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与中国试比高 - 财富中文网

杨烈国（Philip Yeo）凭籍自己的老鼠与亚洲“巨龙”展开了竞争。说得准确些，它们是一家由政府资助的生物技术中心克隆出来的 15 万只转基因老鼠。在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简称 A*STAR）那间堆满了书籍的办公室里，杨烈国边笑边用潦草的笔迹在墙上的白色书写板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的老鼠卓而不群！它们将拯救全人类。”

在价值 350 亿美元的生物技术产业中，新加坡意欲力拔头筹，而杨烈国的老鼠正是新加坡实现这一梦想的核心内容。新加坡已经承诺，要竭尽所能用最优秀的人才来充实这个名叫 Biopolis 的中心。杨烈国是新加坡政府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的两位主席之一，同时他也是 A*STAR 的负责人，政治和财政上的双重影响力使他成为实现这一梦想的最佳人选。他说服曾经成功克隆多利羊的苏格兰科学家艾伦•科尔曼（Alan Colman）到新加坡开展科学研究，此外他还向其他科学家许诺，他们可以来新加坡进行胚胎干细胞的科学研究，而在美国等国家这项实验是遭法律禁止的。

尽管这项重要的发展计划看上去是新加坡企业界智慧的结晶，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中国促成的。目前，新加坡正面临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个岛国的决策者努力要实现转型，放弃发展那些在对华竞争中处于劣势的行业，如电子、化工，以及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说，中国是推动此次经济调整的“关键因素”。尽管李显龙只是偶尔访问北京和上海，但他还是对两地的发展惊愕不已，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地蕴藏著巨大的发展潜力，人们热切盼望走在竞争对手的前面，而且他们对自己的成功充满信心”。新加坡的情形如何？李显龙稍做停顿后说：“如果我们仍是在原地踏步，我们的奶酪就会成为别人的盘中餐。”

亚洲许多经济体都在力保属于自己的那块奶酪不被中国夺去，而新加坡只是其中之一。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方面大量吸收外国投资，另一方面又不断向外出口成本低廉的产品，有鉴于此，该地区的企业高层管理者和政府领导人均对那些曾在过去数十年里挽救过他们的经济战略失去了信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绘制了经济发展蓝图，这些计划均以政府指导、发展制造业和扩大出口为核心，如今这些国家和地区很不情愿放弃这些发展计划。但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仅一年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极大的震动。新加坡航空公司（Singapore Airlines）董事长 Koh Boon Hwee 说：“中国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新的现实问题。如果有人认为，在中国加入世界大家庭以前的 20 年里曾经卓有成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今后 20 年内仍然会奏效，那他们定然是在做黄粱美梦。”

中国的左邻右舍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机制，以适应目前新的现实。中国台湾的制造商已经把岛内大部分高技术产业转移到了大陆，因为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可以使它们在全球市场上继续保持竞争优势。许多选择留在台湾的企业只能从其他地区如菲律宾引进廉价工人。日本公司也加入了大规模移师的行列，它们不仅在中国进行生产，而且还加紧向中国市场出售商品。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决策者正努力把价值链提高到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去，如生物技术、设计和软件开发。中国香港的官员则寄希望于计划在 2006 年开放迎客的迪斯尼主题公园，想借此来振兴当地的旅游业，目前由于中国内地居民去香港旅游的人数已不再受限制，因此当地旅游市场几乎已完全被中国内地游客占据。韩国和泰国则把出口对象由美国转移为中国，并且刺激内需，它们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来弥补因美国需求不足而造成的损失。

截至目前，这些应对措施所产生的效果令人喜忧参半。把生产厂转移到中国使许多公司受益匪浅，但是这些公司本土的数百万工人却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在那些劳工政策比较苛刻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从各种措辞优美的文件来看，政府培育知识产业的努力似乎无可厚非，但这种努力只有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和营业收入才算成功。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亚洲邻国创造了新的贸易机会，但是要想让中国的消费者具有与美国、欧洲和日本消费者一样高的消费力仍需待以时日。与此同时，中国从亚洲地区购买的绝大部分商品，要么就是属于亚洲经济体不再准备开发的传统产品，如印度尼西亚的石油，马来西亚的棕榈油以及泰国的糖，要么就是在中国组装产品所需的零配件，再或者就是工厂设备，这些设备只会把中国打造成为更加强大的出口竞争对手。

在公开场合，亚洲国家的领导人经常称赞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并且表示与富裕的中国为邻要比与贫穷的中国为邻获益更多。但是这些冠冕堂皇的讲话却掩盖了经济转型为各个国家和地区所带来的苦楚。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向世界工厂的转变为该地区的每一个经济体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中国的竞争压力一方面迫使其他国家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又压低了它们的商品价格、出口量及利润额，即便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也难逃此运。对于规模更小的经济体，如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来说，它们的出口竞争则更为直接，中国综合症会给它们造成更大的损失。马来西亚的劳工问题经济学家查尔斯•圣地亚哥（Charles Santiago）说，东南亚的工人“显然将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牺牲品。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的社会实际上是围绕著制造业组建而成的。这是不错的工作，但是一旦我们失业，我们还能剩下什么？我们只会成为中国的囊中之物”。如今，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位令人敬畏的竞争对手。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 5 年时间里，中国一直以 7%－8% 的经济增长率向前发展。去年，中国的出口额飙升了 21%，达到 3,220 亿美元，一举跃升为美国市场第一大商品进口国。据联合国统计，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达 500 亿美元，比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吸引的外资总和还多。

在纺织品、鞋类和玩具生产市场上，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的主宰，在此基础上中国还在计算机零配件、电信设备以及其他电子产品的生产领域迅速扩张，而这些产品都是亚洲其他经济体的主要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利用国外的资金和知识来培育更尖端产品生产能力，其中包括半导体、机械工具、石化产品及汽车。中国的发展前景令其邻国惴惴不安。马来西亚规模最大的制造中心槟榔州（Penang）的州长许子根（Koh Tsu Koon）说：“我们已经切实感受到了竞争带来的压力。中国正紧紧地盯著我们。”

从香港出发沿珠江北上行驶约一小时，就会看到一座生机盎然的城市，东莞，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感受到的竞争压力正是来自于像东莞这样的地方。十年前，东莞还处处是水稻田和菜地。而如今它已经发展成一座制造业大都市，在这里有 2 万多家工厂和 550 万外来务工者。运载货物的大卡车在新修的高速路上往来驰骋。每到吃饭时间，大量身著统一制服的工人便川流于厂房的走廊中。

在东莞，工人的月均工资为 100 美元。工人中有四分之三是 20 岁出头的年轻女工，她们因为手指灵活、工作态度端正而被聘用。巡视厂房你会发现，许多工厂里没有一个工人戴眼镜，主要原因是这里的劳动力资源极大丰富，雇主根本无需为找不到视力绝佳的工人而犯愁。全球经济衰退？这里丝毫不受影响。去年，东莞市的经济增长率为 22%。东莞市市长黎桂康不无骄傲地说，《财富》500 强企业中已经有 33 家公司来到他的城市投资。此外，黎桂康还有自己更宏伟的发展计划。“最初，我们既无资金也没有知识，只有廉价的劳动力，为此我们只能吸引外国投资，”他说。“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要开发自己的核心技术，开创自己的品牌，还要在国际市场闯出自己的天地。”

越来越多与东莞类似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截至目前，中国 80% 的出口均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六个省份。而广阔的内陆地区还未得到充分开发，但是，随著中国政府不断向拥有中国四分之一人口的长江上游地区延伸铁路、公路网，修建船运码头，这种局面即将发生改变。

中国惊人的发展速度引起了奄奄一息的亚洲经济巨人日本的极大恐慌。20 世纪 90 年代末，日本的蓝筹股公司以怀疑和鄙夷的目光注视著竞争对手蜂拥到中国。其实，10 年前它们中许多公司就已经开始大举对华投资了，但它们却因为中国政府的繁文缛节以及私下里的一些不当行为而叫苦不迭。然而，在削减出口成本的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日本只得俯首认输。

这一变化的先兆出现于去年 1 月，当时三洋电气公司（Sanyo Electric）与中国最大的家电制造商海尔集团（Haier Group）达成协议，双方在对方的国内市场销售各自的产品。三洋公司在海尔集团总部所在地青岛市投资 3,000 万美元修建了一座工厂，为海尔电冰箱生产压缩机，上个月该工厂正式投入运营。三洋公司计划在未来两年内把空调生产线全部转移至中国大陆。三洋公司与海尔集团的联盟在日本国内招来了一片反对声，去年日本的失业率创记录地达到了 5.5%。但三洋公司却不为所动。公司负责企业战略的副总裁 Yoichiro Furuse 问道：“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在日本坐以待毙，亏本生产？”日本大多数大型电子产品公司都已宣布了扩大在华生产规模的计划。

汽车制造商也向中国市场涌来。去年 9 月，日产公司（Nissan）与中国第三大汽车制造商，国有企业东风汽车集团签订协议，计划到 2010 年年产轿车和卡车 90 万辆。丰田公司（Toyota）与一汽集团签署协议，生产轿车 40 万辆。在中国时间更长的本田公司（Honda）表示，它将利用中国作为出口基地。去年，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总额窜升了 60%，达到 30 亿美元。日本人情绪的转变在日本书店的书架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以前这里摆放的书有《中国商界黑幕》（The Dark Side of Chinese Business）、《幻想中的中日友好关系》（The Illusion of Japan-China Friendship），现在它们都让位于更具实际意义的书籍，如《在中国生产──你必须知道的事情》（Producing in China－What You Must Know）以及《中国的劳工管理：取得成功的战略和战术》（Labor Management in China: Strategies and Tactics for Success）。

日本在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均领先于中国，因此日本大型制造商对中国的担心程度远不如亚洲其他地区的同行那么强烈。关志雄（C.H. Kwan）是日本政府下属的智囊机构经济产业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的经济学家，他预计，日本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中只有不到 16% 的商品要与中国直接展开竞争。相反，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出口美国的产品中有近一半商品要与中国的竞争对手相互竞争。对印度尼西亚来说，这个比率更是高达 80% 以上。

尽管如此，日本的高层管理者和政府人士仍然担心在技术领域会出现引火烧身的局面，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用低成本的出口来回敬从日本学到的技术。横河电机公司（Yokogawa Electric）驻华总经理 Fuminori Murakami 说：“目前人们有这样一种认识，如果我们现在不认真对待中国，日后必将惨败于中国人的手下。如今，我们已经受到了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挤压。一旦中国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又会怎样呢？仅凭规模，它就可以打败我们。”

对中国台湾而言，与大陆竞争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尽管台湾的经济已经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但它仍然想保持自己独立的身份。台湾一方面需要大陆──如今其出口额中有四分之一来自大陆──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想过分依赖大陆。这种紧张关系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在投资方面的限制。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每一笔超过 5,000 万美元的投资必须经过台湾当局的逐一审批，而获得批准的过程则相当漫长。希望在大陆兴建芯片制造工厂的公司必须首先同意在岛内建立更先进的工厂，然后才能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准。

但是，这样的规章限制还是没能阻碍技术和资金的外流。据统计，仅在上海一地定居的台湾居民就已经达到了 40 万人。昆山是在上海之外新近涌现的一个工业城市，当地居民开玩笑地说，他们那儿已经成为台湾的殖民地了。

来自台湾的投资者和管理人士在中国内存芯片产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张汝京（Richard Chang）生于南京，长于台湾，2000 年他投资 15 亿美元在上海创立了当地第一家商用芯片制造厂──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宏力半导体公司（Grace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是上海另一家高精尖的芯片生产厂，该公司的负责人一位是台湾著名工业家的后裔王文洋（Winston Wang）。如今，台积电（Taiwan Semiconductor）已经向台湾当局提出申请，希望在上海投资 9 亿美元兴建一座工厂。

在马来西亚，当地的商界和政府领导人均知道该如何利用外国投资，以启动当地的工业发展。他们开创了颇具实际意义的吸引外资计划。20 世纪 70 年代，马来西亚对外极力宣扬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当地会说英语的廉价劳动力所能带来的诸多优势，通过此举马来西亚说服了六家跨国公司在该国的贸易自由区槟榔州设立生产厂，其中包括英特尔（Intel）、摩托罗拉（Motorola）、惠普（Hewlett-Packard）、飞兆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以及日立（Hitachi）。在接下来的 30 年里，这个崭露头角的小国家蓬勃发展。仅电子行业就在全国范围内雇佣了 40 万员工，该行业的出口量超过了马来西亚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二。这个被马来西亚人称作“硅岛”的地方仍然挤满了美国、日本和德国电子产品制造商规模庞大的厂房。但是，它的引资步伐已然陷于停滞状态。

这一切迫使槟榔州的企业家奋力应对，Chuah Choon Bin 便是其中的一位。Chuah 的公司专为芯片工厂设计、生产定制设备，由于该公司顺应潮流，把业务转移至上海（除此之外还会是哪里呢？），因此，公司目前还能保持产品销量。据 Chuah 预计，今年中国市场的营业额至少将占公司总营业额的一半，而 2002 年这个比例还不足 10%。许子根正致力于扩大槟榔州的经济基础，他采取了前瞻性的战略，其中包括了棕榈油加工和海事研究的内容。他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槟榔州是幸运的。许子根说：“如果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便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槟榔州的电子工业便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展的机会。如今恰恰相反，我们获得了领先 30 年的竞争优势”。

然而，这点优势却没有在“多媒体超级走廊”（Multimedia Supercorridor）的发展中体现出来，这个总投资达 40 亿美元的高科技园区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ad）于 1996 年提议修建的，其目的是为了推动马来西亚步入信息时代。该高科技园区占地 290 平方英里──比新加坡的面积还要大，整个园区由光纤网络紧密连接。该园区的设计者曾憧憬著让它成为发展新型现代化产业如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催化剂，这些产业将为那些在低成本竞争中败下阵来的人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但是，马哈蒂尔总理最近在与记者的一次午餐会上抱怨说：“流往该园区的投资没多少。投资都被中国吸引去了。”

资讯电子城 Cyberjaya 位于多媒体超级走廊高科技园区的核心位置，目前已有多家著名的外国企业进入该电子城，其中包括日本电报电话（NTT）、富士通（Fujitsu）和敦豪（DHL）。可是尽管是中午时分，这里宽阔的街道和宽敞的办公大楼中仍然空空荡荡，让人看了很不舒服。

当然，把该地区所承受的所有痛苦均归罪于中国是不公平的。全球技术行业的萧条以及马哈蒂尔的过高期望使超级走廊高科技园区吃了不少苦头。除了受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影响以外，日本的通货紧缩与本国银行业的不景气同样有著必然的联系。对香港特区来说，1997 年的金融危机以及特区政府政策的失误导致了其经济的衰退。但是，中国大陆却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衰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它还采取了亚洲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香港特区更是缺乏一套连贯的计划以应对来自近邻的挑战。以集装箱港口为例，香港就面临著厦门、深圳和上海的威胁。这些城市的港口费用比香港便宜 20%－50%，更重要的是它们比香港接近货源和货物的目的地。随著中国政府逐步放开对上海金融行业的管制，香港金融业的业务也必然会向上海转移。即使与米老鼠联盟，香港仍然面临著挑战。维旺迪环球公司（Vivendi Universal）已经签署协议，准备在上海兴建环球电影公司的主题公园，此外，中国大陆的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Overseas Chinese Town Holdings）耗资数百万元人民币重新装修了在深圳城市边缘的三座主题公园──欢乐谷、锦绣中华和世界之窗。

尽管新加坡的生物技术战略充满了风险，但不管怎样新加坡至少还在努力拼搏。主宰生物技术研究的人员主要是在欧美国家，而且新加坡要想培养出大批关键的技术人才仍需若干年的时间──如果能培养出来的话。此外，即使是生物技术领域中最有才华的研究人员也有可能钻入死胡同，浪费大量时间和金钱。苏格兰遗传学家科尔曼（Colman）不无担心地说，新加坡也有可能会落得个“全盘皆输，一无所获”的结局。

槟榔开发区的企业家 Chuah 因为在芯片行业最热门的市场找到一块立足之地而松了一口气，但是他仍然为潜在的威胁所困扰。“也许除了迁移回中国以外，我们将别无选择，”Chuah 微笑著说。“他们只是不停地成长，成长，再成长。我想他们最终会吞并我们。”

译者：萧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