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麻省理工和哈佛的高材生接管了家族的衬衫生意，并使它发扬光大

    作者：Cait Murphy

    杨敏德（Marjorie Yang）还是一个香港小姑娘时，她父亲就对她说，“别干服装这一行，太不容易了。好好读书，选个别的职业吧。”因此，她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商学院，然后在纽约市的第一波士顿公司（First Boston）工作。但是，最后她还是干起了服装这一行。1978 年，她父亲从癌症中痊愈后，歇了三个月就厌烦了，于是创立了溢达集团（Esquel Group）。公司雇佣的第一位员工就是杨敏德。现在，杨敏德担任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管理著 10 个国家的 47,000 名员工，每年向 Hugo Boss, Eddie Bauer 和 Tommy Hilfiger 等公司供应 6,000 万件衬衫。

    这些话听起来简单，其实背后的故事很多──这些故事涉及到中国的家族观念，香港女权时代的来临，中国的崛起，东西方的交融以及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杨敏德的职业生涯与这些都有著丝丝缕缕的关系。现在，她要缔造自己的传奇。她的目标是：接管这个传统行业，并将它变成一个适应现代社会的行业。纺织业不像数字化整合这些东西那么艳光四射，但和其他行业相比，纺织业带来的就业机会最多。这一点比最新款的 Hello Kitty 手机有多少象素重要得多。

    杨敏德的父亲杨元龙在美国接受了纺织化工教育，在 1949 年离开大陆。这家人刚到香港时生活比较艰难。杨敏德生于 1952 年，曾经有一段时间她的床铺就是上方挂著电风扇的餐桌。但是，杨元龙逐渐在蓬勃发展的香港纺织业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尤其是在衬衫制作方面。

    在溢达集团中，家族的力量仍至关重要。一方面，溢达集团完全属杨氏家族所有。此外，杨敏德、杨的姐妹 Theresa（溢达集团的首席运营官）、她们的四个孩子以及杨家的长辈都住在香港的同一栋楼里。Theresa 微笑著抱怨说：“全家人都经常到我的公寓来玩，把这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溢达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广东高明市有相当庞大的业务，杨元龙的住所就在公司大院里，两边是他两个女儿的住所，面积略小一些。杨敏德电脑的屏幕保护是一张照片，上面刚刚蹒跚学步的她自信地靠在父亲的小腿旁边。79 岁的杨元龙现在还经常去办公室上班。

    这里一切都很好，但有一位中国父辈管著你就不会总是很开心了。杨敏德说，她父亲的优点就是“及时给予援手，以避免孩子在商海中淹死”──但她也指出，父亲不会忘记她们犯过的错误。她带给公司的是完全不同于传统模式的分析性思维方式，因此必然会显得格格不入，但这也不能使她的父亲忘记她犯过的错误。

    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她曾经对公司为什么用这么多人做生产计划大声公 开表示疑虑。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位毕业生快人快语地说，其实这只不过是个“简单的线性程序问题”，但这番高见却招来了长辈们劈头盖脸的评论。这些长辈多是中年男性，他们离开大陆后，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在纺织业中站稳脚跟。杨敏德说，“我敢肯定他们心里一定在想：｀这个女人书读得太多了，真让人烦。也许她该找个人嫁了，别老在我们眼前晃悠。＇”

    必须听命于老板的女儿，可能是让这些长辈不舒服的一个原因。直到最近，中国的家族生意也很少让女儿来掌管，即使是像杨家这样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的家族也是如此。杨敏德的母亲 Dora 在上海长大，她的家人甚至没有让她去上大学。而杨敏德受教育程度之高，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这位纺织女王不会干针线活，如果衣服折边散开了，她就用订书机把它订上。至于烹饪，最近她曾试著煮一次通心粉，结果弄成了一锅糊糊。香港商务及专业妇女协会（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Women）主席方静华说，“时代变了，在训练女儿来接手家族生意方面，男性长辈们的态度比以前要积极些。”

    杨敏德其实结过婚（但后来离婚了）。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进入溢达集团一来，她从来没有退出过家族生意，而且随著女儿越来越大，她对生意越来越投入了。现在，她的女儿在哈佛就读。杨敏德说，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时，“我就认准自己要干这一行。”

    1995 年杨敏德担任董事长时，公司已经在杨元龙的带领下向更高端的产品转型（10 多年来，溢达集团一直向 Polo、Nordstrom 和 Ralph Lauren 供货）。但是，管理仍然采用等级非常森严的方式，而且公司的重点一直放在寻找廉价劳动力和可用的配额上，只有拿到配额才能向欧美市场出口服装。杨敏德认为这种经营模式注定要衰落。为了在各方面贯彻自己的意图，她为公司制定了三个优先发展的任务：完成公司的垂直整合，引进最新的管理理念和技术，通过溢达集团来推行她关于企业应该回报社会的信念。

    要讲述溢达衬衫的故事，就得从位于中国大西北的新疆开始。新疆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相当于三个法国，人口仅为 1,900 万，其中大部分务农，人均年收入仅为 232 美元。溢达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吐鲁番开设了工厂，在这个地区的总投资额已经达到 1 亿美元。溢达在新疆最有趣的一个项目，是在 12,000 万英亩的土地上种植符合公司要求的棉花。

    溢达喜欢让一切事情尽在掌握之中。公司在新疆设有一个种子研究中心，并和农民密切合作，改善他们的种植方法。一个例子就是，丰收季节时 溢达向农民提供罩衫和帽子，以避免棉花被其他的纤维污染。棉花被污染是个大问题，溢达在乌鲁木齐的工厂里就有一个像体操房那么大的房间，几十个人在里面鸦雀无声地检查著棉花堆，捡出头发、细枝甚至是塑料碎片。

    经过七年的时间，溢达相信公司在新疆的运营是成功的。在生产和环境管理方面溢达的纺纱厂都达到国际标准，而且这个工厂是盈利的。公司在新疆种植的棉花能够满足其对棉花需求的 10%。

    杨敏德相信公司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事实证明，在新疆，溢达在这方面也颇有收效。杨敏德的理念是公司应该让所有人都赚钱，所以溢达试 行了一些做法。最近，溢达向农民承诺了一个最低棉花收购价格，最高价格则由市场决定。对当地的农民而言，这是件好事，因为如果价格下跌，他们不至于连成本都收不回来。这对于溢达也有好处，公司因此能够得到稳定的棉花供应，与农民的关系也会更加融洽。因为数十年来，这些农民只能向政府出售棉花，他们对于和外国资本家打交道还是非常警惕的。

    此外，溢达还集中在教育方面做了一些慈善事业。公司在新疆的农村地区建了十所小学和 600 多个图书馆。8 月份在一所小学的建成仪式上，村民们送给杨敏德两只山羊表示感谢。这两只逃脱了成为盘中美餐命运的山羊后来被重新取名为布雷德和乔治，现在由当地的一位经理负责喂养。

    在新疆目前的大环境中，人们可能会认为溢达的这些姿态无足轻重。新疆是维吾尔族人的故乡。维吾尔族属于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大量移民使得维吾尔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少数民族。现在乌鲁木齐 90% 的人口是汉族，看看这儿的一个新的国际性市集上的一个宴会厅，就能说明外界对乌鲁木齐有著绝对的影响力。这个宴会厅里摆著维吾尔族风味的食物，流行歌手则来自蒙古，手机响了，音乐声是 “Holly Jolly Christmas”。而且最不可思议的事还有一个由汉族人和维吾尔族人组成的舞蹈团表演爱尔兰的“大河之舞”。新疆目前的形势是共产党执政以来比较好的，清真寺开放，经济也在增长，但这里仍然不是无忧无虑的地方。

    供应链的另外一端是三年前开设于北京的一家大商场的 Pye 专卖店。这家店出售溢达自己设计的各种男女衬衫，价格从 52 美元至 107 美元不等，比 Armani 等顶级外国品牌便宜，但是比本地货贵。目前，Pye 只是小打小闹。但溢达管理人员可以通过这个零售店了解顾客的需求。此外，这家店还出售溢达采用新技术生产的试验产品，如防水纤维等，以便为 Ralph Lauren 或 Nordstrom 加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水平较低，创立一个高端品牌也有助于改变这样的观点。

    连接棉花种植和衬衫销售这两端的中间部分是设在高明市的工厂。15 年前，高明还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地区，最出名的就是本地的大芒果。现在这是个有 28 万人口的繁忙城市，虽说没什么文化氛围，但也算繁荣。溢达是这个镇上最大的企业，有 18,000 名雇员。

    在溢达工作的服装工人每月大概能挣 122 美元。公司管吃管住，每个房间住 6 到 8 个人。按反全球化人士的思维，这些铁铮铮的事实说明溢 达的工厂是“血汗作坊”。但是，对于中国工人来说，高明这个对游客乏味的地方是他们的希望之地，他们在这里攒够了钱，才会回到家乡，在那些地方，每月挣 122 美元就算是很有钱了。至于宿舍，就算中国名牌大学的宿舍也是 6 个人一个房间。自 1990 年以来，被联合国称作“中国极度贫困的人口”减少了 1.5 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许许多多像高明市这种朴素而富有活力的地方提供了就业机会。

    溢达在高明的工厂不是那种光线阴暗、条件恶劣的地方，而是窗明几净、通风良好，并且出人意料的安静，大部分房间安有空调。这些工厂也必须有这些条件。越来越多的西方公司要求供应商遵守关于超时工作和工作条件的明确标准。耐克（Nike）和盖普（Gap）等公司定期检查供应商；如果发现供应商没有遵守这些标准，他们能够而且真的会取消订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工人抱怨这些标准定得太高了。外来工人通常希望能够工作更长的时间，但这是不允许的。在高明，除了工作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做。大家就想赚钱，然后回家。销售主管 Vivian Tsung 说，“很多人走了，因为他们觉得这儿没法甩开膀子赚钱。”

    在杨元龙管理公司的鼎盛时期，溢达首先以价格竞争，然后以质量取胜。现在，公司赖以胜出的是对市场的快速反应以及客户服务。杨敏德认为， 技术是实现这一切的途径。比如说，在产品方面，杨敏德说，“最终的目标是系统最优化负载”。换言之，就是如何在合适的时间在合适的机器上生产出合适的布料，并用合适的顺序向合适的客户发货。目前溢达和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合作，用遗传工程学中产生的数学来设计可实现这个目的的模型。在客户服务方面，溢达是首批使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的公司之一，通过这个系统，公司可以根据销售数据自动调整产量。

    溢达不是唯一一家采纳这些理念的纺织公司，但它可能是唯一一家为了提高布料质量在实验室里检验转基因棉花品种的公司。杨敏德称赞它的 一个竞争对手即香港的 TAL 公司，该公司率先聘用行业工程师。另外一家香港公司利丰（Li & Fung）则采用一种不同的商业模式──公司将所有业务外包──这也要求公司有很高的信息技术水平。溢达独树一帜的原因在于，公司是全球唯一一家能够完成从种植棉花到出售成品所有步骤的纺织公司。鉴于公司独特的垂直整合程度，公司应用的科技技术更为广泛。这也是公司只生产棉制衬衫的一个原因。8 月份，溢达停止了裤装生产，因为公司认为自己不会在这个方面做到最好。作为全球最大的衬衫制造商之一，工作就已经非常复杂了。 杨敏德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很难想象她会丢三落四或者弄脏自己的唇膏。她喜欢去舞厅跳舞，对于一个拿过纯数学学位的时尚行业人士来说，这种融造型和创造性为一体的运动再合适不过了。当她坐在纹丝不乱、书本摆放整齐的办公室里，从电脑里调出从染色到印刷的各种操作工序图时，她所具备的那些品质都表露无遗。关键就是，一旦找到了做一件事情的正确程序，就在整个公司丝毫不差地推行这种做法。对于错误的纠正而言，道理也是一样的。

    公司充分使用信息技术的目的在于提高各个环节的效率。信息技术使溢达 大大缩短了设计师的图纸变成一件衣服所需的时间──由原来的 5 个月减少到 45 天。杨敏德说对于数学家来说纺织业是个很棒的行业，她这么说不是在嘲讽。

    理论上事情就是这样。这么做有意义吗？2005 年纺织配额取消后（除中国还会在一个时期内保留纺织配额之外），这一切就会受到检验。30 年来，配额体制对于生产商而言是个舒适的笼子。溢达这样的大公司在配额体制中会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公司有能力向毛里求斯和马尔代夫等配额富余的地方投资。但是，配额体制也使得纺织公司无法具备超大的规模，因为购买配额会导致他们的成本上扬。配额体制还为普通的公司提供了保护伞，因为新的竞争者很难进入这个半保护性质的市场。取消了配额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杨敏德没有走出错著──她自己也承认，有人批评她雇用这些技术人员是发了疯──那么，摆脱了在半封闭系统中运营带来的低效率的溢达，可以说已经为自己的腾飞做好了充分准备。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一切──垂直整合，更加迅速的供应链，新聘用的技术人员和操作工序图──都没有带来明显的利润增长。溢达执行董事 K.L. Lee 说，1995 年公司的收入为 3.9 亿美元，而在过去六年中稳定在 4.8 亿美元。利润也没有增长──杨敏德只是说公司的利润不到 5,000 万美元，而且资产回报率──溢达最喜欢使用的评估公司业绩的数据──也比 10% 的预定目标要低。

    管理私有公司的一个好处，就是永远不需要说对这些数字感到内疚。杨敏德斩钉截铁地说公司目前的状况并没有让她感到不安。首先，她认为目前溢达正处在为公司在 2005 年后的加速增长做准备的阶段。其次，她始终认为，就业务经营和对社会的贡献而言，溢达做得大不如做得好那么重要。

    很难相信像杨敏德这样相信数字的人面对平庸的报表会无动于衷。但是，她希望溢达不仅制造衬衫，而且要制造一些更为永恒的东西，在这一点 上她是真诚的。环境咨询师朱利亚•舒尔曼曾接受香港一家独立的智库思汇政策研究所（Civic Exchange）的委托，对溢达的运营进行过调查。她最后得出结论：“溢达肯定不是在装门面。”她同时在报告中提到，溢达主动投资 360 万美元在高明建设了一个污水处理厂。直到最近为止，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Hong Kong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前主席胡红玉也认为杨敏德是真心实意的。香港许多公司都做慈善工作，但它们还没有达到那种用商业来营造社会积极力量的高度。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商业远景，杨敏德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让人吃惊的是，溢达有许多聪明的年轻人（从滔滔不绝地讨论减少包装和能源消费将带来的环保收益的工程师，到对在毛里求斯是否能在配额体制结束后成功地处理这个问题感到犯愁的长期计划师）正在形成这种注意环保的气质。让我们看看石薇（Shi Wei，音），她在纽约大学拿到分子遗传学学士学位和信息服务硕士学位，英文流利，举止文雅真诚。她可以在中国的任何一家公司找到工作，但她却在位于高明的一家制衣公司做研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她相信杨敏德的远景，认为她考虑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公司琐事。石薇说，“她对环保和教育的热心，让我感到这个香港女人 不同一般。到现在为止她没有让我失望。”

    溢达也走过弯路，犯过错误。比如，1982 年公司在牙买加开设了制衣企业。公司在那儿可以拿到纺织配额，而且当时客户一般希望用美国制造的布料做衬衫，所以在靠近美国的地方开设工厂，这似乎合情合理，实则不然。当地税收高，生产率较低，而且很不幸的是，当地的企业家常常希望其他人出口产品时替他们装载大麻，结果使得工作环境很不愉快。1996 年溢达撤出了这个地区。杨敏德说，“我们差不多是最后一家离开牙买加”，但他们毕竟还是退出了这个地区。 然后就是吐鲁番。上个世纪 90 年代，当地政府说服溢达在那儿建设一个纺纱厂，因为当地政府获准可以安置一定数量的纱锭。但是，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需要两个小时，也就是说这是个典型的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偏僻地方，而且天气很可怕。杨敏德说，“在戈壁沙漠的中心办实业，是件很费力的事情。”

    这件事的难办程度，至少像从对家族生意仍然有著深厚感情的父亲手里接管生意一样不易。杨敏德曾经说过，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父亲曾经得过一次重病，当时她很有信心父亲一定能康复，因为他觉得溢达不能没有他照看，后来他还偷偷离开医院自己回办公室了。 父母亲最难做到的事就是放手，但溢达已经完成了从由杨元龙掌管的公司到由杨敏德掌管的公司的变化过程。杨敏德是父亲的女儿，也是一个自立的女性。

    译者：张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