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在中国积极本地化的国际银行

自那以後，汇丰中国业务总部搬进了位於浦东金融中心陆家嘴著名的森茂国际大厦，汇丰拥有该大厦四层楼面。2000 年 10 月，“汇丰”的徽标在大楼顶部凸起。2000 年 11 月 21 日，汇丰大厦举行亮灯仪式，这时正值汇丰董事会在上海召开董事会议。这是该行董事会第二次在香港以外召开董事会议。第一次在中国的董事会议是在 1994 年召开的，地点也是在上海浦东。与此同时，森茂大厦也改称为“汇丰大厦”，租户中包括汇丰在欧洲的一些大的竞争对手。汇丰的一位经理骄傲地笑着说：“他们可不喜欢改名。”汇丰当时向当地的慈善事业捐赠了 160 万人民币。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将放开金融服务业，汇丰的大规模扩展计划将使其在中国市场赢得有利的地位。2000 年年底，汇丰在中国的雇员人数已达到 1,300 人。到 2001 年底，雇员人数将增至 2,000 人。上海新成立的汇丰驻中国总代表处及上海分行目前有 250 名雇员，这是其他外国银行在中国的雇员人数从不曾达到的数字。

当汇丰集团主席庞约翰（John Bond）出访其他国家时，总被问及有关中国及其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说：“人人都想问中国的潜力。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将被视为 21 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在国内的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目前还没有排在汇丰的议事日程上。庞约翰说：“现阶段，中国的规章制度尚不允许我们银行上市。只要中国的政策允许，我们希望汇丰是首批上市的外资银行。”

汇丰於 1865 年同时在上海和香港成立，它在中国有比其他任何的外国银行都更加稳固的根基。汇丰是在中外贸易商需要更专业的金融服务之时成立的。在此之前，传统的洋行或欧洲的商行一直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已无法满足商人们对金融服务业的巨大需求。

汇丰於 1865 年 4 月 3 日在香港中环皇後大道中成立，现在这里依然是汇丰的总部。仅仅一个月之后，汇丰又在上海设立分行。从此汇丰就在香港和上海一直经营下去。在黄浦江边的汇丰旧址（现在是浦东发展银行）还显示昔日的辉煌。从其创立时起，贸易融资一直是该行的主要业务。1866 年，汇丰在日本成立分行，并成为日本政府的金融顾问。1888 年它在泰国设立了该国的第一家银行，发行了泰国的第一张钞票。十九世纪后期，汇丰的业务又拓展到印度（1867 年），菲律宾（1875 年）和新加坡（1877 年）。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汇丰开始在政府的金融业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担当起香港政府的银行的角色。它管理着英国政府在中国、日本、槟榔屿和新加坡的业务，在香港、中国和日本发行钞票。1874 年汇丰经营中国第一笔公债及以後大部分在中国发行的公债。

即使在困难的五、六十年代，当几乎其他所有的银行都撤离了中国的时候，汇丰依然选择留在上海。当然那时汇丰保持低调，在中国的绝大部分的分行在 1949 年和 1955 年间都关闭了。

1946 年 6 月二战结束，汇丰在香港的经济恢复中重新发挥了关键性作用。70 年代末，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之后，汇丰在中国重新开始扩展业务活动，在北京建立了代表处，这是 1949 年之后第一家在中国得到银行业务许可证的外资银行。

现年 33 岁的方啸进汇丰之前并不了解汇丰这段骄人的历史。1989 年方啸毕业於北京的外交学院。毕业之后急于寻找一份工作。访谈时方啸坐在上海的汇丰董事会议室里。他回忆说：“我们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为自己的人生作出决定的中国的第一代人。”方啸说。“那时我很羡慕外交官，为了能成为一名外交官，我进入了外交学院。”他的父母希望他成为一位医生。

作为外交学院的实习项目，方啸协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电视采访小组报道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方啸说：“那次经验使我眼界大开。在我作为实习生的六个月的时间里，我发现外边世界很大。我想了解更多的事情。”

1989 年毕业后，方啸曾试图在深圳创业。但是由于无法把档案从北京转到深圳。他不得不重新回到北京。

那段时间，方啸从一份工作转到另一份工作，直到他在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研究部门工作期间，听到一家外国银行招人的消息。他去应征了。方啸说：“当时我对汇丰的背景毫无了解。名字听上去像是一家中国银行，但我并没有听说过这家银行的名字，我们当时称为｀香港银行＇。实际上，我甚至不懂任何关于银行业务的事情。我只知道如何存款、取钱。我当时只把进入这家银行当做另一个过渡性工作。”

尽管不是特别积极，方啸还是决定应聘。方啸说：“另一个应聘的年轻人在外企服务公司举行的第一次汇丰的见面会上询问在汇丰的职业前景，外企服务公司的人员回答说，他必须从最低层一步步地往上走。他不喜欢这个想法，立即走出了会议室。我则决定留下来。”

方啸留下来的决定是他一生的重大抉择。要想进入汇丰很困难，但是一旦你进入汇丰，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会一直在那里呆下去。方啸通过了许多次考试、面试和其他的筛选过程。当他顺利过关之后，银行为方啸和他的同事郭坚办理赴香港的签证。

方啸回忆说：“那时候大陆人从北京去伦敦旅行比从北京到香港更容易。汇丰也是首次将雇员从大陆派往香港。”1991 年 11 月 13 日方啸抵达香港，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方啸说：“我那时对香港的了解都是从电视上一些很旧的电影中获得的。”方啸和他的同事郭坚以一种崭新的北京青年的形象出现在香港人面前。他们个子很高，能操流利的英语，这使香港人很难相信他们来自大陆。方啸说：“人们无法想象这两个男士是来自大陆，他们以为我们是日本人。”

方啸在香港的生活并不轻松。方啸说：“我的未婚妻在北京，我们在一起仅待了非常短的时间。我很想家，也很想念她。但是我在香港的培训要整整三年。”在汇丰香港总部他的香港老师们告诉他，缺乏训练恰恰是他的优势，起初他很难相信这一点。他们说，如果他曾在中国的银行工作过，他就会按照俄罗斯的会计方法接受训练，改变起来将会非常困难。但是，他的来自国外的同事都已经有很多经验。方啸说：“我大部分香港的同事都很熟悉银行业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曾就读于伦敦金融学院，要想追上他们非常困难。”

当地语言广东话是他们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方啸说：“现在香港人喜欢讲普通话，但是 10 年前情况大不相同。在最初六个月里，我的香港同事主要讲英语。但是，当我去汇丰一个分行工作时，由于每天必须与顾客打交道，我很快学会了广东话。”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回忆说：“我的同事喜欢教我广东话。有一次我要对付一个很难缠的顾客。我想尽办法找到正确的词汇。后来我发现银行里所有的同事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看我如何对付那个难缠的顾客。”他自豪地说：“我把这件事处理得相当好。”

六个月之后，方啸结束了他的培训生涯，正式成为汇丰的一名管理人员。方啸回忆说：“我当时第一件事就是赶回北京结婚。”

作为一个在国际银行中担任经理职位的年轻大陆青年，他发现在香港工作与在北京工作的感觉截然不同。方啸说：“在香港，银行中人们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与我在北京的经验截然不同。我在贸易融资部门工作了一年，在我手下已经有 12 个人。我年轻又缺乏经验，我对我的工作没有十分的把握。我没有与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许多人已经在银行工作了很长时间。令我惊讶的是，他们非常合作。他们的工作态度非常认真，非常专业。在那里，资历不是一切。”他眨了眨眼睛说，“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当然很喜欢那样。”

变化成为他银行生涯的主要特征。方啸说：“我无法预料这种转变及适应新生活需要多长时间。实际上一直到今天我的生活依然处于变化之中。”他迅速地从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转向另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其中重要的一步是到企业客户贷款部门工作。他第一次可以批准对纺织公司的小额贷款。方啸说：“我至今还保存着汇丰授权我批准信贷限额的第一封正式信函，我将这封信同我的结婚证书保存在一起。这封信是我个人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

1994 年，作为一名项目经理，他负责汇丰在中国六个分行 IT 系统的升级工作，这是他回中国之后的第一个任务。方啸说：“这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与建立新的系统相比，改变目前的系统要困难得多。”

九年之后的今天，方啸成为汇丰一个主要管理人员。他在上海分行担任副行长，之后将前往北京分行工作。

当方啸力图在国际银行业界及香港闯出自己的道路的时候，张彩兰已经在汇丰工作了十余年。今年 41 岁的张彩兰是汇丰的人力资源主管。对于在香港出生、长大的她来说，加入汇丰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张彩兰在上海星巴克一家分店一边喝咖啡一边说：“那时候，香港的经济迅速发展，汇丰为扩展业务要招聘好几百名新职员。我的家人也认为银行是适合女士的工作。”

张彩兰说：“我曾在香港赛马会的投注站做兼职。我喜欢那里的工作，收钱，算帐，派彩。”但是，香港赛马会能够提供的机会毕竟有限。因此张彩兰加入汇丰成为一名出纳员。在业余时间她努力进修银行业学位，希望能使事业继续向前发展。

张彩兰的祖籍在广东，同香港的大部分人一样，她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张彩兰说：“在九十年代初，我们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没有清楚的认识。我们无法得到详细的信息。有些人对将来担忧，他们甚至因此而离开了香港。”

张彩兰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她想了解更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汇丰计划在中国扩展业务，这时方啸正在香港学习银行业务。张彩兰向来自大陆的同事诉说了她想去中国的想法。她在参加了一个十小时的普通话训练之后就被派去武汉。张彩兰回忆说：“那个普通话课程仅仅是了解四声的差异。”

当时武汉仍处在经济开放的早期阶段。她不得不住在旅馆里，她的办公室也在同一家旅馆。但处於改革开放的前沿，与中国高层干部会面，这已超出了她的想象。张彩兰说：“在武汉期间，我见到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市长、商务代表团成员、英国大使。如果我一直在香港逗留的话，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要想更多地了解中国，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由于她在大陆新的体验，她对大陆未来的情绪由悲观变成了乐观。张彩兰说：“我发现中国将有光明的前景。你必须承认在中国存在的问题，但是我能感受到人们的兴奋情绪，他们都在努力向前看，而不是往后看。武汉的年轻人喜欢学习英语，非常渴望与当地的外国公司接触。这些都使我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继在武汉工作之后，她先后到北京、青岛工作，现在她在上海。与方啸一样，她也是从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管理工作跳到另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1999 年夏天，汇丰人力资源经理的职位出现空缺。王浵世希望找一个熟悉银行业务的人做这份工作，于是她便告别了她的银行业务，成为汇丰中国部的人力资源主管。张彩兰非常轻松地说起这一新挑战，她说：“我当时已经做了许多与人力资源工作有关系的工作。”她在香港接受了人力资源方面的培训之后，回到了上海。

汇丰与中国内地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中国业务总裁王浵世说，汇丰是一个“很亚洲化”的银行。王浵世今年 51 岁，现在居住上海。他于 27 年前加入了汇丰，对于他来说，他在公司的生活与他的家庭生活是紧密相联的。王浵世说：“我在加入汇丰后结婚，我两个儿子尽管不在汇丰工作，但经常参加汇丰组织的职员亲属旅游活动，也了解许多关于汇丰的事情。汇丰的许多人的家庭都与银行有关系，他们家中或许都会有叔父或姨母在汇丰工作过。”与客户建立长期关系甚至是友谊是王浵世所珍爱的亚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作为一家 135 年前成立的银行，汇丰在亚洲的 20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代表处。我们在亚洲的市场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当然王浵世也承认，这些亚洲的价值观有时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比如关系的观念会被滥用，导致腐败和任人唯亲。王浵世说：“我们必须将有价值的亚洲观念与现代的银行业务原则相结合。我们必须能控制我们机构中的一切活动，按专业银行办事。”

严格遵守中国法律和规章是汇丰政策的基石，尽管在这个受到严格限制的行业里这样做很困难。在中国社会里，灵活性是传统的一部分。但是，王浵世却对此难以苟同。他强调说：“我认为应该完全依照法律办事。”

遵循法规并不表示汇丰不肯达成具有革新意义的交易，从而在与其他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占有优势。例如，汇丰于 2000 年 5 月和 8 月与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等商业银行签约，以使汇丰的客户能够享用这三家银行的网络。即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分行数目的限制，汇丰依然不太可能如同在香港那样，迅速在内地建立足够多的分行以满足客户的需要。

王浵世说：“由于我们的业务变化很大，我们必须开始与内地银行合作。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大部分的客户是一些制造商，他们需要汇丰为他们在中国的生产业务提供资金。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这些客户生产的产品有些是为了出口，有些是为了供应内地市场。他们处於发展的不同阶段，因此他们对银行业务有不同的要求。他们寻找能够从客户尽快收取款项的办法。通过与内地的银行在汇款方面进行合作，我们占有了竞争的优势。”

中国内地的银行今后如何与外资银行竞争发展目前还不得而知。汇丰集团主席庞约翰一次来上海时说：“中国一些国内的银行是我们在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以中国银行为例，这是一个很强的竞争对手。我们认为它将来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王浵世认为要对他的中国同行做一个确切的评估十分困难。他说：“我无法看到相关的统计数字，所以我无法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但是我现在看到的现象非常令人钦佩。他们正在努力地改善他们的硬件。只要看看他们新建立起的分行，比如在浦东这里，就能了解到这一点。在改善客户服务和 IT 系统方面他们也做了很多工作。这是你从外部能够注意到的的变化。我知道他们也正在努力改善软件。”

与一家中国内地的银行合作似乎是迅速成长的汇丰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以现在的发展速度，汇丰只能覆盖内地很小的一部分。要想将其服务网络遍布中国，汇丰需要数千家分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仅仅十几个分行。

庞约翰说：“我们目前还没有向一家中国的银行投资的打算。中国现阶段的政策还不允许这样做。我们正在考虑使我们银行成长的方法。我们的发展战略是考虑所有可能的方案。”

与内地银行密切的合作仅仅是汇丰在中国迅速变化的现实中调整自身的一个例证。自从 1997 年麦嘉利（Malachy McAllister）加入汇丰之后，汇丰在内地的业务经历了三、四次的转变。麦嘉利是汇丰工商业务部经理，他今年 33 岁，是在上海分行工作的两个欧洲人之一。11 年前麦嘉利从都柏林大学毕业后加入了汇丰。从那时起，他一直在亚洲工作居住，1997 年他转到汇丰北京分行工作，2000 年他调到了汇丰上海分行。

麦嘉利说，与在中国的美国或欧洲客户打交道时，欧洲人的面孔会有帮助。“我曾在汇丰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家银行都工作过，我能够做得更有效。我有一些关系，我知道该和谁打电话。我的任务是帮助这里的职员做好工作。”

汇丰的中国经理们的确得到了国际水准的培训，但是，由于经验丰富的中国经理人员的不足，他们缺乏在外国工作的经验。麦嘉利说：“与我自己完成工作相比，确保我的团队能做好工作更为重要。我必须根据国际准则指导我的团队处理业务。”

“在这里生活的有趣之处是你永远处于变化的状态下，”他说。“自从我来中国之后，我们已经对业务进行了四次改变。”当麦嘉利来北京的时候，汇丰主要是为国营企业提供贸易融资。在 1998 年，中国对外汇实施新的规定，几乎一夜之间就使汇丰的这项业务化为乌有。麦嘉利说：“随后我们推出新的融资服务。内地的银行开始向客户提供人民币贷款，但是，这些客户为得到贷款需要从他们的外国客户那里得到担保。我们可以为他们安排这些担保。”但不久之后内地的银行不再需要这种担保，汇丰不得不再一次改变业务。但是变化的中国形势又给汇丰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现在汇丰已经能够发放人民币贷款，其人民币资金主要来自内地的银行。1999 年 10 月，汇丰与中国银行签定了协议，根据这一协议，汇丰可以从中国银行借贷人民币多达 30 亿元。

汇丰今天在中国的做法与许多其他外资银行完全不同。去年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倒闭，造成了外资银行数十亿元的损失。不少外资银行开始放缓在中国的发展步伐，一些外资银行甚至撤出中国市场。但是，就在同一年，汇丰却宣布搬入上海森茂大楼，并将其中国业务总部从香港迁到浦东。

汇丰所有的职员都强调，他们的银行是一个谨慎的、甚至可以说是保守的银行，但它从来没有改变对中国的承诺。“对于我们来说，中国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市场，”麦嘉利说。“前景好的时候，许多竞争对手会把资金投放到市场中去。前景看起来不那么好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资金抽出来。我们则一直坚持在这里。中国的经济形势总会有波动。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在这里待下去。”庞约翰说：“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是长期投资。短期的成效对于我们长期的目标来说并不那么重要。”汇丰正在对其人力资源进行大量投资，为中国真正对外国竞争者开放其金融市场的时刻做好准备。

外资银行在中国面对的限制之一是，每年只能开设一个分行。麦嘉利说：“由于我们承诺在中国长期拓展业务，所以当形势不好时，我们不能关闭两、三个分行了事。我们将在任何可以拓展业务的地方拓展。当然中国的改革过程不可能是完全一帆风顺的。我们会有好的年景和不好的年景。但是，这不会改变我们的长期目标。”

适应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变化的能力是汇丰成功的原因。庞约翰说：“我们在应变能力、适应能力和革新性方面的良好记录，最好地诠释了我们在急速变化的时代成功的原因。这也说明了我们强调严格控制成本及与客户建立长期关系的原因。”

王浵世承认，目前大部分的国际业务还是在香港进行的。他经常要和外国竞争对手洽谈大笔筹款项目，他们大部分依然将总部设在香港。但是他并不後悔将中国业务总部搬到上海。王浵世说：“我认为从商业角度来讲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在这里能感受到市场的脉博和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其他的大银行即使没把总部设在上海，他们在上海也有很强的队伍。”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汇丰将与数目日益增多的内地客户打交道，现在正在为此做好准备。由于现行的金融政策只允许外资银行进行贸易融资，现在汇丰的内地客户比例仅在 10% 到 15% 之间。但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过一个过渡时期，汇丰的业务将发生变化。对于汇丰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说起挑战，招募新人并使这些新人留在汇丰是张彩兰目前面临的挑战。她说：“作为一名银行职员，你必须做许多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所以当我们从香港搬到上海，我们先前的人力资源经理离职时，我得到了这个机会。”张彩兰想在办公室外面的地方与我交谈。在我们去星巴克的路上，她笑着抱怨说：“实在太忙了，在办公室里我们不会有五分钟时间平平静静不受打搅。”

汇丰要招聘十名新人加入见习行政人员行列，她正在准备去上海六所大学向毕业生们介绍汇丰的情况。去年汇丰也招募同样数量的新人，申请人数多达 5,000 人，其中 800 人进入第一轮测试。之后 100 人参加面试。然后，其中的 50 人参加语言等进一步的测试，最后只有十人进入汇丰。

张彩兰说：“我们要找最好的人才。我们需要的是个人技能，领导能力，分析能力，主动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我们不太在乎他们是否读过金融或与之相关的专业，英语专业毕业也可以。这与我们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要求相同。我们喜欢有不同背景的人。银行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所以，我们需要不同背景的雇员。”今年，虽然到大学招聘的次数减少了，但是张彩兰预期应征人数会比去年更多。她说：“我们现在知道去哪里找人。”

像其他地区一样，内地的见习行政人员也有机会去汇丰集团设於伦敦的培训中心受训，并与集团主席庞约翰见面。庞约翰说：“我与所有新招聘的雇员见面。他们中有些人非常优秀。”

本地化是外国公司在过去几年中常用的时髦词语。为了降低高昂的成本，他们用本地经理代替外籍人员。某些跨国公司将 80% 的外籍经理打发回家，用当地的经理人员替代。

但是本地化并不总能顺利进行。王浵世说：“很多外国公司加速进行本地化过程，主要是用本地人员替换外籍人员。对于本土化，我有不同的看法。市场很大，生意的发展会很快，你需要称职的经理。我们需要称职的本地职员，也需要具有足够本地经验的外籍人员。”

在上海的汇丰银行中工作的有些什麽人呢？王浵世解释说：“在我们的业务中，最重要的是借贷。我们必须向我们的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你必须和客户交谈，所以汇丰雇员来自世界各地，从中国台湾、新加坡、香港到英国。我们建立起了一支能让我们的客户满意的队伍，我们也尝试使他们团结在一种企业文化──汇丰的文化之中。”

王浵世说，汇丰的企业文化以人为本。王浵世说：“首先作为关心雇员的雇主，我们用尊敬和关爱培养雇员。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的雇员在市场上有许多其它的机会。第二，我们以诚信对待我们的客户。我们为客户创造价值，增加价值。”

汇丰的本地化工作比其它任何公司开展得都早，实际上当方啸和他的同事郭坚作为两名北京的新雇员到香港参加培训时就开始了。

与当时在中国的许多其他外国公司的本地化政策相比，这是个很有远见的政策。但是，这还不够。汇丰上海分行一位经理说：“我们的问题是在九十年代初期没有雇用足够的本地雇员。”

汇丰在上海的 250 个职员的平均年龄是 28 岁，王浵世承认这支队伍非常年轻。“像这样的银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大部分人是在大学毕业后立即被雇用的。我们寻找年轻人，训练他们，按照我们的标准引导他们。我们希望从零开始培养他们。”

国际银行业从业人员必须了解在中国及世界其它地区发生的事情。王浵世说：“信息是发展的源泉，我们鼓励雇员大量阅读，了解在中国之外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

麦嘉利承认，中国的雇员与和其他国家的雇员不同。他说：“你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这些差异。首先，在专业知识方面，他们通常不了解我们提供的金融产品，这些产品对于中国来说还是相当新的事物。其次，我们必须建立良好的顾客服务。而这里的雇员并不理解什麽是良好的顾客服务。他们正在学习如何满足顾客的要求。但是，这里的雇员非常聪明，你必须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干。”

方啸对汇丰派他去北京这个他长大的城市工作感到非常高兴，他的妻子和他的家人都在这里生活。他说：“我们家庭成员的流动性很大。两年之后，我可能又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工作。”

方啸下一步想去哪里工作？想了一下，方啸说也许是伦敦、加拿大或汇丰有业务的其他国家。他说：“我喜欢变化，这也是我喜欢我的工作的原因。也许中国西部地区是我下一步的目标。”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简介

汇丰驻中国总代表处设於上海。在北京、大连、广州、青岛、上海、深圳、天津、武汉、厦门设有分行。在成都和重庆中设有代表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是汇丰集团的主要成员，汇丰集团则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之一。它在欧洲、亚洲太平洋、美洲、中东和非洲的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 6,000 多个分行和办事处。在 2000 年 6 月，汇丰集团总资产达 5,800 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