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俊杰在何处读工商管理硕士?

金亨株（Hyung-Joo Kim）辞去了他在汉城一家大公司里稳定的建筑设计师职务，去创办自己的设计公司，却又一愁莫展。他想一边搞建筑设计一边从事房地产，可又不知如何下手。森本作也（Sakuya Morimoto）担任索尼公司在日本和中东的销售经理，长达七年时间。在海外工作使他大开眼界，看到许多新的机会，但又觉得自己在等级森严的索尼公司里无法施展身手。他想扩大自己的职业选择范围。

班西里•奥帕尔•阿玛达亚古尔（Parnsiree Opal Amatayakul）在 IBM 泰国分公司成功地担任了四年的客户经理，帮助当地的银行建立计算机系统。可是，她觉得自己光在曼谷的楚叻隆功大学拿到一个学士学位还不够，公司里职位在她之上的人都有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她也要拿一个。

阿玛达亚古尔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安德森商学院（UCLA's Anderson School）实现了她的目标。如今，她已经回到公司，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职位。金亨株正在宾洲大学沃顿商学院（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s Wharton School）学习全部有关房地产开发的课程。森本则在斯坦福大学拿到 MBA 之后，在东京的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 & Co.）找到了一份工作。他们只是人数越来越多的来美国读 MBA 的亚洲学生中的三个。有趣的是，经济危机扩大了亚洲对专职管理人才的需求。MBA 们也许有解决亚洲经济问题的好办法，而拥有商学院中最佳品牌的美国则是那些希望更上一层楼的亚洲人的最佳选择。

另外一个相关的因素也在起作用。申请攻读 MBA 的人数往往是逆周期的，即在经济不景气时反而上升。求学者把 MBA 学位看作是找到高薪职位的保证──而经济衰退则降低了离职两年的机会成本。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副院长马丁•莱文（Martin Levine）说：“我认为，只要世上的其他地方都不稳定，人们就会觉得这个学位值得去拿。”美国最佳学院

如今有 26 万亚洲人──即来自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公民──正在美国读研究生。根据国际教育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统计，这些人当中有 16% 在读工商方面的学位。其中日本人最多，其次是来自台湾和泰国的学生。在申请读 MBA 的人数当中，增长最快的是中国大陆。许多一流的商学院报告说，在最近几年里，来自中国的申请人数每年都要翻一番。

《财富》杂志着手为亚洲学生找出美国 25 所最好的 MBA 学校。上了本刊排名榜的学校不仅有第一流的学术地位，还提供能满足亚洲学生需要的理论、职业和文化方面的辅导。许多美国一流的商学院设在加州，这是因为由于移民和经济上的原因，与其他各州相比，加州同亚洲的联系更为密切。这些学生说，在他们刚到美国不知所措的头几天里，周围有一批同胞，就有了一个安慰圈，这对他们至关重要。《财富》选出的 25 所学校还为留学生提供学术和语言方面的帮助，并设有旨在帮助学生在美国境外找工作的职业咨询办公室。这些一流大学大多已在亚洲闻名遐迩，并且同亚洲的高等学校建立了正式的关系。

获得 MBA 后的回报十分丰厚，美国的跨国公司为之提供最好的饭碗。从美国一流商学院毕业的 MBA 们有望一进公司就拿到每年 75,000 美元的薪金，还有最高可达 20,000 美元的签约红利，加上许许多多的外快──以及有意思的工作。各公司争夺最出色的 MBA 毕业生之风愈演愈烈，给他们授以要职、委以重任。尤尼维索姆公司（Universum）副总裁托吉尔•伦宁（Torgil Lenning）说：“大多数雇主的报酬基本相同。”于是，学生“便挑选雇主，还问道：｀我有多少发展机会？＇”尤尼维索姆公司是一家瑞典咨询公司，专门调查 MBA 毕业生的求职愿望。

眼下，对于亚洲 MBA 们的技能的需求行情看好。尽管亚洲出现经济危机，西方公司仍在该地区大举扩张。它们急于雇到既有管理才能又了解当地文化的人才。

比如，最受商学院学生青睐的麦肯锡公司去年聘用了 834 名有 MBA 学位的人，比 1993 年的 515 人增加了 61%。但是，该公司亚洲各分部雇员人数的增长更是惊人──超过了 100%；它在北京、珀斯、曼谷和吉隆坡开了分公司，还不算在该地区早就开设的六家分部。

亚洲的 MBA 毕业生们也因本国企业此类需求不断增长而受益。迄今为止，亚洲公司在进入 MBA 市场方面动作迟缓。即使到了 90 年代，亚洲的经理们还在抱怨商学院毕业生的要价太高，而他们所接受的以美国公司案例分析为主的教育在亚洲不适用。亚洲人还有一种“亚洲价值”观，认为亚洲建设了具有自身特色、形式更好的资本主义，因而无需向西方学习。然而，任何一位 MBA 都能告诉你走路的道理：要么遵守规则，要么被车撞倒。如今的亚洲公司已非往昔，它们视亚洲价值观如同鸡肋，乐于采用最好的办法，不管它来自何处。这往往意味着要聘用有 MBA 学位的人。毕业于洛杉矶加州大学、现在受雇于 IBM 泰国分公司的阿玛达亚古尔说，过去，许多泰国的经理认为 MBA 是中看不中用的摆设，而现在，他们却急于招募拥有西方管理技能的亚裔人才，特别是韩国和印尼这样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企业管理层长久以来受到各种壁垒的保护。

出于自身业务上的考虑，各商学院纷纷采取措施以满足客户的要求。它们修订了教学规划，在教材中添加了美国以外的内容，并且设立了有关全球化管理的必修核心课程。许多学校还允许学生参与国际咨询项目。例如，南加州大学的马歇尔商学院（Marshall School of Business）要求所有的学生去中国、日本或墨西哥实习。

各商学院还尽量使非美国公司更容易招募到它们培养的学生。雇主们可以在互联网上浏览学生的简历，通过录像进行面试，或者参加各校学生聚集一堂的国际人才招聘会。斯坦福大学的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甚至在香港为有意聘用毕业生在当地工作的公司举办了一场这样的招聘会。

对亚洲学生是无法进行分类的，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有一些特点：大部分人都说他们希望把学到的知识带回祖国。比如，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曾在索尼公司工作过的森本认为，自己回国后将成为企业界新生力量的一分子，这个力量能改变日本的公司文化。他在麦肯锡咨询公司找到的新工作便能使他如愿以偿。

亚洲 MBA 学生的另一特点是，特别富于创业精神。根据尤尼维索姆公司的调研结果，这些学生中有一半想在毕业后十年内开办自己的企业，相比之下，全体 MBA 学生中有此想法的只占 33%。

此外，亚洲学生大多比较富裕。各校给外国学生的资助很有限，因此他们必须付全额学费──有的学校一年学费达 25,000 美元以上（如欲了解收费较低的学校，请读第 69 页另文介绍）。日本和韩国公司以往每年都要派遣几十名管理人员来美国读 MBA，但近年来大多改变了这一做法──部分是因为经济不景气，部分则是因为这些学生拿到学位后常常会跳槽。只有中国是个例外。中国政府为一部分公派的 MBA 留学生付学费，希望他们能回国帮助改造亏损的国营企业。然而，如果这些中国留学生另有所长的话，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不是留在美国，就是回国后在跨国公司里找一个报酬更加丰厚的职位。中国政府一旦意识到自己慷慨解囊而所获甚少，便不会再掏腰包了。

当然，《财富》杂志最佳商学院的录取要求远非否能付得起学费。要想被录取，你必须要有名牌大学的学士学位、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GMAT 考试高分、合格的英语水平和两封推荐书。如果你一应俱全，请接着读一读本刊为亚洲学生遴选出来的五所最佳商学院的情况介绍：

伯克利大学哈斯商学院（Berkeley - The Haas School）

如果有人问起为什么选中伯克利大学读 MBA，马来西亚学生谭美霞（Mei-Hsia Tan）会用两个字作答：气候。可是，如果和她以及她的同胞兼同学在哈斯商学院一起呆一段时间，你就会明白吸引如此多有才华的学生的是学术氛围而不是气候。尽管哈斯商学院每届学生只有 250 多人，同美国东海岸的许多商学院相比要少得多，但有三分之一来自海外，其中 12% 来自太平洋沿岸地区。学生中大多数人至少会说两种语言，75% 的人在国外居住过。整个伯克利大学里总共大约有 1,200 名亚洲学生，再加上几千个亚裔美国人，对亚洲学生来说不啻是一种安慰圈，这在其他大学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谭美霞说：“上了公共汽车就像到了新加坡一样。”她来上学之前，在新加坡和雅加达当过销售顾问，去年 5 月毕业后，开始在邻城圣何塞一家教育软件公司上班。

学生们对哈斯商学院的看法是，学习环境既严格又轻松。在课程安排中，像金融之类的理论课与集体讨论和案例分析的比例相当。这种安排令亚洲学生感到意外，因为他们习惯于比较正规的、以讲课为主的教学方法，面对典型的 MBA 讨论课上的激烈辩论，他们会退避三舍。但混合式的教学方法能使他们更易于适应新的学习环境。

哈斯商学院试图把国外的内容结合到其全部核心课当中。有一个很受欢迎的课要求学生分成小组，为美国公司承担国际咨询项目，其中包括去国外实习三周。学院在帮助学生找到海外企业职位方面有良好的成绩。毕业班的学生中，将近 20% 的人在美国境外找到了工作，其中有一半是在亚洲，这表明该学院在亚洲校友众多、声名遐迩。

该校学生还能拿到一种名叫“全球管理证书”的东西，它能使学生毕业后去国外求职时在简历上锦上添花。要想得到这张证书的学生必须修八门以“国际”为重点的课程，除英语之外还要掌握一门语言并且有足够的国外工作经验。此外，伯克利大学还提供为期三年的一加一学位，即 MBA 学位加上一个亚洲研究或国际研究的硕士学位。

只要不是在埋头读书或是准备应付雇主面试，伯克利大学的学生总在参加每周都举办的各种“消费活动”──这是 MBA 们对鸡尾酒会的叫法──这些活动的主办者常常是名目繁多的外国学生俱乐部，如环太平洋俱乐部或欧洲商业俱乐部等。除了各种社交活动之外，环太平洋俱乐部还把亚洲公司的招聘人员领进校园，每年寒假组织学生去亚洲进行商务实习。去年就有 53 名学生去了越南、香港和泰国。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The Stern School）

玛丽亚•乔（Maria Jao）很可能被人看成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她走路快，说话也快，去中央公园滑冰，在时髦的索霍区租了一套公寓。其实，来自马尼拉的乔在纽约住了才不过两年。她是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学会这副纽约作派的，同时学会的还有金融和营销。纽约大学充分利用了它位于世界金融首都的心脏这一优势。斯特恩商学院过去的位置离华尔街的证券交易大厦只有一箭之遥，后来搬到了离市中心较远的大学本部新校舍，四周飘荡着格林威治村（纽约的艺术家聚居地──译注）古怪的气氛。学院教师中的知名人物时常被华尔街请去做咨询项目，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也常来学校演讲。斯特恩商学院副院长马丁•莱文说：“我们是在推销这座城市。”学院的招生人员走遍天下──从伊斯坦布尔到阿根廷──为学院做宣传，同申请人会面。在学院每届 400 名学生中，有大约 34% 的人来自海外，17%（亦即 65 人左右）来自亚洲，主要是日本和印度。

斯特恩商学院虽然以金融人才库闻名于世──正如乔所说的那样：“斯特恩拥有一大批怪杰”──学生们认为学院在其他领域也很强，如战略管理和营销。他们还说，有关学院是个压力锅的说法不合适。乔说：“起先我认为在这儿学习会累个半死。可是，一旦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大家都会帮你解决。”她又说，这里的老师和管理人员都不难相处。教学大纲十分强调集体合作，特别是在第一年，这些集体活动旨在使背景不同的学生和睦相处。

每个周末都举办的啤酒聚会很受欢迎，但是大部分学生都去城里观光。在大量课程、面试和聚会的压力下，斯特恩商学院的 MBA 们逐渐适应了纽约的生活节奏。今年 5 月毕业后在纽约的普赖斯─沃特豪斯公司（Price Waterhouse）从事咨询工作的乔说：“我过去从没想到自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干那么多的事情。你要不断对自己说，｀走出你的安慰圈，机会就来了。＇我就是一直这样做的。”

沃顿商学院（Wharton）

到今年 2 月，鲍伯•阿利格（Bob Alig）已经转了三个半月，去了 14 个国家。仅在印度一地，他一连六天，每天面试 18 个人。过不了几个月，他又要动身了，这回去的是沙特、埃及和越南。这就是当代 MBA 招生办公室主任的日子。阿利格要协助学院决定从每年七千多位申请人中录取 800 人，进宾州大学的沃顿商学院（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s Wharton School）读 MBA。

沃顿商学院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好的商学院之一，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来自海外，七分之一来自亚洲。在亚洲，沃顿商学院有一个由 2,000 名校友组成的庞大联系网。

沃顿商学院在东京、汉城、台北和曼谷设有办事处，甚至还有一个亚洲董事会。这些办事处以及董事会一起协助学院在亚洲开展招生工作，还帮助学生联系当地的企业。沃顿商学院鼓励教师去亚洲旅行，为在那里搞研究的教授提供资金。学院还同亚洲当地的几所大学建立了一些新型的校际关系。最近，它协助兴办新加坡第一所私立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定在 2000 年开学。

这所位于费城市中心的商学院的学生们对学院灵活多样的课程安排和以集体协作为主的教学方法评价很高。二年级的日本学生武石直人（Naoto Takeishi）说：“这很符合实际情况，因为许多实际工作都要由集体来完成。”尽管沃顿商学院一向被认为在金融方面很强，学生们却觉得它在房地产、管理和企业经营方面也同样厉害。尽管如此，沃顿商学院的毕业生里有 40% 左右的人找到的都是金融或公司理财方面的工作。

从城里的布卢姆伯格终点站出来的学生都承认，费城具有难以言说的魅力，比如，世界级的交响乐团，费尔蒙特公园宏大壮观的娱乐设施等。有的学生周末去橄榄球场，为斗志高昂的沃顿队效力；有的则去纽约或华盛顿观光。

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Stanford'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学生和校友们都亲切地把斯坦福大学叫做“农场”。斯坦福工商管理研究生院植根在“硅谷”肥沃的土壤里，生产的是企业家。然而，就连那些想去较为传统的机构──如投资银行和管理咨询公司等──的 MBA 们也说，他们在离开斯坦福大学时浑身充满了创新精神。

这种创新精神有一部分来自斯坦福大学灵活多样的 MBA 教学结构本身，它允许学生自己安排完成学业。这一方式很适合来自香港的薇安•崔（Vivian Tsui）的心意，她说：“我选择了斯坦福，是因为学校的教学不那么传统，我可以更多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来斯坦福读书之前，崔在波士顿咨询集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工作；如今，她在俄亥俄州的铁姆肯公司（Timken Co.）工作，正积极开发一个名叫“全球管理强化体验”的项目（Global Management Immersion Experience, GMIX）。参加该项目的学生要听一门有关中国的管理问题的课程，然后在暑假去香港和中国大陆呆四个星期，为一些中国和跨国公司做咨询。

这个项目仅仅是斯坦福工商管理研究生院试图使教学规划国际化的做法之一。这所每年送走 360 名 MBA 毕业生的商学院还开办了一个全球管理证书班──尽管学生们抱怨说这还不够──并且打算在学生进校第一年开一个有关国际管理的必修课。学院的 MBA 课程是通过集体合作项目、讲课和案例分析相结合来完成的，课上使用的材料 30% 取自国外。在课堂讨论中，美国之所以不能成为主要的话题，恰恰是因为学院里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十分之三的学生来自国外，其中又有 30% 来自太平洋沿岸地区或印度。

学生们在课余时间里可以去欣赏脚下美丽的旧金山湾区，还可以在校内打打高尔夫球，或者去逛逛旧金山。有些人就喜欢待在校园里，那里有看上去像是无边无际的棕榈树林。

斯坦福工商管理研究生院本身只占了两幢楼──一座为教师办公室的新教学楼和一座建于 70 年代的旧楼，里面有教室、计算机房和职业训练中心。为了适合加州的文化氛围，职业训练中心里有几间更衣室，便于穿着短裤去上课的学生换上正式的服装参加面试。过一个楼区便是住着 200 位 MBA 学生的漂亮的施瓦布宿舍大楼，它去年才投入使用，造价为 3,200 万美元。在这个校中之校里，学生们说你根本料想不到会遇见什么人。现在在旧金山的卡尼咨询公司（A.T. Kearney）工作的印度学生迪尼希•萨瓦尔（Dinesh Sawal）说：“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我刚来学校一个星期就能和我景仰已久的名人安迪•葛鲁夫（Andy Grove）聊天，我告诉他说，他的人生之路是如何如何鼓舞了我。”

洛杉矶加州大学安德森商学院（UCLA's Anderson School）

来自台湾的洪曼萍（Manping “Florence” Hung）刚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安德森商学院时，一时很难适应。她举目无亲，英语也不好。但学院的环境很快就使她调整过来了。她说：“学院强调集体合作，这就迫使我们聚到一起，一同解决问题。”《财富》杂志的记者同她谈话时，她已经上了一年半的学，不再想家了。相反，她还希望能再呆两年，多上一些课。可惜有工作在等着她。花旗银行（Citibank）和荷兰银行（ABN AMRO）都请她担任亚洲金融分析员，而她答应了荷兰银行。

在占安德森商学院每届学生 17%（50个左右）的亚洲学生当中，洪曼萍的情况似乎很普遍。学院的代理院长约翰•马穆尔（John Mamer）说，每届学生中将近 40% 是外国学生，学院有意保持这个国际化特色，以培养一种商业全球性的认识。马穆尔说：“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我们的课程能让学生意识到许多诸如此类的全球性问题。”

在课外需要别人帮助的学生有许多途径。学院有一个亚洲学生管理协会（Asian Student Management Association），协会主办讲座、安排招聘面试、举行各种文化活动，还组织亚洲之行。整个洛杉矶加州大学有一千多名亚洲学生，这能使来自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学生在学校里不感到孤独。自然，洛杉矶本身就拥有大批亚裔移民。

安德森商学院有四座由贝聿铭建筑设计公司设计的、砖和玻璃结构的楼房，为学生提供了现代化和高科技的学习环境。

洛杉矶加州大学的主校园在韦斯特伍德，该地以北是贝弗利山，东面是好莱坞，所以设在廷塞尔顿的安德森商学院的位置十分令人瞩目。学生们说，学院实行的娱乐与管理相结合的教学特别有意思；况且他们总能看到好电影。

在“全球化”这个时兴提法的影响下，这些亚洲学生能一方面给他们就读的大学带来变化，另一方面改变他们各自家乡的经商方式。随着亚洲的商业日趋复杂化，管理也必须提高──这个道理是许多企业好不容易才弄明白的。

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Marshall School）副院长迈克尔•达菲（Michael Duffy）说：“亚洲的企业都是第一代企业家在经营，他们赚了大钱，却看不到 MBA 的作用。如今他们开始明白他们需要什么样的高级管理技能了。”

译者：王恩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