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悄悄的日本企业革命

近期坏消息不断从日本传出，你可能据此预计到有不少人会呼吁急剧变革。但相反，你经常能听到的是一些人赞同日本保持现状的观点，三菱重工的相川贤太郎会长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年 1 月中旬在接受工业日报《日经产业新闻》的采访时，相川对记者说：“如果我们把哈佛商学院的理论引入日本，我们会有麻烦的。……我一直认为三菱管理层把工作看得比利润更有价值。最近，我比以往更坚信这一思想是正确的。对诸如股本收益率之类的情况我们从不大肆张扬。”

相川补充说，毕竟，“我们的商业习惯是考虑社会效应，这是必要的。”当有人告诉他美国股东将会对此策略有怨言时，他回答道：“这就是我为什么公开宣称我不迎合股东的理由。……我们不需要通过广泛宣传来使外国人购买我们的股票。如果股东不喜欢我们，他们应当尽快甩掉我们。”

这就是说，日本公司对工人承担义务，对股东毫不在意，关心更广阔的社会目标，对外国人又恨又怕。在许多人的思想上，这些都是定义日本公司模式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确实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而这正是90年代中期日本在发达国家中资本配置效率最低（以私营公司的股本收益率测算）的原因。

不过，尽管存在这种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尽管日本政府近来在财政和货币管理方面的政积很糟，尽管很多人怀疑日本是否真的在变，一场企业大革命正在进行，这场革命将在下个世纪初彻底改造日本商业文化，相当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按照美国的模式。

这场在很大程度上还觉察不出的变革的原因是什么？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东京办事处的顾问上山信一认为可将之归纳为多种压力逐渐积累的结果：

日本正在缓慢但不可避免地开放其金融领域。例如，美林证券公司（Merrill Lynch）正在积极地向日本零售证券经纪业扩展。

八年不景气的股市使得所有企业管理者，那些最墨守成规者除外，开始更多地考虑他们的股票的价格水平。保谷株式会社等公司正在采用资本成本核算方法来提高股东的收益。保谷是一家光学公司。

在过去的十年里，日本政府一直（即使是缓慢地）在放松市场控制，并撤消了对一部分价格的管制。例如，美孚石油公司（Mobil）正在改变日本汽油零售业的规矩。

由于受到世界各种产品价格下跌的挤压，像音响器材制造商爱华公司这样的日本公司正在寻求削减成本的新路子。目标之一：以终身雇佣制度理念为代表的僵硬的劳动制度。

这些变革真的会发生吗？过去，日本曾许诺实行经济制度改革，可是一旦看上去转危为安就撤手了。不过这一回截然不同。亚洲危机对日本产生的影响如此深刻，你完全可以认为：日本别无选择。在整个90年代，日本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巨大。很多日本公司必须尽快变革，否则它们将受到重创。日本公司遭遇风险的一个早期信号出现在今年 2 月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日本第二大建筑材料生产商大同混凝土株式会社因其亚洲分公司无力为其贷款向日本银行还本付息而被迫倒闭。

壬国昭男在80年代不顾大藏省的反对，在日本建立了第一家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当时，有人告诉他说信用评级“不符合日本国情”），他认为，一个重大的转变即将发生，这一转变将“在人们看到日本经济和金融制度矛盾的岩浆喷发的时候”到来。壬国估计，结果将令人惊叹：“在今后的几年里，10% 的上市公司──约 300 家，包括 10 家至 15 家银行──将垮台或被收购。”

对日益增加的压力的不同反应使日本企业界开始分裂为两个阵营。反对改革者，如三菱重工，往往是在传统工商业中有稳固地位的大企业，它们不太需要外国市场也不太喜欢外国的管理方法。这类企业主要是商业银行、建筑公司以及生产经营钢铁、纸张、水泥等大宗商品的企业。相反，主张变革者往往是处于快速变化行业中的企业，而且关键的是，这些企业的市场和观点都更加国际化。上山指出，每一家有改革思想的公司──如索尼、丰田、东芝和野村证券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有过海外工作的经历。这些公司也倾向于吸引外国股东。例如，目前索尼公司 40% 的股票为外国人持有。东京股票交易所已经对这两个阵营作出了裁决。改革者的股价持续上升，而反对改革者（尤其是建筑、金融和重工业企业）的股价却成了拖累市场增长的要素之一。

批评家认为，日本墨守成规的公司标准──从终身雇佣制到强调市场占有率而忽视利润等──经常妨碍公司发展成为真正的全球竞争者。爱华是一家逆潮流而行的公司，该公司的业务领域是普及型家用电器，生产音响、电视等产品。爱华的股份一半为索尼拥有，但单独挂牌上市。1985 年签订广场协定（Plaza Accord）之后，日元在 80 年代末急剧升值，那时，爱华公司几乎破产。该公司的对策是将生产大规模转移到海外，当时爱华的生产有 90% 在本土。在媒体的一片反对声中，爱华公司依靠提前退休的方式，把当时在日本的 3,600 名雇员裁掉了 1,300 人。现在，爱华公司 90% 的产量来自海外，绝大部分在亚洲；四分之三的员工是在海外招聘的，海外市场的销售额达 88%。爱华公司的管理者尤其重视股本收益率，而不是盲目追求市场占有率。这一转移起了作用。爱华公司 1997 财政年度的销售额为 27 亿美元，其股本收益率为 11% 左右，是最接近它的日本竞争对手的两倍左右。

如果更多的日本公司想变得具有全球竞争性，它们还需要采用更复杂的财务管理手段。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保谷株式会社，这家位于东京的高技术光学产品生产企业上一财政年度的销售额为 16 亿美元。73 岁的会长铃木哲夫是一位满头银发的工程师，他不仅在长相上而且在其他方面使我们联想起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正如当年的盛田昭夫，铃木哲夫被日本企业界看作是一位反叛者。他是日本最坦率地宣传公司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股东价值这一观点的人。铃木认为，日本传统的管理风格和目标是“完全错误的”，它们是以股东不管怎么说是“公司之外的人”这一概念为基础的。

保谷创建于约 50 年前，一开始生产水晶制品，后来又生产眼镜、计算机磁盘和激光手术仪器。1990 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时该公司严重受创。铃木首先砍掉了不赢利的业务，把房地产等非核心资产卖掉，并将一部分业务转向海外。在日本的雇员人数从 1993 年的 5,200 人下降到去年的 4,000 人，而海外雇员却在同期从 3,800 人增加至 5,550 人。

保谷之所以采取这些行动，是因为它不懈地追求提高股东价值，满足铃木所说的“市场逻辑”，尤其是满足占公司股东 20% 的外国股东的期望。直至 90 年代中期，保谷始终把注意力集中于提高股本收益率和红利，不过铃木认为这还做得不够。现在，该公司的目标是在五年内将其所谓的“经济附加值”翻一番。经济附加值是衡量公司业务在减去资本实际成本之后赢利多少的指标。铃木说：“我真的不在乎销售额是增加还是减少。”

不过，即使有成百上千家像爱华和保谷这样的公司，在目前那也只是众多的日本公司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认为企业界会由小至大地进行改革呢？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双重的：一是日本金融面临重整，二是取消管制的计划涉及的范围惊人之广而且具有破坏性。

金融一直是日本收益率低下、高度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关键。倘若日本金融体系发生重大变革，日本企业界中的反股东态度也要随之改变。日本大肆宣扬的金融“大爆炸”改革将会引起这样一场革命，这一改革将于取消所有外汇管制的 4 月 1 日真正开始，估计于 2001 年结束，到那时日本的金融体制将像英国在 80 年代进行的类似改革后的那样自由。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金融业的重整已经开始。随着去年底一连串惊人的银行和证券机构倒闭案，一个重组的浪潮已经开始冲击金融业。日本金融机构中最循规蹈矩的银行之一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于2月份宣布，今春它将开始实施一项将董事会成员削减三分之二、全体员工削减 20% 的计划，这样预计每年可节省开支约 16 亿美元。大约在同一时间，野村证券的新任首席执行官氏家纯一对作为日本现代金融神圣原则之一的交叉持股制度表示异议，他在一次访问伦敦时漫不经心地说，野村正在“认真地考虑”抛掉其巨大的银行股票组合中一部分的途径。氏家解释说：“我们有一大批其他银行的股票。这对一家投资银行来说真的是一个战略组合吗？我对此有点怀疑。”像三菱重工会长这样的人是很难说出这种话的。

同时，外国对日本金融业的渗透迅速加快。富达投资公司（Fidelity Investments）与三家日本银行合开了办事处，联合销售共同基金。花旗银行（Citibank）正在迅速夺取零售银行业的市场份额，尤其是年轻人和赶时髦者的市场。通用电气资本公司（GE Capital）最近宣布与否则就要倒闭的东邦生命保险相互会社组建一个合资经营项目。外国企业的行动中最重要的恐怕是美林证券公司对零售证券经纪业的投资。该公司从目前已倒闭的、曾是日本第四大经纪商的山一证券公司收购了一个分行网络和 2,000 个经纪人。

如果“大爆炸”改革能像期望的那样奏效，它将有助于彻底改变日本企业界的其他部分。过去，只要能使日本企业界保持兴旺，日本银行就乐意以低息给公司贷款。由于利息低，日本公司担负得起较低的资本收益率，能对员工实行终身雇佣制，追求市场占有率。但这场变革将改变这一程式。在未来的几年中，西方金融企业将会从日本传统银行的大量储蓄存款中悄悄地夺得愈来愈大的份额。许多观察家估计，由于日本储蓄者被高收益的债券和共同基金所吸引，西方公司可能会从现在的几乎一无所有发展到五年内拥有日本金融资产的 30%。到那时，日本公司再也不能不理会大型退体基金和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人对更高收益率的要求，传统的生意经将开始消失。

日本取消行业行政管制的行动进一步将推动日本企业追求更高的股东收益率。在过去的几年里，日本慢慢地放松了行业管制，从分销、运输和电信到住房、劳动力、土地市场和医疗卫生。

改变某些规定所带来的一个最简单、也许是最激进的例子是汽油零售业。1996年，日本政府为重新平衡汽油和迄今仍实行补贴的煤油以及石油馏出物的价格，以调整为名，将经过提炼的石油产品的进出口开放，并取消了价格控制。其结果令人吃惊。

伊恩•斯考伯尔（Ian Scoble）--负责管理美孚石油公司的日本业务的澳大利亚人--解释说，日本的汽油零售业过去是“受管制的、轻松自在的、赚钱的”。人人都在汽油上赚了钱，结果，加油站数量猛增，服务过度，生产率低下。这个国家六万个加油站加的油只是美国同行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但它们的毛利却是美国同行的五至七倍。怪不得它们能在一个一般规模的加油站雇用七个穿制服的服务人员。

在管制取消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汽油价格下降，毛利下跌了一半，仅为美国加油站的二至三倍。斯考伯尔估计，在三年内，石油公司的数量（现为 11 家）和加油站的数量都将减少一半。生存下来的多数会与西方石油企业有某种联系。

现在还不好说汽油零售业取消管制的模式是否会迅速和广泛地扩展到整个日本工商界，从而导致整个国家的转变。担任日本政府一个负责推动取消管制的委员会主席的三轮芳朗认为，毕竟，日本改革的真正障碍不是屡受攻击的官僚体制，而是那些特殊利益行业说客的力量，这些人通过贿赂等手段将议员们掌握在手中。不过排除全面变革的可能性也未免过于愤世嫉俗。用三轮的话来说：“日本人民和媒介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过于悲观。”

译者：徐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