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鲁宾的传奇生涯

现年 65 岁的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叱商政两界，而无论经商还是从政，鲁宾总是殚精竭虑地以事实为依据寻找问题的答案。他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他指的是无论什么事情都不──是“可以证实是确定无疑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曾经拿鲁宾的这个观点开玩笑，他对鲁宾说，从本质上讲，“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这个命题自相矛盾，因为它断言不确定性本身也是不确定的。

2003 年 11 月初，《财富》记者在采访鲁宾时发现，格林斯潘的这个玩笑并未使得鲁宾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丝毫动摇。鲁宾在花旗公司宽敞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这次采访，坐在红色皮椅中的鲁宾依然是惯常的装束──暗色西装、白衬衫、深色领带，当说到采访当天是星期几的时候，鲁宾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困惑的表情。记者给他提了个醒：“今天是星期三，而且这可以证明是确定无疑的。”

起初，鲁宾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即使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也准备把今天规定为星期三。”但他随后话锋一转，又回到了自己的观点上，他说，“除了对一些认知性的问题──如某人是否了解某事──以及他为防止误解而做的这条解释以外”，他都会做出这样的规定。

记者（对鲁宾的话感到不解）：这么说，实际上可以证实确定无疑的东西是存在的？

鲁宾（耐心地解释）：不，那是不存在的，因为当你谈及认知问题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对任何现实情况都不能肯定。

记者：难道连今天是星期三都不能肯定吗？

鲁宾：除非你将自己的认知能力规定为前提，否则就不能肯定。即使当所有事情都尘埃落定了，你还是无法证明它们就是现实情况。你可以把你所看到的情形说出来，但是你却无法证明你的认知能力的准确性。你只能假设自己的认知能力是正确的，随后的一切认识从根本上讲都源自于这个假设。但我还是会说今天是星期三，这只是为了方便我们讨论问题。记者：好吧，我们权当如此。

鲁宾（这是一个寸步不让的人！）：行，只要你同意这和我的观点并不矛盾就行，也就是说根本没有证据表明这与我的观点相矛盾。

假设我的采访对象的确是罗伯特•鲁宾，而且他也确实从事了我在文章开始时草草提及的所有事业，那么以下便是我的采访内容。让我们再来看看鲁宾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不确定的世界里”（in an uncertain world）──你应该明白这句话并非鲁宾随口而说的。这八个字正是鲁宾和《Slate》杂志的编辑雅各布•韦斯伯格（Jacob Weisberg）合作撰写的新书的书名。尽管鲁宾对辩论有著明显的偏好，但他本人却非常谦恭，他曾说过永远不会著书立传。但之后不久他改变了主意，他说自己只是不希望写一本类似自传的自我标榜书籍。相反，他希望出版一本“有关政策的书”。韦斯伯格说，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是一本“借自传形式介绍政策的书籍”。这本书首先以很短的篇幅回忆了鲁宾的童年时代及求学历程，随后描述了他人生经历中一些华彩的篇章，其中包括：在高盛公司的工作情况，在那里他一直升任到公司副董事长的职位；在克林顿政府中任职的岁月，他起初负责新成立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随后担任财政部部长；辞官后的生活及其出任花旗公司董事长的过程。

从鲁宾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他很早就形成了对“确定性”的不可动摇的看法。史蒂文•乌明（Steven Umin）是鲁宾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同学，现在是 Williams & Connolly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据他回忆，罗伯特•鲁宾年轻时非常“闲散”，他对金融不感兴趣。由于他没有“进取心”，以致人们认为，他要想在工作压力极大的高盛公司出人头地，简直就是异想天开，更不要说担任公司的领导人了。但乌明说，从另一方面看，当时的鲁宾“聪明过人”，而且“具有哲学家的怀疑精神”，他认为一切事情都可以拿来分析，即使是他自己刚刚形成的观点也不例外。乌明说，对鲁宾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是想当然的，“即便那些你认为是想当然的事情也不例外”（“星期三”当然也不能例外）。

鲁宾的第二大生活支柱是“盖然论思想”。这其实是一种以权衡成功几率和得失状况为基础的决策形式，而这种能力是经过反复磨练后才具备的。鲁宾在高中的时候打过扑克牌──他跟记者说“我相当在行”，那口吻简直就像是在自吹自擂──后来，高盛公司 1966 年聘用鲁宾后，让他负责与扑克牌游戏密切相关的、被称作“套汇交易”的华尔街游戏。要想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经纪人必须收集与拟议中的兼并案相关的一切可以获得的事实，冷静分析各种风险，而且最终愿意为可能出现的结果投下高昂的赌注。鲁宾是从事这项工作的高手，面对压力，他能使头脑保持无比的冷静，他不但善于使用便签记录各种情况，还善于用头脑深入剖析问题，从而估计出机遇的大小。《财富》杂志 1977 年的一篇文章曾把鲁宾誉为华尔街从事套汇交易的“四骑士”之一 [其中的一位骑士碰巧是伊万•博斯基（Ivan Boesky），他因向政府提交有关内幕交易的虚假文件而于 1988 年锒铛入狱]。

多年以后，也就是鲁宾于 1995 年担任美国财长开始，他同样需要收集所有有关墨西哥、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重要事实，并据此对各种改良措施的可行性进行评估，从而对美元以及政府信用度等问题提出建议。总体看来，他的工作非常出色，克林顿的顾问大卫•格根（David Gergen）因此把他选为“政府内阁中｀最有价值的球员＇”。在这篇文章即将成文时，克林顿本人给《财富》杂志打来电话说，鲁宾在担任财长期间的表现“无人能及”。实际上，鲁宾 1999 年辞职离开华盛顿时，他的声誉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得到了提升──这种情况多么罕见！

自那以后，鲁宾经过认真思考得出结论，认为自己既不需要更高的声望，也不需要更多的金钱，更不需要一份可能危及自己声誉的工作。他可以象征性地去钓鱼，也可以真正地去钓鱼，因为他喜欢钓鱼。这个选择还能让鲁宾远离正在像癌症一样转移的金融危机，当他还在财政部任职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些危机隔一定的周期注定要爆发，尤其考虑到金融衍生产品正不受抑制地自由发展，危机的爆发愈发容易。事实上，据一位朋友回忆，鲁宾在离开华盛顿后暂时赋闲的那段日子里曾认为，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实在太大，他甚至发誓自己不再梦想去某家金融公司当首席执行官了。

但鲁宾并不想完全退出管理者的生涯──他说他希望能跟上“目前的形势”──最终，他与花旗公司达成了一项双方皆大欢喜的合约。花旗公司的部门纷繁庞杂，几乎每次发生金融危机时公司都会有某些部门受到波及。尽管如此，鲁宾还是接受了与桑迪•维尔（Sandy Weill）和约翰•里德（John Reed，当然，里德如今已经离职）共同担任公司董事长的风险。事实上，花旗公司的业务范围已经使鲁宾与安然公司牵扯在了一起，这让他感到非常尴尬。但是，聘用合同明确免除了鲁宾的直接责任──尽管花旗公司花费了巨资聘请鲁宾加盟──从而使他基本可以不为管理失误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承担责任。鲁宾的职责范围则是“战略管理和经营业务”。他的工作是对各种情况进行风险评估：如果全球经济发生崩溃，由他来设法让花旗公司免遭殃及，至于如何收拾残局，则不关他的事了。

如果你希望了解鲁宾这种勤察内省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你也许应该先了解他的犹太教法师。这位犹太教法师名叫里昂•克罗尼施（Leon Kronish）。当鲁宾还是孩子的时候，身为律师的父亲带领全家从纽约市迁往迈阿密滩（Miami Beach），从那时起克罗尼施认识了鲁宾。克罗尼施发现鲁宾天资聪颖、勤学好问，于是便加以鼓励。后来，鲁宾进入哈佛大学深造，他的导师是哲学教授拉斐尔•迪莫斯（Raphael Demos），大学二年级时鲁宾学习了迪莫斯的课程，从此开始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大师缜密的思想推崇备至，而且还在内心深处树立了敢于挑战设想和信仰的理念。也正是经过了那段时期的磨练，鲁宾开始确信，世上根本没有可以证明的绝对事实。

与此同时，鲁宾这个来自迈阿密滩的孩子一直过著普通人的生活，这一直持续到他第一天进入佛罗里达的一所学校。那天清晨，鲁宾的四年级老师把他介绍给全班同学：“罗比•鲁宾在纽约上的是私立学校，他从未学过字母表。所以大家要对他好点。”就在那天，尽管鲁宾的新同学在学校大厅邂逅鲁宾时可能还不晓得他是谁，但他们却把鲁宾选为了班长。从那以后，鲁宾时常当选为班干部，升入高三后他再次被选为班长，这对他进入哈佛大学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鲁宾还未出名的时候时常与好友去佛罗里达群岛（Florida Keys）钓鱼，他喜欢收集铅制的士兵玩具模型，平常还派送报纸，而且他一直对布鲁克林道奇队（Brooklyn Dodgers）了如指掌。

鲁宾刚进入哈佛大学的时候感到非常苦恼，因为他知道，与大多数一年级学生相比，自己掌握的知识少得可怜。但鲁宾最终取得了经济学学位，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并加入了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Phi Beta Kappa）。之后不久，鲁宾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深造。1963 年的一天，鲁宾的同学乌明把自己的汽车借给了鲁宾，这样鲁宾与法国同学朱迪斯•奥克森伯格（Judith Oxenberg）──当时她在耶鲁大学主修音乐──共度了一天的蜜月。鲁宾夫妇育有两子，詹姆斯和菲利浦，如今他们都已三十出头。夫人朱迪•鲁宾曾经担任过纽约市市长大卫•丁金斯（David Dinkins）的礼宾专员，如今她活跃在纽约市的剧场演出界。但是，鲁宾一家却一心想过隐居生活，他们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愿卷入没完没了的社交活动，他们通常住在位于公园大街的合作式公寓大厦里（“合作式公寓大厦”产权由住户共同持分，修理、保养共同负责，各户要将自己的部分出租或出售时，需经全体所有权人同意──译注），或者是西切斯特县郊区的避暑别墅中。

从耶鲁大学毕业后，鲁宾试图进入法律界，他在纽约市的佳利律师事务所（Cleary Gottlieb Steen & Hamilton）工作了两年。但是，他曾接手的一桩华尔街案件以及对赚钱的浓厚兴趣，促使他于 1966 年抓住了一次意外的机遇，从而进入了高盛公司担任套汇交易员。充满传奇色彩的西德尼•温伯格（Sidney Weinberg）是高盛公司当时的高级合伙人，而他的继任者则是同样充满传奇经历的格斯•利维（Gus Levy），利维的管理风格就是大吼大叫，鲁宾也曾受到过利维的斥责。尽管如此，利维的好友拉里•蒂什（Larry Tisch）后来告诉鲁宾，老板其实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位年纪轻轻、作风稳健的经纪人今后很有可能管理这家公司。但这也并不是说鲁宾早期在高盛公司的声誉一直都是完美无暇的。高盛公司从来都很看重团队精神，但在年轻的鲁宾身上出现了经纪人都会犯的错误：做事唐突，性格直率，待人接物暴躁无礼。最终，一位年长的合伙人──无疑，他应该算是如今的高管教练的始祖──告诉鲁宾，如果他希望在公司 49; 里获得提拔，他也许应该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考虑一下同事们的观点和见解。鲁宾本人对这一缺点的指正大吃一惊，他从未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善工作作风。但他随即便采纳了这个意见，对鲁宾来说重塑自我似乎是世界上最简单不过的事了，从此以后鲁宾在与他人共事时总能和睦相处。但他要想改变感情用事的做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多年以后，鲁宾在财政部的一位同事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在鲁宾的引荐下，他如今也在花旗公司任职）在一次玩笑中形象地道出了上司的性格特点：有人认为戈尔和鲁宾是竞选总统的最佳搭档，但弗罗曼却不这样认为；弗罗曼开玩笑地说：“他们可能会因为该由谁先亲吻婴儿而打得不亦乐乎。”

格斯•利维 1976 年去世后，被大家称作“约翰哥俩”的铁搭档──温伯格和怀特黑德（Whitehead）──接管了高盛公司的管理大权。1990 年，鲁宾和史蒂芬•弗里德曼（Stephen Friedman）同时升任公司董事长，他们二人接过权杖时，高盛公司还只是初具规模，其经营业务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也还非常有限，公司仍然需要继续发展。

促使鲁宾平步青云的无疑是他的聪明才智。但鲁宾新书中的一句话同样可以给我们以启迪，在书中鲁宾形容自己“并非一个刻意进取的人”。当记者问鲁宾插在其中的修饰语“刻意”究竟是什么意思时，鲁宾一边微笑一边委婉地承认，只有当某些事情必须处理时，他才会表现出“主动”。

鲁宾从高盛公司 26 年的工作生涯中总结出两条经验，这些经验可以说明鲁宾在高盛的工作如何影响了他日后在花旗的工作。首先，鲁宾与史蒂芬•弗里德曼共同担任高盛公司首席执行官时配合得天衣无缝，他们之间很少产生分歧，即便有不同意见双方也会心平气和地予以解决。毫无疑问，鲁宾悉心听取他人意见、善于接受不同观点的工作作风在这段将相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这次合作经历也让鲁宾确信，两人联合首席执行官制度是一种非常完美的组合，直到后来鲁宾也是因为相信这一观点而加盟花旗公司的。

但桑迪•维尔和约翰•里德的关系随后出现了裂痕。花旗董事会曾于 2000 年 2 月的一个周日召开会议，会上的火药味极浓，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有人问身为董事会成员的鲁宾是否愿意接手首席执行官的工作──鲁宾坚决予以回绝──接著大家又问鲁宾支持谁做首席执行官，维尔还是里德。公司当时的高管人员几乎全是维尔从旅行者公司（Travelers）带来的，而且这支管理队伍工作得非常出色，考虑到这些情况，鲁宾选择了维尔 ──结果，鲁宾的这个选择使维尔大获全胜。对此，鲁宾轻描淡写地说，整个经历“使他认识到，两人联合首席执行官制度在公司体制中成功运转的几率非常低”。

鲁宾的第二条经验来自高盛公司 1987 年陷入的一桩丑闻，罗伯特•弗里曼（Robert Freeman）是公司的合伙人兼套汇经纪人，他因为从事内幕交易被判入狱四个月。随后，高盛公司的管理层──几乎所有人，其中也包括鲁宾，当时鲁宾与别人一起担任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决定采取“零缺陷”政策，以使公司杜绝一切可能出现的过失。很显然，这项政策并没有取得一劳永逸的效果：前不久，高盛公司的一位前经济师承认自己曾参与过内幕交易，而公司本身也要根据与股票研究和首次公募的分配有关的“全球性和解协议”支付罚金。不过，高盛公司的名声并没有因为安然等其他大公司的倒闭丑闻而受到太大影响，这稍稍缓解了公司的压力。

但是，花旗公司的确陷入了麻烦的泥沼，而鲁宾本人也未能完全逃脱干系。鲁宾的问题是，2001 年 11 月他曾就安然公司的事宜打电话给财政部副部长彼得•费舍尔（Peter Fisher）。电话中，鲁宾问费舍尔是否是不愿意让信用评级机构暂缓降低安然公司的债务信用──鲁宾的用意是，这种延迟也许可以给安然公司的债权人以喘息之机，从而筹划出挽救计划。

鲁宾是在花旗公司银行业务负责人的煽动下拨打这个电话的，后来鲁宾向代表国会两党的调查小组坦承，自己在与费舍尔交谈前首先说了一个限定句，即这次谈话“很可能是个糟糕的主意”。尽管鲁宾选择事先说出这一限定句，但他却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致电者；他是美国的前财政部长，他是以一家与安然有著巨额交易的公司的代表的身份拨通了这个电话。但尽管如此，费舍尔仍然认为鲁宾的这个主意的确不高明，而此事也就到此为止了。不久以后，调查小组得出结论，这次通话过程中并未发生任何违法事件，这个结论使人们对鲁宾是否有不适当行为的疑问搁置了起来。鲁宾说，如今他明白人们为什么会对那次通话提出质疑，但就当时的环境以及他所了解的情况而言，他仍然会打那个电话。不过，人们可能会怀疑，他是否真的会打那个电话。

鲁宾遭受的又一个打击是，当他 1999 年来到花旗公司时，他并没有要求公司采取所谓的“零缺陷”政策。事实上，鲁宾本人如今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以及其他许多人，其中也包括了新闻媒体──为什么没能及早认识到投资银行业务与咨询机构之间存在著可能导致丑闻迭出的冲突。鲁宾给出的答案并不能令人满意。他说，欣欣向荣的牛市掩盖了许多恶行，或者说当一切似乎都进展得很顺利的时候，强劲的牛市让人们萌生了一种不愿深入探究问题的“强烈动机”。鲁宾把这称作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倾向”。

就鲁宾而言，他的人性倾向很多来自于他在高盛公司 26 年的工作生涯，鲁宾把这段岁月称为“万事的根源”。实际上，多年以后当业已离开华盛顿的鲁宾试图从一大批工作意向中挑选重返商界的机遇时，高盛公司的老客户福特汽车公司是他唯一的目标。如今，福特公司董事长小威廉•福特（William Ford Jr.）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当初请到鲁宾加入董事会并且担任公司的咨询顾问──实际上就是推动他人采取行动的人──是多么幸运，因为鲁宾的影响力在 2001 年时如日中天，当时福特公司董事会解除了首席执行官雅克•纳塞尔（Jacques Nasser）的职务，并选举福特接替他的位置。福特这样看待鲁宾的管理风格：“他为人非常谦恭，但他总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当鲁宾结束与福特的谈话时，福特说：“我立即便警觉了起来。”

鲁宾在高盛公司步步高升的同时，他还追随自己的外公参与到了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中。鲁宾自认为属于“中立派”，但只有当你在他思想的两个极端之间找出平衡点时，你才会觉得他这一说法名副其实：鲁宾是财政纪律的积极倡导者，但同时也是个社会自由论者，他认为政府应该帮助那些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中产阶级，尤其是贫困者──在鲁宾看来，他所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未能给这些人提供足够的服务。出于以上这些相互不一致的观点，鲁宾发现外公参加的政党是一个可以找到慰藉的地方，于是他从 1972 年便开始帮助民主党筹款。

1991 年，鲁宾与比尔•克林顿的会面碰出了火花，鲁宾认为克林顿对问题的看法深邃，充满求知欲，愿意倾听他人意见，克林顿所有的性格品质都与鲁宾本人非常相似。鲁宾没费太多周折便接受了克林顿的邀请，入主新组建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1995 年初，当劳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辞去财政部长之职后，鲁宾欣然接受了这一职务。

鲁宾从一开始就决定说服克林顿放弃竞选时就降低税率问题所做的部分承诺，把注意力集中到削减巨额财政赤字上。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的财政赤字有如天文数字一般庞大，尽管在当时看来以政治手段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相当大，但克林顿还是接受了鲁宾的提议，在他执政期间，美国由财政赤字走向了财政盈余，这一状况一直保持到乔治•布什上台。在与财政赤字做斗争的过程中，鲁宾经常会遇到强大的阻力，这些阻力有的来自国会内部支持减税的人士，也有的来自政府中积极倡导增加开支的人士，而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便是其中之一。1995 年曾出现过一次非常紧急的情况，鲁宾在运用盖然论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胜算不大，于是便决定先发制人。鲁宾向纽约商人、绰号“皮特”的彼得•彼得森（Peter Peterson，曾是内阁成员）求援，鲁宾请彼得森帮忙安排一次可以体现出两党联合支持财政纪律的活动。于是，彼得森设计了一个为平衡预算擂鼓助威的跨页报纸广告，而且广告下面还有 96 位高层商业人士的签名（没错，他们都是条汉子）。和彼得森一起带头签名的六个人中有当时 CSX 公司的董事长、如今的财政部长约翰•斯诺（John Snow），他同时也是 2004 年财政赤字的始作俑者，据预测 2004 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 4,800 亿美元。

与鲁宾一道在经济领域（其中包括在墨西哥和亚洲发生的金融危机）并肩作战的团队成员都曾经过鲁宾亲手提拔参与决策过程，这些小组成员都享有很高的声誉。马克•马洛赫•布朗（Mark Malloch Brown）20 世纪 90 年代在世界银行工作时曾与美国财政部打过交道，如今他在联合国任职，他称赞鲁宾的这支团队“也许是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之后表现最为出色的一支队伍”。但汉密尔顿的下属究竟是哪些人，人们恐怕一时还难以记起，而鲁宾的部下却包括了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前者曾接替鲁宾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长，如今是哈佛大学的校长，而后者则在鲁宾任职期间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前不久被提名担任美联储纽约分部的负责人。他们二人都对鲁宾推崇备至，而这不仅是因为鲁宾帮助他们二人获得了以上职位。现年 49 岁的萨默斯很婉转地把话题集中在了鲁宾的决策能力上： “对不同的人而言，诠释问题的过程有著不同的意义，有些人把它看作一次演讲，有些人认为这是一场辩论，还有一些人则把它当作一篇论文。对鲍伯（指鲁宾──译注）而言，平衡而又微妙的决策才是对问题的诠释。

”42 岁的盖特纳说：“尽管鲁宾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声誉，但是与他共事过的人却认为，他本人比大家期望中的还要崇高百倍。”鲁宾做决策的方法之一就是尽可能地推迟决定。有人可能会把这种做法称为推诿；鲁宾却说这样做是为了向在座的各位收集他们可能提供的最后一个事实或客观见解，此举有助于形成正确的决策。盖特纳说，财政部的年轻职员有时会闯入鲁宾的办公室，恳求鲁宾为某项重要事务做决定。鲁宾问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在我们决定之前还有多少时间？”萨默斯称鲁宾的这个习惯是“保留选择权”。

当然，鲁宾有一些习惯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对此财政部的工作人员了如指掌。鲁宾大约在 20 年前就不戴手表了──他认为手表会使自己过于留意时间──他也不喜欢携公文包，他总是把需要的文件全部塞在可缩放的褐色文件夹里，然后用胳膊夹著去办事。在办公室的时候，鲁宾总是只穿袜子不穿鞋。在华盛顿的六年半时间里──鲁宾对于实际在任的时间计算得非常精确──鲁宾过著单身汉一般的生活，他住在杰斐逊酒店（Jefferson Hotel），只在周末才飞回纽约与妻子团聚。鲁宾酷爱读书，他经常同时阅读若干本小说和散文。但他对流行文化却知之甚少：鲁宾的下属发现，他从未听说过灵歌皇后艾瑞莎•福兰克林（Aretha Franklin）和一度最受欢迎的歌舞剧演员伊尔萨•基特（Eartha Kitt）这些名字，而且鲁宾一直以为乡村摇滚歌手吉米•巴菲特（Jimmy Buffett）是沃伦•巴菲特的儿子，直到有人纠正了他的这个错误。鲁宾是美国芭蕾剧院（American Ballet Theatre）董事会的成员，他曾向董事会提议把《天鹅湖》中饰演天鹅的人数减少 10%，这能有助于节约剧院的经营成本。但鲁宾本人也承认，对于他的这项建议，和者寥寥。

鲁宾 1999 年离开财政部时，并未抛却对政治的浓厚兴趣。如今的财政赤字令他感到胆寒，因为他坚信如此高的财政赤字将导致高额利息，并且有可能在日后导致政策混乱。即便如此，鲁宾到目前为止还未向任何一位 2004 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表示支持 [但有趣的是，他的确帮助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准备过辩论]。鲁宾前不久表示，要在九位“争执不休”的竞争者中进行选择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随后他便收回了这一直言不讳的形容，无疑鲁宾认为这句话与“鲁宾哲学”不相符。但鲁宾指出，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即他本人不会参加竞选。

鲁宾在离开财政部返回纽约时，收到了一系列的邀请，其中也包括桑迪•维尔向他发出的邀请，大家都希望他能加盟自己的公司，很快维尔便开始对鲁宾紧追不舍。对鲁宾来说，花旗公司邀请他担任董事长的提议中有一个条件非常诱人，花旗允诺──随后在合同中予以确认──他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可以继续从事他所感兴趣的公共政策事务及慈善事业。尽管鲁宾在花旗公司的工作紧张而又忙碌，但事实上他还是把上述兴趣所致的事业挤了进来。鲁宾是 Local Initiatives Support 公司（LISC）的董事长，这也是他所担任的一个关键职务，这家公司与那些贫困人口资助项目的基层组织开展合作，例如为他们修建操场等。

显然，花旗公司强烈吸引鲁宾的第二个条件是金钱。尽管鲁宾在高盛公司的工作已经使他非常富有，但用鲁宾的原话来讲，他仍然是一个“相当商业化的人”，他在 1999 年的求职要求中指出，他的工作应该“获得财务上的奖励”。

鲁宾从花旗公司得到的是一份待遇优厚的三年期合同（此后两次续签，每次为一年），根据合同鲁宾每年的工资和奖金收入不少于 1,500 万美元，公司还为他提供股票期权以及可供他私人使用的飞机。2002 年，鲁宾的实际年收入比 1,500 万美元高出了近 100 万美元。而当时他手中的股票期权的总值则达到了 460 万美元，其中一些股票期权奖励给他时，花旗公司的股价还是 30 多美元，如今股价已经升至 45 美元左右，但鲁宾却从未兑现过任何股票期权。

关于鲁宾的薪酬有一些讽刺意味。鲁宾的收入所得中有 1,400 万美元是“有保证的”奖金，而这正是可笑的地方。根据鲁宾与花旗公司签订的合同，这笔奖金是“有保证的”，除非“出现了异常情况，而这种情况又给花旗公司公布的经营结果造成了巨大损失”。尽管鲁宾的这份合同读起来有些拗口，但它却几乎是百密而无一疏的。然而，即使出现了合同中所说的灾难性局面，除非董事长中有一人──那就是桑迪•维尔──也同意削减自己的工资，否则鲁宾的收入仍然不会减少分文。因此，从现实角度来看，我们谈论的都是些永远不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也就意味著鲁宾的奖金真正是有保证的，正如我们在一开始所说的那样。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简单来说，这种对合同条文的曲解旨在让花旗公司规避所谓的“162m”税法条款。这条法律规定，公司执行官的工资中减免税收的部分不得超过 100 万美元，除非超出的部分与公司的绩效紧密相关。玩弄这种技巧的并非花旗公司一家；所有美国公司都谋划著在 162m 条款上打擦边球。但我们讨论的这个例子的特殊之处在于，1993 年，当 162m 税法条款提交国会投票表决时，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中这个名叫罗伯特•鲁宾的人曾经为它的顺利通过发挥过重要作用。面对这个话题，鲁宾并未表现得非常激动，他赞同地说：“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小小的讽刺。”

撇开这些伎俩不谈，眼下最关键的问题是鲁宾是否值 1,500 万美元甚至更多。当然，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有一个人对此的看法是值得听取的：花旗公司绰号“查克”的新任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明确指出，鲁宾的身价要比他的收入多“几倍”。

凭借自己的重要身份时不时地拜访一下公司客户，是鲁宾在花旗公司的工作之一。但鲁宾的主要工作还是在公司内部，有时人们把他所扮演的这种角色称为“军师”，或者是不挂衔的部长。无论人们如何称谓他，作为咨询顾问，鲁宾随时都在为花旗公司的高层管理者、首席执行官以及其他管理人员出谋划策，此外他还出席许多公司会议。

2002 年出任花旗国际集团（Citigroup International）总裁的斯坦利•费歇尔（Stanley Fischer）以一个新人的身份向我们描述了鲁宾的工作，费歇尔以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任职。在提起鲁宾具有“莫大影响力”的工作方式时，费歇尔谈到了由维尔召集的会议。费歇尔说：“毋庸置疑，桑迪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是最终做出决定的人，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另一方面，每次开会时大家都会悉心听取鲍伯的意见，鲍伯在这方面的技巧无人能及。这一切体现在他的表达方式上：｀哦，哪有这回事，我只是一个来这儿效力的人而已，我对这里的情况知道得不多，你们对公司的了解远甚于我，但你们难道不觉得……＇这种方法很轻易便打消了人们的戒心，而且效果显著。鲍伯的这种工作方法很少会与他人产生摩擦，而且这是一招极难应付的策略。”

费歇尔还谈到了鲁宾所扮演的另一个角色──“值得信赖的顾问”，人们愿意和鲁宾讨论各种问题──例如，“我们应该推出这个新产品吗？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个描述与《财富》杂志记者星期三采访鲁宾时听到的情况相吻合。鲁宾当时顺口提到，他与费歇尔共进午餐，“因为斯坦有些问题要商量”。

无论对桑迪•维尔还是查克•普林斯而言，鲁宾都是位真正意义上的军师。好笑的是，维尔和鲁宾几乎是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人，维尔总是凭直觉快速做出决定，即使鲁宾请他多考虑一会儿──例如过了周末再做决定──维尔依然是我行我素。但他们二人似乎又相互尊重。维尔已经从鲁宾那里汲取了许多重要的管理思想，其中包括把每周举行业务负责人联席会议定为公司的一项日常制度，如今花旗公司的全体员工几乎都把这项制度视为了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内容。或者用鲁宾的话来说，该制度已经成为“公司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鲁宾的另一功劳是促使花旗公司于 2001 年收购了墨西哥的大型金融公司──墨西哥国家银行（Banamex），如今这家公司每年向花旗公司上缴巨额利润。鲁宾是在与高盛公司的一次通话中得知这个机会的，随后他帮助维尔完成了这次收购。维尔说，他怀疑如果没有鲁宾的帮助，花旗能否得到墨西哥国家银行。

维尔经常借向鲁宾讨教之机从他渊博的知识中汲取营养，“我就是喜欢与他谈论经济、利率、市场、国家和货币等问题。”他略微停顿了一下，随后又补充说：“还有风险”和“对所有模型的理解以及它们的可信度都有多高”。维尔甚至还把因特网列入了讨论名单：约翰•里德 2000 年离开公司之后，他的因特网战略和管理理念也随他而去了，鲁宾随即填补了里德留下的管理真空，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促成了新的因特网运营组（Internet Operating Group）的建立。鲁宾并不负责该组的日常管理工作；公司副董事长德里克•莫恩（Deryck Maughan）是该组的负责人。但对鲁宾来说，这并不是件无所谓的事情。一位曾在花旗公司效力的技术专家回忆说，鲁宾曾经请他做私人辅导。“我对技术问题一无所知，”鲁宾说。“请你逐一教给我，包括如何开机。”

查克•普林斯自 10 月 1 日起才开始担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因此他对军师的需求还未得到充分显现。但早在一年以前，普林斯就已经对鲁宾的智慧的价值感到惊叹不已了，当时他辞去了公司总顾问的职务，来到正为丑闻所困扰的全球公司与投资银行（Global Corporate & Investment Bank）担任负责人。当时的普林斯全无公司运营的经验，他请来鲁宾就公司重组问题商讨了两个月。普林斯说，鲁宾的巨大贡献就在于,他始终坚持认为，通过开会你了解到的不仅仅是当时的事实真相，你还能预见到与会者的想法。

这样那样的会议使普林斯感到，与平素关于鲁宾的睿智的描述相比，如“颇有创见”、“深思熟虑”等,鲁宾本人其实还要更胜一筹。普林斯说，如果你能与鲁宾共事，你很容易就能理解什么叫做“充满说服力”。公司副董事长莫恩对鲁宾的评价还要高：“在干脆利落的外表下隐藏的是一个极富竞争力的人。”

近日来，鲁宾与花旗公司续签的一年合约不禁使人们疑窦丛生，这个充满竞争实力、有说服力、爱思考、有思想的人是否正考虑离开花旗公司。对此，鲁宾的回答是，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打算。这个回答正合普林斯的心意，他说他最希望鲁宾的任期是“永远”。

从著名的企业领导人到受人尊崇的政府高官，然后再转回著名的企业领导人。鲁宾是否能做出可以与他已经做出的事业相媲美的其他事业呢？这是个有趣的问题。《财富》杂志记者问鲁宾是否想过还有其他什么事业能够符合这一轨迹──但记者随即意识到这种提示是不会有结果的。鲁宾本人的回答是：“回答这个问题的难点之一是，我认为自己并非真的像描述的那样。”好吧，那你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答案很简单：“我做了我要做的事”，鲁宾说，“然后我步入了政坛，而现在则做著这份工作。”

假设世上真有罗伯特•鲁宾这个人，那么以上大致便是你需要了解的有关罗伯特•鲁宾的情况。

译者：萧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