wife, my family, and my colleagues suffered immensely, too.
But after all this, this is probably part of the [challenge I] wanted to accept because we’re talking about effecting change. I’m against a system with endemic corruption, with authoritarian traits. So it’s not going to be an easy feat. And you accept the fact that you are actually trying to change the system, how things should be different. Naturally, it would be at the expense of the ruling clique or elite. But now at least we can see this ray of hope for the country. There is stability. There is clarity in economic policy and a general acceptance by the public that in order to evolve as a successful country, we must effect real change and reform in this country.
As you mentioned, and you’ve said before, corruption has been endemic to this country, and a big opening to allow you to be in the prime minister seat today was the 1MDB scandal that prior administrations had been caught up with, and that you’re now trying to settle with Goldman still. How much of a setback for Malaysia do you feel that incident was, and how do you plan to get the money back from Goldman?
In a sense it was a major setback because the perception always has been negative. I was in New York some years back, and the only thing they asked us about Malaysia was 1MDB, or they’d say that Malaysia is essentially a very corrupt country. So we have to really say to them: “Look, we have a different set of leaders, a different set of policies, and we are quite determined to change and rid the country of corruption.”
Given it’s been about eight months, we have been quite successful. No negotiated tenders, which has been the practice. No issue of commissions through procurements of military recruitment from foreign countries.
It can be done, but you have to be really tough and at times quite unpopular. If there are clear signs of determination and policies following through, then I think generall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accept that they can they follow it.
That is why in the three or four months, there’s suddenly this mushrooming of investme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from China. Huge numbers coming in, and they see it as a change, ease of doing business, clarity of policy, and transparent in terms of our implementation.
You’ve outlined a big plan for Malaysia over the next 10 years called the Madani Economy. It has a number of parts to it, but the overall picture, as you said in a recent speech, is “We’re caught in a vicious cycle of high costs, low wages, low profits, and a lack of competitiveness.” Where do you start? What steps do you need to take today to reach the ambitious goals you have for Malaysia in the next 10 years?
First there must be clarity in the policy they see. For example,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industrial master plan. Must it be the old approach of sectoral or mission approach? Do you have to stimulate this one entity or [something] geographically different? These issues will be addressed if there’s clarity, and then 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 haven’t found difficulty in getting investors to come in. We will facilitate the approvals. So if that can happen, then naturally the issues we talk about will be resolved. Of course, it will take time and effort. You ask most of these companies, American companies from IT, say, Dell in the past, or Elon Musk at the present, or a company in China. All of them,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will see that we have first-class professional engineers. What we lack is probably the issue of governance, issue of clarity, and issue of ease of doing business.
So it is part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authorities in the government to make the necessary changes,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approvals,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give the additional niche training to what is being required in that area, where we are still deemed to be rather lacking.
A big foreign deal was Elon Musk committing to doing quite a bit here with Tesla and Starlink. Those negotiations were relatively fast. Indonesia had been courting Musk for a long time, and yet he chose Malaysia. What did you say to Musk? How did you get that done?
As much as I know about him, he knows a bit about me. So I said, “Look, I’ve suffered immensely in the past. Now I’ve been given this opportunity. I’m in business. I want to effect the change, and I want to now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I love my country, and I think it has huge potential and capacity.” And I made it clear and blunt to him to say that he does not need to worry about all the other nitty-gritty, bureaucratic encumbrances that he may face in dealing with some other countries.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he knows the history of this country. And even in SpaceX, he has three major companies engaging in the operations of space in terms of the spare parts, so he can gauge our potential. What was lacking then resulted from clear policy and commitments by leadership, and [that is where] we have complemented them. And of course, I’m exceedingly pleased that they came up with a very fast decision and set up their regional office here.
Are there other deals like that in the works? I assume you’re talking to many Western companies.
Yes. Infineon, for example, came in with the decision about a month and a half ago by the board, 5 billion euros to expand in Malaysia and the biggest single investment outside Germany. And then Geely from China, they are starting an automobile city in the state in the south of this province, which is ongoing. They’ve got about 1,000 of their Chinese professionals in the operation already. And they know, not just me, the whole team knows once you’re committed, we cannot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we are laid-back or we’re not doing anything, and we must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make sure that this process goes at a fast pace.
So there’s a bit of a dilemma. Part of the goal is to get more foreign companies to come into Malaysia, and China is also a big partner. And, of course, China and the U.S. are not getting along. How do you plan to position Malaysia when you’re sandwiched between the two and you need both?
Thus far we don’t have that much of a problem. We engage and we maintain. China is a major player in terms of investments, in terms of neighborly relations. Trade is a major player. And I explained to my colleagues in the States: “Look, it’s an important neighbor. It’s not a zero-sum game as far as we’re concerned.” And the [U.S.] has a long tradition of cultivating friendship for decades, and also they know the track record of our country. Some of the biggest major players have been here, even the traditional ones like Motorola, Intel, in the past, and they know our capacity. And I think we should then use this to our advantage.
We are a small country. We’re not here to try to broker a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e know that, and they know. We make it very clear. I’ve engaged with [Antony] Blinken and [John] Kerry recently, and, of course, Xi Jinping and Li Qiang in China, and continue to communicate by making very clear our approaches and what is imperative in Malaysia.
Another part of the Madani Economy plan is to get more women in the workforce. There’s a goal of getting to 60% participation. How do you plan to do that? Is it overhauling education? Is it systemic? How are you going to improve those numbers?
Beyond moral suasion is a clear policy against any form of discrimination that happens to be taking place. In universities, with more than 50% female students, there’s no reason why they cannot be accommodated. Of course, I’m a bit biased. I have six children, five girls.
And a very powerful wife [who was the country’s first female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a powerful wife. But I think, to be fair, it will be of immense help to the country. This group of people has not been fully utilized. Many brilliant people of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are not given the opportunity. So there must be a clear policy to encourage it in politics and management, i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more so in government service.
What about within your own cabinet? There’s only a few women. Do you have plans to add more?
Yes, but, of course, the cabinet we started off with is relatively smaller. Although in terms of the historic antecedents, it’s quite prominent and has given key positions [to women]. In the past it was women affairs and welfare. Now we’re in education and health, which to me is very good that two key ministries are held by women. But I agree. I concede the fact that we need to then expose and give opportunity to more women, not only in a political leadership positions, but in professional, managerial positions.
So quite a bit to do. As we said at the beginning, it’s been 25 years of waiting for this, and now is your time to take Malaysia where you want it to go. Do you worry about failure?
It’s interesting, Alyson, I didn’t actually think too much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failure. I think we are here, we have failed in the past, and we have learned and have the humility to acknowledge our limitations in the past. And I think now is the time for us to execute. And if you do the right thing and you mean well and you know what’s rotten about the system, you have to correct it. I think there is no reason, no cause, to be unduly worried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failure.
And what about your legacy? What do you want your legacy to be when people remember you in this position? And what do you want global leaders to think of Malaysia now?
I would make the same point. I’m not too concerned about that. But I think what is important is you do your best. And this country has this immense capacity to emerge as a viable, successful, developing economy, or emerging economy. And I think we should just focus on that. And I am quite realistic. I’m not crazy. Although, as I’ve said earlier with Mandela, we do acknowledge the both of us are quite crazy. But the capacity is enormous. We have been here effectively just six months, and you can see the trend, the focus, the interests of the Republic. The general affinity and discipline among the public. The interest by foreign investors, and even on general issues of governance, there is a shift. And I think if we can continue and sustain this effort, we can str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