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司该收拾自己了

尽管眼下寻找“下一个安然”已经成为全国性运动，Krispy Kreme Doughnut 公司看上去仍远远不像是追捕对象。这家总部设在北卡罗莱纳州、专门供应炸面包圈和“原味热糖饼”的企业多年来在顾客和股东的心目中一直享有美好的声誉。可是年初公司股东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却有点不对味了，特别是下面这个问题：公司为什麽要利用“综合租约”向一家搅拌厂提供资金──这种不走帐的融资手段带有一点安然的味道。公司首席执行官李文古德（Scott Livengood）认为上述批评言过其实，并且说他的公司早就是透明度方面的模范。“说公司有问题纯属猜测，”他说。“可是在目前的形势下，人们习惯于先射杀，然后再提问。”

于是，李文古德召集了一个由独立董事组成的治理委员会，该委员会提议立即对公司的管理和会计行为进行全面调查。Krispy Kreme 公司的综合租约首当其冲地成为了调查对象。除了李文古德之外，董事会的所有内部成员最终都将被外部人士所取代。禁止公司借款给高级管理人员。公司五位最高级别的管理人员现在可以出售手里的股票，但只许出售预先计划好并即时公布的那部分。

此外，为了避免出现类似安然公司那样短暂而又臭名昭着的伙伴关系，公司终止了一项便于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向公司特许经营分店投资的互助基金──只退还他们最初投资的未增值的那部分款项。“我对发生了那些使我们落到现在这步田地的事情感到很遗憾，”李文古德说。“但那些事情确实给诚实的人的信誉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公司化美国现在到了清理内部的时候了，一些新的规定现在正在实施。诚然，其中有些规定是自发拟定的，比如那些由纽约股票交易提议，或是包含在国会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中的规定。但是，也有些规定是出于担心而制定的──担心投资人被激怒、对股市的诚信度表示怀疑，担心接踵而至的各种惩办者，如证监会的调查员和纽约州检察长埃利奥特•施皮策（Eliot Spitzer）。“现在有一批心怀不满的个体投资人，他们个个怒不可遏，”证监会前任主席亚瑟•莱维特（Arthur Levitt）说。“他们要把与他们一条心的公司和与他们同床异梦的公司区别开来。”

这是一个事关人心向背的巨大变化，而且发生得如此之快。从 1992 到 1999 年，以微小的差别超出 First Call 收入预期的公司数量增长了叁倍──投资人也认为这些公司十分可靠而纷纷解囊。纽约大学会计学教授巴鲁克•列夫（Baruch Lev）说，如今“人们会对那些恰好完成预期收入或者稍微超出预期目标的公司产生怀疑”──他们猜测这些公司可能会因为做假帐而受到起诉。公司管理层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在由《股东价值》（Shareholder Value）杂志发行商 Kennedy Information 举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46% 的人认为这批丑闻影响了投资人对其所投资的公司的看法，43% 的人则正在改变他们的投资方式。

最显着的变化是各公司纷纷取消了购股权；截止本期杂志付印时，有 81 家公司宣布将把购股权计入经营成本。不过，清查工作已经扩大到知情者抛售、财政状况披露甚至首席执行官的报酬等方面──即所有可能造成公司腐败的问题。“但愿这样会使我妈妈相信，公司是认真的，公布的数字也是可信的，”辉瑞公司（Pfizer）负责公司治理的副总裁福伦（Peggy Foran）如是说。

因为向安然和世界通信（WorldCom）提供资金而备受责难的花旗集团（Citigroup）首席执行官桑迪•韦尔（Sandy Weill）正在采取被培基（Prudential）分析师梅奥（Mike Mayo）挖苦地称作“恰如其时的公司治理措施”。除了在取消全部购股权的问题上发生 180 度大转弯之外，韦尔还成立了一个特别治理委员会，声称绝不让任何牵扯到表外项目的隐蔽交易发生，并且再次发“毒誓”说，他如果想卖掉手里的花旗股票，比例绝不超过 25%。

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首席财务官费亚德（Gary Fayard）对购股权的态度也突然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安然事件刚揭出来时，我说，‘那只是一个反常现象，”他回忆道。“后来丑闻接踵而来，简直让我太吃惊了。没想到这类事情居然这麽普遍。”他和首席执行官达夫特（Doug Daft）预见到政府会加大对公司帐目的审查力度，在董事会成员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支持下，二人决定忍痛放弃购股权。就连多年来薪酬高得荒唐的桑当特公司（Cendant）也在试图搭上改革列车：它把首席执行官西尔弗曼（Henry Silverman）的报酬减去了一半──只剩下 1,500 万美元，方法是取消了他每年应得的购股权。

极力推行公司治理思想的人对自己所取得的慢如蜗行的进展早已习惯，此时却产生了一种突然开始纵马驰骋时的眩晕感。“我从来没见过一场辩论这麽快就结束了，”德拉瓦大学的一位管理专家埃尔森（Charles Elson）兴奋地说。“首席执行官说了算的时代一下子就痛苦地结束了。它再想卷土重来，就不知是哪年哪月的事了。”

的确，萨班斯法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主张都将把公司变成一个不那麽专横、更合乎宪法精神的地方。公司董事会需要由独立董事占多数席位，需要一个由“财务专家”领导的权力更大的审计委员会，还需要召开没有管理人员在场的会议。“老的天花板（最高标准）成了新的地板（最低标准），”机构股东服务公司（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副总裁麦克恩（Patrick McGurn）说。

对大多数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来说，他们签署的这些文件在实实在在地提醒他们，生活发生了多大变化。8 月 14 日，947 家美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不宣誓保证（愿上帝保佑他们）他们的财务报告是真实的。就在前一天的上午 8：30，15 个人拥进了辉瑞公司位于曼哈顿总部大楼 22 层的一间会议室。会议桌上等待他们过目的是长达 300 页的活页夹，里面是全年财务报告和详细说明──哪些项目被认作是收入、辉瑞如何解释资本支出、有关数据是如何从千里之外汇集到总部的，如此等等。首席财务官谢德拉兹（David Shedlarz）向两位毕马威（KPMG）的审计师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假如你们是我的话，你们会做出与这些不同的财务报告吗？”他俩的回答是否定的。

于是，谢德拉兹在上面签了字。对于辉瑞公司来说，这两个小时的仪式很大程度上是在走过场，因为公司早就把自己看成好人一个：它没有提出预估收益，没有付给审计师咨询费，一直保留着一个 15 人的管理部门，而且时常因其董事会具有独立性而受到赞扬。“我们没有任何说不出口的事情，”首席执行官麦金尼尔（Hank McKinnell）说，他也签字认可了报表上的数字。

然而，其他公司却发起愁来。“显然，没有一个首席执行官做得到特地去核准一下实际数字，”全美投资者关系协会（National Investor Relations Institute）会长卢•汤普森（Lou Thompson）说。因此，波士顿的的康金融服务公司（John Hancock Financial Services）首席执行官达历山德罗（David D'Alessandro）在其下属签字之前拒绝让公司冒这个风险。他宣称，不愿意签字的人可以另谋高就。玩具制造商哈斯博乐玩具公司（Hasbro）的首席执行官哈森费尔德（Alan Hassenfeld）对此也无异议。“假如我在乌兹别克斯坦有一个分公司，那里有人把事情搞糟了，我也许会对此一无所知，”他说。“但最重要的是，首席执行官必须当好监护人。你如果不履行这份职责，就不该坐在这个位置上。”

尽管如此，许多公司正在采取非常措施，以保证它们公布的数字没有太大的意外。汽车零部件连锁经营商 AutoZone 公司（它的财政年度到 8 月才结束，因此不必在 11 月前核准其财务数字）首席执行官奥德兰（Steve Odland）打算把一次正常的经理会议改成“集体审批会”。40 个头头将聚集一堂，仔细审核那些财务数字，然后在 40 份单独的报表上签字。自动取款机生产商 Diebold 公司开设了一条网上“热线”，让那些可能成为第二个沃特金斯（Sherron Watkins，揭露安然公司财务丑闻的女律师──译注）的人有机会匿名说出自己的担忧。贴现经纪商嘉信理财公司（Charles Schwab）的两位首席执行官之一波特鲁克（David Pottruck）则承认，杰夫•斯基林（Jeff Skilling，安然公司前首席执行官──译注）为自己辩护的说法（“我怎麽会知道？”）是讲不通的。

“要是在过去，我们会把有些事情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比如，我们的首席财务官是正直的，出了问题我们有[按照行政管理系统逐级]上报的体系等，”波特鲁克说。“现在什麽事情都不能想当然了。你必须看着每个人的眼睛，确信没有人隐瞒自己的想法才行。而且，现在的问题不是‘你严格按照法律的字面意思行事了吗？’而是‘你按照法律的精神行事了吗？’在这些批准书上签字才是硬道理。我很奇怪，有些首席执行官居然认为这是个坏主意。眼下，没有比恢复投资人对公司管理者的信心更为重要的了。”

与此同时，发现了不愉快的意外事件的公司现在正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隐瞒这些事情将按刑法惩处──而披露这些事情又会招致另外一种惩罚。“眼下，市场变得十分敏感，投资人哪怕稍一听到‘重新公布’这个词，就会把手里的股票抛掉，”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 律师事务所的证券组负责人伯格曼（Mark Bergman）说。比如，广告集团 Interpublic 刚说完需要延长一个星期的时间把财务数字整理出来，它的股票便应声下跌了 24%──即便重新公布的数字实际上变动不大，只有 6,850 万美元。“我们还有什麽选择余地？”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负责人博雷利（Frank Borelli）问道。“市场确实惩罚了[我们公司]，可是到头来[我们]做得没错呀。”

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人们对萨班斯法中的几个地方普遍感到迷惑不解。比如，禁止公司向高级管理人员发放贷款的意义是什麽？它包不包括预支出差旅费和异地搬迁费之类的小额款项？该法案中为什麽有两份内容重复的关于证明书的规定，而不是一份？（会不会是国会山的某位工作人员在最后一分钟时忘记拿掉其中的一份了？）“眼下，公司都快发疯了，因为我们没有关于这类事情的任何规定，”辉瑞公司的佩吉•福伦说，他和所有人一样，也在等待证监会的解释。“人人都变得疑神疑鬼的。”

这种多疑症有一部分属于股东诉讼案的类型。尽管人们还不清楚核准财务数字会不会使经理们在这类诉讼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没有人怀疑原告律师都在磨刀霍霍。“诉讼案件无疑会越来越多，”Paul Weiss 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迈尔森（Toby Myerson）说。“首席执行官们如今都成了过街老鼠。”

尽管多数首席执行官都众口一词地高唱遵纪守法的调子，并庄严地宣告“恢复投资者信心”的重要性，但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在经济上正确无误。在硅谷，人们把取消购股权视作是对技术创新的严重打击，那里的反对意见最大。“这种做法在硅谷行不通，”成立仅四年的 Comergent 软件初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科瓦克斯（Jean Kovacs）说。“我们这儿就是用这种方式管理企业的；依我看，什麽事都一刀切是不公平的。”

在高科技公司当中，只有亚马孙（Amazon）、冠群（Computer Associates）和 USA Interactive 等公司主动提出要取消购股权。不过，让硅谷的自由派感到恼火的不仅仅是购股权问题，而是华盛顿凭着一时兴起推出的内容宽泛的法规。“现在人们做事情爱跟风，不经过深思熟虑，”私人股份基金组织 Silver Lake Partners 的鲁克斯（David Roux）说。“你现在真正需要做的事情是，把一串人头挂在火刑柱上示众，来满足那些拥护私刑的乌合之众。”

在一家高科技公司最近召开的董事会议上，鲁拿到了一本长达 300 页的备忘册。他说：“其中有叁份备忘录，一份是该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提交的，一份是审计师提交的，还有一份来自公司的总顾问，内容全都是解释由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证监会、纳斯达克和纽约股票交易所签署的、行将生效或建议实施的规则、法律和法规，分四栏告诉你这些机构规定你必须做的一切。光是独立董事的职责就有四个不同的定义。简直让人不知所云。”他不知道公司上哪里去物色这批它所需要的通晓财务、尽心尽职的独立董事。“对于许多公司来说，要想使它们的董事会合乎这些新标准实在太难了，”从事招聘高级管理人员的 Spencer Stuart 公司的美国董事会主席内夫（Tom Neff）预言道。“我们目前正在物色 130 个董事人选，但拒绝接受聘请的人数比这个数字要多得多。”部分专家认为，这些改革还会产生其他无法预见的后果。“在美国成为上市公司的成本将会增大，这会影响你的决策，使你重新考虑还要不要上市；如果你是外国发行商，你会考虑还要不要在美国股市上挂牌，”Fried Frank Harris Shriver & Jacobson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格罗斯考夫马尼斯（Karl Groskaufmanis）说。

硅谷不是唯一的反对派大本营。在坚持实行普遍高标准财务报告制度的问题上，美国公司坚持己见，寸步不让。各公司却不会轻易放弃它们对预估收益（即被人嘲笑为“公布坏消息之前的收益”）的各种高度程式化的翻版的偏好。去年，各公司的预估收益比按照公认会计原则（GAAP）公布的数字平均高出 53%，大大超出前年 12% 的差距。“你觉得这些公司会改邪归正吗？”Thomson First Call 调研部主任希尔（Chuck Hill）说。“想都别想。”

比如，许多公司还在利用养老金信贷虚报收益。根据 Vanguard Group 创始人博格尔（John Bogle）的说法，即便在当前股市走低的情况下，标准普尔（S&P）500 家公司预定的年度养老金收益仍然高达 9.75%，而更加合理的比例应该是 4.5%。根据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的一项调查，这种乐观的预测将通用电气公司（GE）去年的收益提高了 7%，也导致 Northrop Grumman 公司的收益猛增 41%。“我们必须要求各公司对未来的收益做出合乎实际的预测，并且要求它们对以往的收益提出完整的报告，”博格尔在一次措辞严厉的演说中指出，演说的题目是“当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目前的公司治理状况是不是令我们失望？”

许多人承认，这一问题部分归咎于规则本身。公认会计原则从 1987 年起就允许养老金模糊记帐方式，而且，无论怎麽说，“公认会计原则太复杂，要想弄明白何种行为符合该原则，何种行为又违反了该原则，实在是太难了，”纽约大学的巴鲁克•列夫教授说。“我们在安然问题上研究了十个月，可我仍然不知道它的所作所为是否违反了公认会计原则。”

有些公司没有坐等进程缓慢的会计制度改革，干脆决定自行执行更高的标准。旧金山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AMB 房地产公司（AMB Property）是今年头一家宣布取消购股权的企业，它实行的是公司首席执行官穆哈达姆（Hamid Moghadam）所谓“从原则出发”的会计方法，以有别于“按规则行事”的会计方法。“我们试图理解其指导方针所规定的原则，并照此行事，” 穆哈达姆说。由于预测全是根据推断做出的，很难加以证实，所以投资人要对这种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们没有改变世界的意思，也没有当圣人的打算，”他说。“我们只是想使自己有吸引力，从而吸引别人来为我们提供资本。”

这就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所有这些改革都是动真格的吗？眼下铺天盖地的改革能够永久性地改变游戏规则吗？换句话说，一旦报纸的头版不再报道公司丑闻，那些公司会不会故伎重施？答案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大型投资机构如何行动。过去，它们在攻击它们公司首席执行官的问题上一向十分谨慎，因为这些人的养老金和 401（k）计划往往是由它们来管理的。

可是，这种“攻守同盟”如今可能正在解体。原因很简单：基金管理人担心，如果人们对这种财政制度失去信心，将导致普通的投资者把更多的资金从股市上抽走。于是，基金经理们没有一走了之──即大量抛售经营不善的公司的股票，而是开始施加压力。莱格•梅森价值基金（Legg Mason Value Trust）的米勒（Bill Miller）在 2001 年曾毫无保留地支持公司的管理层，今年却拒绝支持六位候选人当选董事，其中包括 MBNA 和仕达屋酒店（Starwood Hotels）指派的候选人。富达投资公司（Fidelity Investment）表示了要对高级经理们过高的薪酬采取更加严厉的态度的意向。此外，Vanguard Group 在最近写给各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一封信中警告说，它今年已经否决了他们薪酬的 64% 以股票的形式偿付的提议。

所有这些都促使 2002 年的股东代理人会议季度成为一个破记录的季度。根据美国投资者责任研究中心（Investor Responsibility Research Center）的统计，在今年迄今提出的大约 200 个股东建议中，有 83 个建议获得了多数支持票，相比之下，在 2001 年全年提出的 272 个股东建议中，只有 66 项获得了多数票。一项深得人心的提议是，禁止或限制公司向审计师支付咨询费，这项提议迫使沃特•迪斯尼（Walt Disney）、果计算机（Apple Computer）、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和强生（Johnson & Johnson）等公司实行了改革。同样受欢迎的提议还有：给高级经理的薪酬设定上限，特别是金降落伞条款（即因公司被接管而辞职的经理可以获得优惠的赔偿金──译注）。

如果股东代理人的投票（往往不具有拘束力）数量不够，一些基金经理会直接施加影响。管理着 140 亿美元资产的丹佛市 Marsico Capital Management 董事长马尔西科（Tom Marsico）一直在向高级经理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减少使用报酬中的购股权，并提高红利，以证明他们的收入没有水分。不是所有的高级经理都感到高兴。“人们向他们提出质疑的程度和过去相比大不相同，”他说。“他们不喜欢这样。”

这就是管理着 7,700 亿美元的旧金山巴克莱全球投资公司（Barclays Global Investors）负责公司治理的经理塞尔巴克（Linda Selbach）一再更换家里电话号码的原因。首席执行官们不断打电话给她，抱怨巴克莱反对他们的薪酬，这话她已经听厌了。“有些人说话彬彬有礼，很像个绅士，”她说，“有些人却口无遮拦得让人吃惊。”

其他首席执行官正在学习如何谨慎行事。“每个问题都可能成为攻击对象，”设在纽约州泰特伯罗市的药物实验公司──Quest Diagnostics 的弗里曼（Kenneth Freeman）说。马尔西科在今年夏天开始对弗里曼的购股权收入进行调查时，弗里曼耐心地向他说明了自己报酬的来龙去脉，甚至建议他去见一位研究内部薪酬的专家。马尔西科满意地离去了。他说：“[弗里曼]说他自己也关心这件事，他可不想被归入那些被认为薪酬过高的首席执行官的行列中。”

一些基金管理人想采取逐步加压的策略。从四月份起，该行业的一伙重量级人物，包括米勒、Vanguard Group 的博格尔和 Davis Funds 的戴维斯（Chris Davis）等人，一直在忙于成立一个长期投资者联合会（Federation of Long-Term Investors），目的是组成一个控制多达一万亿美元资金（相当于股市市值将近 10%）的集团。沃伦•巴菲特对此表示支持，该集团目前正在制定一项标准，用于对付不守规矩的公司。

“这里的关键在于，”亚瑟•莱维特说，“美国的大型投资机构是否愿意行使手里的权力去强制实施重要的公司行为规范。”他说，在这一点上，“究竟如何还不好说。一个董事会成员如果不对这些事件做出反应，那他就是疯子。”

对于 Krispy Kreme 的李文古德来说，这不再是“如果”的问题。“我认为这些改革将是真的，而且会持续下去，”他说，“它们的目的无非是让我们回头去做我们早就该做的事情。”

译者：王恩冕

每位首席执行官都想得到的表扬信

在当前的公司化美国，人们最爱听到的字眼是什麽？很简单：“您忠实的沃伦。”

随着各公司竞相清理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封来自超级投资人沃伦•巴菲特的赞扬信竟然成了一份最基本的“好管家证书”。通用电气公司便在宣布取消购股权后收到这样一封信。“多年来，通用电气一直在为人们生产好东西，”巴菲特写道。“如今，通用电气也给会计领域带来了好东西。”

标准普尔也在推出“核心收益”的新措施后收到一封信。“你们的举措既勇敢又正确，”巴菲特在信中写道。“将来，投资人在回顾历史时会把你们的行动看作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准普尔收到信后喜欢得不得了，把它公布在其网站上。其他幸运的收信者还有 Bank One 和亚马孙网站。

“他是唯一一个名声未受玷污的人，”标准普尔的分析师罗伯特•弗里德曼（Robert Friedman）说。当然，还有一些人如今仍然受到信赖，比如 Vanguard Group 的创始人、直言不讳的博格尔。不过，博格尔又怎麽知道他那一番关于公司诚信的讲话会大获成功呢？“[巴菲特]读了那篇演说后给我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信，”博格尔如是说。

安迪•格罗夫有话要说

问：您是怎样看待华盛顿推出的新法规的？

答：其中的一部分──即要求签名批准财务报告──的确是件十分讨厌的事。在英特尔公司（Intel），我们开过一次长达 11 个小时的财务会议。我从头呆到尾，弄明白了不少如何制作报表的门道。我见到了一些负责做实际工作的人，而不是我们平时打交道的审计官。这很有用。那麽，我们会不会不顾证监会的规定去做这件事？不会。我们应不应该做这件事？应该。

问：各色各样的商人眼下都在受到贬损。这对一个把毕生精力用于打造一家公司的人来说会是什麽感觉呢？答：很不舒服。你去吃饭时会感觉到认识你多年的人投来询问的眼光，这让你觉得不舒服。承担集体责任是很累人的事。这也许是咎由自取，但我认为从总体上来说我们蒙受的是不白之冤。问：商界领袖作为一个阶层必须做出回应吗？

答：是的。我希望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会这样做。说句公平话，我在商界的同行们一见到大棒好像就被吓呆了──听到针对我们这个阶层的未指名道姓的指控就不知所措了。当然，你可能被人戏弄、被揪出来当靶子打。可是，你如果不为自己说话，谁会替你说话呢？

问：您在取消购股权的问题上一向直言不讳，引起了您和沃伦•巴菲特之间的一些激烈的交锋。你们解决了你们之间的分歧了吗？

答：关于倒霉的取消购股权问题……我们俩最后同意各执己见。我们还在交流，但不那麽激烈了。我觉得我无法改变他的想法，但也没法改变自己的想法。

这是个会计方面的问题，不应靠我们之间的争吵来解决，不应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不应在读编专栏里解决──应该让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离开美国，找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好好想办法来解决。太多情绪化的东西妨碍了这一问题的解决。许多人大肆抱怨的是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问题。而经理的薪酬和取消购股权之间的区别反倒没人去注意。

问：亚瑟•莱维特告诉我们，硅谷的公司“将是最后一批接受新规则的公司，因为它们认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所以为它们制定的规则也应该不一样。”

答：我觉得这话不入耳。但我认为他说得对。在某些领域里，自己做的事情要自己来承担。另一方面，由休利特（Hewlett）、帕克德（Packard）和诺斯（Noyce）、穆尔（Moore）率先实行的雇员和管理措施逐渐成为对待雇员的好办法。

问：美国公司如何才能重新得到公众的信任？

答：单靠一次行动是不行的。许多行动合在一起──对报表提出新的要求、加强公司治理、不聘用专横的首席执行官等──就好办了。如果你把首席执行官放在右边，把董事会放在中间，把股东放在左边，那麽，你要做的就是把权力从右边转移到左边。

问：这种权力的转移会对公司产生什麽影响？

答：每一种药物都会产生它特有的副作用。我们把权力转移到左边，从原则上讲这是件好事。但是，如果股东当中做长线投资的越来越少，我们等于把认可公司决策的权力交到了当天交易的短线股民手里。短线股民会看重良好的公司治理和财务披露情况吗？我不这麽认为。

问：如果这样的话，董事将处在什麽位置？

答：这事已经变得极其复杂了。在美国，大约有 10 至 15 万名董事会成员。假如你搞一次大规模测试──就像考驾驶执照那样，并向这些人提一些基本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及格。所以说，如果公司的董事会真的打算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需要就新规定给他们补课。

问：眼下的改革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临时性举措，还是一次永久性的改变？

答：对我们这一代企业管理者来说，这是一个催人起床的电话铃声，而且将会响上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