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集中是本世纪的指标性趋势，自2000年以来，全世界有将近半数国家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加剧。

它的后果影响深远。对于那些处于经济低端的人来说，贫富差距的扩大对其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甚至是幸福感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在社会层面，不平等的加剧会损害经济成长，并且与金融和暴力犯罪增加相关。

一项新研究显示，不平等甚至会改变我们对道德的看法。当不平等的程度很高时，人们更容易接受不道德行为。

凯洛格学院的管理与组织学教授、该研究的共同作者玛里亚姆·库查基说：“不平等与控制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我们的研究表明，失去控制会产生因果影响，让人在评判违法行为时更加宽容。”

控制与道德行为之间的联系

几十年来，人们已经知道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感与人们如何判断各种道德失误之间具有关联性。例如，过去的研究表明，那些缺乏控制感的人对偷窃、作弊和说谎等不道德行为不会有太极端的反应。

然而，库查基与她的共同作者罗格斯大学的克里斯托弗·托和曾经是凯洛格学院博士后的迪伦·维瓦德想知道这一发现是否也适用于不平等问题。不平等会降低社会流动性（客观上与主观上都是），而且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这些都可能导致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感下降。那么，严重不平等是否也会导致社会更容易接受不道德行为？

为了找出答案，研究人员综合了三个庞大的数据集，一个是衡量自1960年以来196个国家在国家层面不平等的数据库，一个是关于自1950年以来182个国家的经济产出和发展的数据库，以及一个对1981年至2014年之间超过125,000人进行的调查结果。该调查包含关于参加者的控制感、是否信任其他人、是否认为世界充满竞争，以及是否认为人们只能通过牺牲他人来致富等问题。此项调查的参加者还被要求对某些行为的合理性进行评分，比如坐公共交通不买票、不诚实报税，以及收受贿赂等等。

通过分析这些综合数据库，研究团队发现，那些生活在不平等社会中的人确实感到自己的控制感较低，而且更容易接受不道德的行为。（出乎研究人员意料的是，参加者认为世界的竞争程度与其对不道德行为的感受之间没有相关性，这表明不平等本身即可成为正当性的理由，而不仅仅是竞争性。）

研究团队随后自己做了一些实验来进一步探讨这些结果。首先，他们向800多名参加者展示梯子的图片。每个梯子有10阶，每一阶代表十分之一的人口；然后在每一阶有不同数量的钱袋，代表该阶层人口拥有的财富数量。

参加者看到了五种不同的梯子，描绘了社会中不同程度的不平等。（例如在最不平等的例子中，大多数的钱袋都集中在梯子顶层。）接着，参加者选择他们认为能够代表自己当地财富分配情况的梯子，随后评估一些不道德行为的可接受性，比如考试作弊、伪造朋友签名、非法下载软件等等。他们还评估了自己的控制感，以及他们认为别人可以控制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的程度。

结果再次显示，不平等是关键因素，这次是在社区层面。团队发现，那些认为自己所在地区更加不平等的人更有可能表现出较低的控制感，而且对不道德行为的接受度更高。

不道德行为在什么情况下更容易被接受

然而，根据参加者对自己社区进行评估的方法有一些缺点。因此，在另一组实验里，团队改用一个名为Bimboola的虚拟社会（一种用于其他类似实验的范式）。

在Bimboola，参加者被告知该社会的公民有不同的收入等级，参加者属于中间等级。但是，一些参加者被告知Bimboola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另外一些参加者则被告知不平等的程度很低。然后，为了加强这些描述，参加者被要求选出一些在Bimboola社会提供的必需品，例如房屋或交通工具等。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参加者能够选择的物品在费用或质量上差异很大，比如有豪宅也有小房子，有跑车也有破车。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选择物品的差异程度就小的多，例如稍微大一点的房子和稍微小一点的房子。

然后，参加者回答了几个有关他们的看法和期望的问题。正如预测的那样，团队在这些研究里均发现在高度不平等社会中的人，即便是虚拟社会，人们的控制感较低，也更能接受他人和自己的不道德行为。

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有何关系

最后，团队回到现实世界，探索社会流动性的影响，即一个人改变自身社会经济状况的能力。他们想知道：社会流动性（或者更确切地说社会流动性的缺失）是否会造成这种无助感或缺乏控制感？

比如，在一项研究里，参加者评估了他们所在社区的不平等状况，并评估了自己的控制感和对不道德行为的看法。然而，这一次他们也回答了诸如“我在社会中晋升的机会很多”之类的其他问题。

研究人员发现，生活在更加不平等地区的参加者认为他们的社会流动性较低，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平等会降低一个人的控制感。

“社会流动性与这些现象有关。”库查基说道。“如果人们认为社会不平等，但他们有能力向上发展，那么他们就仍然会有控制感，但如果不能向上发展，他们就会失去这种控制感。”

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从社会层面来看，这项研究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在经济严重不平等地区的犯罪率可能较高。它还能够帮助解释一项有趣的发现，就是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州里，学生的作弊率较高。

库查基指出：“它不仅仅是犯罪与作弊。失去控制感对幸福感的影响特别大。”

从根本上来说，寻求恢复社区控制感的政策制定者可以采取各种减轻经济不平等的计划，包括兴建更多的经济适用房、提高最低工资，以及设立累进税制等等，库查基表示。此外，政策制定者还能鼓励开展各种培训和教育课程来增强人们对社会流动性的认识。

“通过将社会变得更平等，我们可以帮助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更安全稳定，进而带给他们更多的控制感。”库查基如是说道。（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