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索罗斯 - 财富中文网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没有私人飞机，没有加勒比海的小岛，没有豪华游艇，没有西部农场，也没有收藏 18 世纪前欧洲大画家的作品。每当索罗斯到布达佩斯旅游时──索罗斯出生于布达佩斯，纳粹占领此地后，他侥幸逃生──便下榻于一家旧式旅店，这家旅店恰好坐落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公园里，而这里正适合他疾走锻炼。索罗斯通常都是独自旅行，因为当他在自己建立起的国际慈善王国中游历时，他的妻子更愿意待在美国的家里。在欧洲，每当他走上讲台，台下观众高高举起的便携式照相机的闪光灯就在他身体周围形成了一圈耀眼的光环。然而一旦走下讲台，他也会像普通人一样，略带失落地站在吧台前排队等候他的堪培利开胃酒（Campari）。索罗斯生性少言寡语，而浓重的中欧口音使他有时更加不爱说话。他在公众场合通常显得形单影只，甚至可以说是孤独，他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但他却发现自己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的气质与他拥有的影响力毫不相称。乔治•索罗斯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投资家之一。即便是现在，尽管他除了自己的资金以外几乎不管理其他任何资金，但是只要他在有线电视上现身十分钟，就足以撼动市场。中伤者指控他动摇了世界货币的稳定，是破坏国家经济的罪魁祸首。在法国，他因为进行内部交易而被判有罪，而他正在为此上诉。然而，索罗斯因人道主义活动而获得的嘉奖却又数不胜数。

索罗斯一直都是位走极端的人物，而且在未来的几个月中他肯定还会变得更极端，尤其是在美国，索罗斯在当地从未像在欧洲那样获得过图腾崇拜式的礼遇。年届 73 岁的索罗斯找到了新的追求目标：他把自己重塑为一个斗志昂扬、愤怒已极的党派批评家，而他攻击的对象则是布什政府和美国的政策。索罗斯演讲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从西雅图的市政厅、巴尔的摩的国际关系学院，到在雅典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席间索罗斯大声疾呼：美国如今正身陷一场危机之中。他认为，无论是在美国本土还是其以外的地方，美国政府都在以牺牲开放和民主为代价，搜寻著一些“看不见的敌人”。索罗斯一直都在悉心观察国际政治舞台，而且交游甚广，交往的对象包括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巴西总统卢兹•卢拉•席尔瓦，以及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高级顾问保罗•沃尔夫维茨，索罗斯用最直白、最激烈的言语批评布什总统。

“我经历过德国人和苏联人的统治时期。”索罗斯和我在布达佩斯市玛格丽特岛的一个公园散步时这样对我说。“但是当我听到布什总统说，凡是不与我们站在一起的人，统统都是我们的敌人时，我仿佛听到警钟在响。” 他把布什总统的演讲称作“奥威尔主义”（指为达到宣传目的而篡改并歪曲事实──译注），而且拿布什总统的国际民主观──“只要你照著我说的做，你就能获得自由”──与前苏联的“人民民主”论调相提并论。

为了给民主党在几个关键州的竞选活动助威，索罗斯刚刚自行出资为民主党捐献了 1,000 万美元，此举使他一跃成为为明年总统大选捐款最多的个人之一。今年 9 月，索罗斯为佛蒙特州前任州长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举办了一次筹款活动。多年来，索罗斯一直在撰写有关国际经济局势的短文，他的论点比较温和而且论证细致，但是它们的影响力都很有限。如今他行将出版一本完全不同的著作，书名叫做《美国霸权的幻想》（The Bubble of American Supremacy）。这本书将对那些被索罗斯看作是美国政策的狂妄自大之处进行毫无保留的抨击。索罗斯告诉《财富》杂志：“我已经发现，如果要想让我关心的问题有所改善的话，改变政府要远比推动问题的解决有用得多。”简而言之，他已经成了世界上最愤怒的亿万富翁。

委婉地说，索罗斯的这次声讨可以被称作是“关于美国国际地位的思考”。但如果说的更明白一些，这就是一场反对布什政府的斗争。“我对这个国家所代表的一切感到很满意”，索罗斯说，“但是随著布什政府当权，以及布什政府利用恐怖分子制造的｀9•11＇事件大肆发挥，我感到美国正领导世界朝著错误的方向发展，对此我可不能视而不见，泰然处之。”

去年夏天，索罗斯在自己位于长岛的宅邸中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与会的是民主党的六位政治战略专家。索罗斯希望听取民主党内部分最卓越的筹款人和咨询顾问的意见，以试图找出办法帮助他们打败布什政府。民主党希望斥资 7,500 万美元，在 17 个州的竞选战场上掀起一场全民参与、争取竞选胜利的运动。2003 年 8 月，索罗斯同意带领其他几位主要捐款者参加这场运动。民主党给这次运动起名为“团结美国”，而这次运动的总指挥则是民主党最重要的筹款人史蒂夫•罗森塔尔（Steve Rosenthal）和埃伦•马尔科姆（Ellen Malcolm）。索罗斯成为利用“软资金”帮助民主党参选的关键人物，民主党人士希望这种“软资金”可以成为关键手段之一，用以抗衡布什为 2004 年大选所进行的强大筹款活动，因为根据新的竞选规则，民主党的竞选资金来源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与索罗斯讨论政治问题的人，在谈到与他的那些会面时表现得都很谨慎。政治顾问马克•施泰茨（Mark Steitz）说，索罗斯“介入此事的方式就如同一位商人进入一个全新的行业一样。”罗森塔尔曾是美国劳联－产联（AFL-CIO）中负责政治筹资的权威人物。他说，对索罗斯而言，“这类会晤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倾听和领会。他也不是那种自认为对任何问题都应该评头论足的人。”但是，当谈论到竞选策略时，如果罗森塔尔愿意聆听，索罗斯会对他的总体纲略提出一些非常精确的见解。索罗斯认为，自“9•11”事件以来，布什政府对多边主义所表现出的不屑态度已经使它在海外信誉扫地。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政权陷落后，索罗斯为建立东欧民主付出了巨大努力，这点无人能及。如今，索罗斯宣扬的是“索罗斯主义”。根据他的主张，美国应该与联合国以及其他多边集团携起手来，尽早以和平方式对那些面临社会骚乱的国家予以干预。索罗斯还制订了自己的民主计划。尽管索罗斯承认他不愿把钱上缴给政府，但他却极力拥趸征收更高的累进税，即对富人征收高额税率，其中包括申报房地产遗产税（如果实施该政策，就算索罗斯本人已经去世，他仍然要缴纳数十亿美元的税款）。在对待赤字问题方面，索罗斯属于鹰派人物，他认为布什政府的赤字将遏制任何经济复苏的步伐。索罗斯感到异常恼怒的是，他认为布什政府的许多行为都侵犯了公民的自由权，他甚至把《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以及大部分在国内采取的大范围的反恐措施看作是对他所谓的开放社会的险恶威胁。索罗斯认为，如果美国不改变自己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整个国家就将陷入巨大的危险。

索罗斯善于洞察局势，他能看到局面何时由常规转为动荡，他因此在金融和慈善领域内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生命起源于混沌之初”，索罗斯告诉我，“所以我专门研究混沌之初的局势。而这也是我表现最出色的时候。”通过巧妙地利用这些变革的时机──并抢在其他金融家以及绝大多数政府采取行动之前做出反应──索罗斯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索罗斯确信，我们目前所处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时刻。

索罗斯预见到的是经济危机。索罗斯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列举了“良性循环”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货币就会稳步增值，而投资者则倾向于在货币升值的时候购进股票和债券（近十年中的大多数时候美国的局势正是如此）。但是一旦格局发生逆转，良性循环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反向发展。索罗斯认为，当美国财政赤字大幅上升、军备开支不断增加之后，这种逆转之势就会接踵而至。

但是，索罗斯所预见的更大的泡沫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如今的危机，也就是我所预言的一场政治和军事危机，它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最新表现形式”，索罗斯激动地对我说。“布什政府假借反恐之名，利用｀9•11＇事件来推行其称霸全球的政策，从而引发了这场危机。”索罗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探讨了如果一个错误的想法──无论是金融方面的还是政治方面的──通过了一次相对简单的考验，泡沫或者“自我强化”的趋势将会如何继续发展，使得一些从长远角度看根本站不住脚的想法在短期内却显得很有预见性。这就是索罗斯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一场速决战的胜利更加强了美国的一个错误观念，它自认为借助美军无与匹敌的军事优势，就能通过战争手段来实现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目的。《美国霸权的幻想》即将出版，在样书中我们看到，索罗斯用更为强硬的措辞表达了以下这个观点：“（我们）在一个暴力活动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

近十年来，索罗斯在人道主义事业上已经出资 40 亿美元，从事的项目包括治疗俄罗斯监狱中流行的肺结核病，支持津巴布韦的持不同政见者，在美国建立收容所等。就我们已知的确切数目而言，他每年的捐款数额已经与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不相上下。索罗斯撰写了七本有关经济学和世界局势的书籍，以及大量有关政治理论和复杂的经济计划的小册子。面对索罗斯取得的辉煌成就，人们很难启齿承认以下这一点：咳，也就是他的钱！这才是我们原先对索罗斯产生兴趣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因素在驱使索罗斯不断进取？对于这个问题，通常只有那些了解索罗斯的基金管理者生涯和发财生涯的人才能一针见血地提出精辟见解。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管理索罗斯的量子基金（Quantum fund）已达十年之久，他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同时也是位才华横溢的基金经理。但他的最伟大之处并非投机行为或其他什么举动，而是他的胆识。只要他看准一件事，无论迹象是否明显，他投下的赌注都会比任何人都多。”

人们在描述量子基金时，通常把它划归“宏观基金”（macro fund）──由于该基金的经营战略是利用全球宏观经济事件进行交易，因此得名。人们很难记起在索罗斯之前曾有过什么宏观基金之类的事物。以前有股票基金和债券基金（当时这些基金的数量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但是索罗斯却创造了新的事物。至此，一位伟大的基金经理诞生了，他把世界当作自己表演的舞台，他在货币和股票指数上大做文章，他试图揣摩央行银行家的举动，而实际上这些银行家正是他最密切的同行。德鲁肯米勒把索罗斯描述为有史以来第一位敢如此夸下海口的基金经理：“我不必只做股票和债券交易──如果我手头有五六件武器的话……哪里有战场，我就去哪里。”

1969 年，索罗斯以 400 万美元起家开始经营自己的首个对冲基金，而当时的启动资金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属于他本人。从 1969 年到 2000 年（在后 12 年里索罗斯得到了德鲁肯米勒的鼎力相助），索罗斯的旗舰基金创造了年均 31% 的回报率，该基金只在三年里出现过亏损（2000 年因为技术股崩盘成为亏损年之一）。如今，他的基金公司管理下的资金接近 120 亿美元：其中，他的旗舰基金量子捐赠基金（Quantum Endowment fund）管理著 74 亿美元。尽管索罗斯坚称量子基金中有许多外部投资者，但曾在他的基金公司任职的高管人员都认为，74 亿美元资金中的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属于索罗斯及其家族成员所有。

索罗斯获取的财富以及他所预言的世界经济变化规律，使人们忽视了赚钱对于索罗斯而言往往是一件痛苦而又很情绪化的事情。《索罗斯谈索罗斯》（Soros on Soros）是一本关于金钱和政治的谈话集，书中介绍，索罗斯在接受拜伦•威恩（Byron Wien）的采访时承认，通常在感到背部疼痛难忍的时候，他知道该是放弃阵地的时候了。而当索罗斯在讲述自己作为投资者所经历过的最艰难的一年时，即在 1981 年他的基金亏损了 23% 时，他把那次失利形容为“失去耐心了”──那不是分析失策，而是下意识的第一反应。

对于自己在金融市场上的超凡运作能力，索罗斯总是觉得有些惊讶。尽管他已撰写了一本这方面的书籍──《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y of Finance），但他相信自己的天赋是不可能“传授”的，而且他也从未能真正成功地阐述过自己的这一本领。索罗斯在金融市场方面的理论成果是，尽管金融市场在通常情况下只是发生一些我们能够从市场图表中了解到的错综复杂但又比较稳定的变化，但市场也有出现反常情况的时候，那时的市场瞬息万变，而市场的实际情况与投资者的预期之间所发生的互动，将导致强大的自我强化趋势──即泡沫和迸裂。绝大多数人会因此而感到惶恐、迷惑，而索罗斯却更愿意用一个让人听来放心同时又比较科学的术语来形容这种局势，即把它称作“严重失衡”。

索罗斯努力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来辨别“看似平常”的事情如何演变为泡沫，何时转化为由盛及衰的恶性循环甚至是转化成危机。众所周知，如果蝴蝶不停地扇动翅膀，则预示著飓风即将到来，索罗斯却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总是习惯性地观察弦外之音。而这些迹象往往都来自于政治舞台：索罗斯尤其擅长关注下列情况，即当重大经济或者社会问题的走势即将转变成危机（但还没有转变）并全面爆发之时，政客、财长和要员们对之做出的试探性的、片面的反应。

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因为投注 10 亿美元打赌英镑即将贬值而家喻户晓。索罗斯在《索罗斯谈索罗斯》一书中说，促使他进行那次豪赌的一系列事件皆源自于德国财政部长就里拉问题所发表的一番即兴评论。这番讲话使索罗斯确信，整个欧洲货币市场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般稳定。另有一个索罗斯经常提及的有关不起眼的小事件可能暗示著极大危机的例子，是 1986 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致电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对索罗斯来说，这是一个微妙却又明显的征兆，它预示著整个苏联的体制已经处在了转型边缘。索罗斯不仅在他所谓的金融实验室里，而且在他阅读和撰写有关哲学问题时追求洞察混乱局面的目标，而且这一目标也早已植根于他的内心深处。1944 年纳粹侵占匈牙利时，得以侥幸逃生的布达佩斯犹太人为数不多，索罗斯及其家人便在其中。索罗斯的父亲蒂瓦达•索罗斯（Tivadar Soros）撰写了一本读者不多但内容却非常感人的书── 《化装》（Masquerade）。该书描写了全家人为躲避纳粹及其走狗的搜捕在数月内四处逃难的经历。《化装》一书以简单明晰甚至是随意的口吻，讲述了众多居住在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如何因为无法认清处境的危险，跌入了由“犹太人法则”（Jewish laws）所造就的险恶陷阱之中──他们甚至还听从当地警察局的传唤，按人名字母顺序排列被遣送到集中营。但仍然有少数人──其中包括蒂瓦达•索罗斯和他的家人──利用战争时期的混乱局面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可以说，（我）对世界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伤痛经历，当时德国纳粹侵占了匈牙利，他们把犹太人都赶往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索罗斯对我说。“我很幸运，因为我的父亲很清楚这是违反常态的。社会已经陷入了严重失衡的状态。如果你还按照常规行事，只有死路一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从一位伟人那里学到了这些，现在我只是把这种世界观运用到金融市场以及我对政治的看法中去。”索罗斯在书中概述了这些观点。他曾多次尝试著将自己的思想系统化，但他通常都会回归到所谓的“本能反应”理论上来，而且他还试图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失衡”局面是如何产生的──无论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垮台还是亚洲货币危机，皆属于“失衡”。但这些书都未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对此索罗斯本人也感到迷惑不解。他曾打趣地说，自己是个“失败的哲人”。但他承认，对于他的传记作者迈克尔•考夫曼（Michael Kaufman）只理解了这种评价的字面意义，他感到非常厌烦。事实上，由于内容晦涩、抽象──他很少在书中向读者提供他本人的细节情况──这些书籍的影响力受到了很大限制。索罗斯的好友，波兰法律学者威克托•奥夏滕斯基（Wiktor Osiatynski）说：“大多数时候，人们都把他当作是一位捐款人来认真对待，但却很少有人真正认为他是一个思想家。”奥夏滕斯基是索罗斯多个基金的董事会成员。斯坦利•德鲁肯米勒是索罗斯的好友，但他们二人在所有政治观点上几乎都存在严重分歧。德鲁肯米勒认为索罗斯并没有著力总结理论模型，而只是“依靠直觉”判断出世界的变化程度已经使现有模型过时了。

而索罗斯的著作中缺少的恰恰是这种直觉，也就是他传承自匈牙利人的经历的本能。他在《美国霸权的幻想》一书的草稿中第一次提及了这一直觉。在书中，索罗斯略带自豪地指出，他的政治观已经变得“偏激”了。索罗斯时常提起在经营自己的第一个基金时，他的搭档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是如何负责分析工作，而自己又是如何“扣动扳机”做出决策的。然而，当讨论到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时，索罗斯本人似乎已经决定扣动扳机了。今年 9 月，索罗斯在华盛顿向一批与他持相同意见的观众发表演讲时说：“如今我们正被一群思维方式错误、危险的人领导著。（这个国家）正处在决定世界未来命运的关头。”换言之，这就是索罗斯所高度关注的“失衡”状态。

那么，我们该把索罗斯的警告看得多严重呢？对于这个问题，索罗斯本人并未过多地正面回答。如果你也像索罗斯那样，用心寻找“严重失衡”的局面，你就会有所发现。索罗斯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以下一点：1998 年，索罗斯撰写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一书，他在书中预言的大灾难至今还未真正发生。“就像经济学家预言了十次经济衰退，而实际只发生了三次一样。”他说，“同样道理，我预测到了十次由盛及衰的情况，而实际发生的只有三次。”

索罗斯这一次投身竞选辩论的做法是否正确，现在还未可知，但他已经使自己成为了共和党人的众矢之的。在大选季结束前，索罗斯耸人听闻的预言，甚至连他本人都有望成为众人关心的议题。至于那些对索罗斯持怀疑态度的人，他们通常都把索罗斯描绘成伊安•弗莱明（Ian Fleming）笔下的反面角色。秘密的赚钱组织？符合。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符合。与国家元首亲切交谈？拼写起来回旋对称的假名？符合，符合。再加上“反布什组织头号软资金捐款人”，这下你可掌握到足够的资料来中伤诽谤他了。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女发言人克里斯汀•艾弗森（Christine Iverson）说：“民主党已经无力再充实他们的宣传纲领，于是他们就把目光投向了一小撮非常富有的人，这些人只关注狭隘的特殊利益。”索罗斯的“利益”与那些希望在法律规章上谋求私利的公司型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成员有著很大区别。但是，在现实政治指代不明的暗语中，这种差异性不会持续太久。艾弗森说：“乔治•索罗斯用 1,000 万美元收买了民主党。”

与此同时，索罗斯究竟能产生多大影响力？在这个问题上民主党人士一直保持低调。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民主党政治分析家汤姆•曼（Tom Mann）说：“我认为，索罗斯不会在他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显著进展。索罗斯的加入会对民主党的政治纲领产生影响吗？这是一个资源比较的问题。你真的相信在一场耗资 40 亿美元的总统大选活动中，索罗斯的 1,000 万美元能对该党派的政治纲领产生实际影响吗？”也许吧，如果索罗斯的见解引起了选民的注意，这也未尝没有可能。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索罗斯捐资越多，民主党就越得收敛向他示好的举动。民主党筹款人埃伦•马尔科姆参加了索罗斯今年夏天召集的那个聚会，他在回答有关索罗斯的政治观点问题时顾左右而言他，他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有才智的人，他对民主问题极为关切。”

无论你支持哪个政治派别，对于索罗斯有关国际经济的观点你都应该予以重视。如果索罗斯对国际经济走势的看法正确，这通常会是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对索罗斯而言，财政部长不经意间吐露的话语永远都不是信口开河。例如，去年夏天索罗斯在 CNBC 电视台向观众谈到，美国新任财政部长约翰•斯诺（John Snow）有意让美元大幅度贬值，而他本人正在抛售美元。斯诺含糊其辞地发表评论，认为美元贬值将有助于美国扩大出口，索罗斯把这番评论看作一个征兆，它暗示美国政府对这一计划是早有准备的，但这一政策缺乏长远眼光，美元贬值在短时期内可以扩大美国出口，但它同时也给世界其他地区造成伤害。索罗斯如今发表评论说：“美元蓄意贬值让人想起了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竞争性货币贬值，那次贬值最终导致了全球经济大萧条。（对斯诺来说）｀通过美元贬值，我们可以狠狠敲打一下老欧洲派（美国盛赞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英国、西班牙及东欧诸国是新欧洲，暗批从中做梗的法德俄等国是老欧洲派──译注）＇，是个非常不错的借口。”

当时，绝大多数分析家都认为，斯诺的评论若非一时失言，就是一个试探性的方案，而绝不意味著一项新经济政策的出台。不久布什总统就重申了美国支持强势美元的一贯立场。如今半年过去了，美元问题重又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最近召开的国际经济峰会上，美国强烈要求……美元贬值。

在这次事件中，索罗斯政治智慧和商业智慧的融会贯通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索罗斯能有如此行动，不仅仅是因为他掌握了世界经济的运转规律，而且还在于他领会到了美国政界人士的行事动机。索罗斯说：“我擅长解读经济发展由盛至衰的进程，而这个过程中总是蕴涵著政治元素。”索罗斯将有大量机会展示他解读政治和政客的天赋。实际上，你可以把索罗斯参与的这个国内政治大型游戏想象成耗资数十亿美元的摔角游戏。只是赌注还需更高而已。

译者：萧艾

索罗斯的自白

乔治•索罗斯的新书《美国霸权的幻想》于明年 1 月出版时，应该会引起不小的震动（参见正文）。索罗斯在 2003 年秋季也出版了一本新书：新版的《金融炼金术》，原著是他在 1987 年对金融市场的解读。在新版中，索罗斯试图澄清他的“本能反应”理论。一些读者认为这个概念的含义是：市场价格不仅仅受“基本面”的影响，而且还受预期的影响。这种解释真是令人生厌。但索罗斯用新的引言解释了他真正想要表达的含义：预期和现实中的实际情况会按照某种方式发生互动，而这种方式通常会以意想不到的方法改变人们原以为是一成不变的因素。例如，人们对互联网公司的预期使它们的股票价值高涨。可是有些公司如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竟然利用这些股票实施收购。突然间，“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只要问问时代－华纳公司（Time Warner）的人，就知道索罗斯是不是说到了点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