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工作岗位已流向何方？

每周一至周五，随著热带特有的火辣辣太阳开始快速地将光芒斜洒在德干平原上，印度人所谓的“多用途汽车”便一队队地开出小巷，涌上了班加罗尔的街头。在这个印度第五大城市居民区周围坑坑洼洼的泥泞马路上，蹦达著塔塔（Tata）Sumos 小型面包车和丰田 Qualises 等车子，年轻的男男女女们搭上这样的车去上班。然后，随著美国东部时间上午 9 点的到来，成千上万的印度年轻人带上电话耳机，勤勤恳恳地为美国人尽心尽力，帮他们提供互联网服务，帮他们计算信用卡帐单，帮他们订购那些俗气的限量发行收藏品。

很长时间以来，大家一直在琢磨，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全球花大价钱铺设了那么多光纤网络，到底有什么用呢？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答案：这些光纤很有用，通过它们，班加罗尔或是德里的呼叫中心话务员的声音，让我们听上去好像他们就在你的隔壁上班。看来，宽带上招人喜爱的应用程序，名字就叫“印度”。

还里不仅仅有呼叫中心。在班加罗尔，大约有 11 万人为美国、欧洲、日本甚至中国的公司开发软件、设计芯片、管理计算机系统、解读核磁共振成像相片、处理按揭、准备纳税表并从事其他一些基本工作。英特尔、思科、甲骨文、飞利浦和通用电气等跨国公司在这里设立了重要的研发中心。美国在线、埃森哲（Accenture）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在这里也有庞大的业务。此外，还有数十家西方的公司向位于班加罗尔的 Infosys 和 Wipro 等提供 IT 服务的印度公司外包业务。

与此同时，通用电气资本公司（GE Capital）在德里和其他印度城市聘用了 1.5 万多名员工，他们的工作包括通过电话回答信用卡用户的问题，做会计工作，管理计算机网络等。在金奈（Chennai，从前称“马德拉斯”，即 Madras），麦肯锡（Mckinsey）的 350 名雇员为其全球的咨询师设计将来要放给客户看的PowerPoint 演示文件。在孟买，摩根－士丹利招聘的证券分析师追踪著 10 个半时区之外的美国公司。目前在印度，IT 服务业和外包业解决了 35 万人的就业；预计到 2008 年这个数字将超过 100 万。

聘用印度知识工人从事这些工作的好处在于，付给他们的薪水仅为从事同样工作的美国人的 10% 至 20% ──而且很多时候他们的工作质量更好。可想而知，这给美国人敲响了警钟。加之中国制造业的崛起，难怪保护主义者现在有所抬头了。甚至那些反应不那么激烈的人也禁不住会琢磨，现在甚至知识性工作也可以拿到海外解决，那美国人还靠什么吃饭？

对于形势的这种发展，那些年轻的印度知识工人（其中大部分人很年轻）怎么想呢？10 月份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傍晚，在班加罗尔一个名为“第十三层”的时髦酒吧的平台上（这家酒吧实际上位于班加罗尔主要干道圣雄甘地大街一幢办公大楼的第十三层），我向来自 Wipro 公司的一群年轻经理和工程师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抢走美国人的工作，你们感到不安吗？”

其中几位滔滔不绝地说出了一大套经济学道理，足以让 19 世纪英国自由贸易鼓吹者大卫•李嘉图引以为豪。他们声称，贸易让所有人的钱包都鼓起来。美国经济可以将外包省下来的资金投入未来的增长型行业。此外，在美国、西欧和日本，随著人口在未来几年出现老化，也将出现劳动力短缺。

“你应试试和我的客户解释这件事情”，苏蒂尔（Sapna Sudhir）反驳道。这位年方 28 的经理精明机智，她管理著多项来自美国的零散客户的 IT 项目。“｀让我们谈谈业务转移过程吧＇，我跟他们说。｀我把你的工作转移到印度，让印度人来干。＇……很多人不太友好。”好一会儿，她的情绪因此变得有些激动。然后，她的语气也不知不觉地像同事那样变得强硬起来。“这就叫《谁动了我的奶酪？》。奶酪已经挪到别的地方去了。你最好也得跟上形势。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谁要的价钱低，谁就能得到工作。”

这就是如今的世界。在这样一个独立后 40 年时间里都在半社会主义经济泥沼里艰难跋涉的国家，在一条以给印度带来自由、信奉禁欲主义的圣人的名字命名的大街上，在一个灯红酒绿的夜生活场所，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女子学著粗制滥造的美国商业畅销书的腔调给美国人讲解资本主义。真是妙不可言！

因此，让我们暂时不去想美国人遇到的困境。地球未来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碰巧不住在美国的那 95% 人口。占全球人口总数六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印度。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到班加罗尔这个拥有近600 万人口的印度南方大都市。在这里，全球化和数字化造成的影响和 5 年前硅谷那些预言家们预计的完全一致。

印度可能会成为这种数字化、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经济的赢家，让许多人──甚至是印度人自己──感到吃惊。印度的缔造者之一甘地曾设想，印度将成为一块自给自足的土地，人们自耕自织，而将现代工业文明拒之门外。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也赞成自给自足，只是他认为这个国家应该无需依赖别国实现自给自足，而不是印度的每个人都自给自足。虽然他认为，为了实现自给自足，印度应该工业化，但他并不信任实业家。

因此，印度才走上奉行了数十年的经济道路：大部分工业为国家所有，对外贸易受到轻视；而且，为了保证国家的稀有资源不被浪费，任何人想要生产新产品都必须先获得许可（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就是：“牙膏为什么还要有 19 种牌子？”）。结果，印度的年经济增长率始终无法超过 3.5%，这个速度被称为“印度增长率”。对于一个人口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么慢的速度会造成灾难。

1991 年的货币危机终结了这种非理性的制度。由甘地－尼赫鲁家族领导的久经磨练的国大党控制了政府，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笔贷款，他们不得不把国家储备的大部分黄金用飞机运往伦敦作为抵押，最后他们还开始逐步取消了印度的经济管制和进口关税。

即使在经济停滞不前的几十年中，印度也出现了一些好的变化：印度的民主制度──选举，媒体自由以及独立的司法系统──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发展壮大，这让西方许多持怀疑态度的人大吃一惊。虽然底层的许多印度人是文盲，但高等教育的教学还是非常扎实的。虽然有一些政治领导人试图让北印度的印地语成为官方语言，但在接受过教育的阶层中英语仍然是真正的官方语言。

因此，虽然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时印度仍然闭关自守，但数百万印度人已经有能力参与全球市场经济──许多人通过移民美国、英国或者其他地方的方法融入了全球市场经济。联合利华公司和花旗银行等数家跨国公司开始大举挖掘印度的人才。巴斯卡尔•梅农（Bhaskar Menon）曾在花旗银行从事管理工作，现在管理著一家名为“Msource”的印度呼叫中心。他还记得 1985 年他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花旗银行在印度的首席代表向首席执行官约翰•里德（John Reed）汇报印度分公司当年的利润。“约翰说，｀这也就够我们在纽约的公司买办公用品──别管它了。你的任务就是每年向纽约出口 15 名中层管理人员＇。”

在印度挖掘人才的势头愈演愈烈──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麦肯锡和高盛等跨国公司从印度的顶尖商业学校招聘学生送往纽约、伦敦、东京或者其他地方工作。而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软件业就已经出现另外一种无须移民的人才出口方式。要进口电脑的印度公司需要外汇。因此，位于孟买的行业巨头塔塔集团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公司向美国派出许多工程师小组，为美国客户做软件项目，给国内带来美元。随著时间的推移，数据网络和卫星通讯的出现使得他们可以远在印度就完成更加大量的工作。这就是印度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发家史，在这个行业中，领头羊包括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Infosys 和 Wipro。跨国公司也逐渐看到了这种做法的好处：按照印度的工资水平使用印度的人才。1985 年，德州仪器公司率行业之先，在班加罗尔设立了研发中心。对于印度这样一个长期以来把外资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的国家而言（这倒也可以理解，因为英国统治者刚进入印度时也是以一个纯商业公司的形式进入），在本土出现大型科技公司有著特殊的重要意义。对于印度这样一个有著 10 亿人口的国家，软件出口带来的直接就业机会其实仅有 20 万个，但印度软件业的领袖却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变得举足轻重。他们向人们传达的信息是：经济开放有益于印度，因为印度完全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

现在，TCS、Infosys 和 Wipro 各自的年收入都达到了 10 亿美元。和 IBM 的全球服务分公司（年收入 400 亿美元）和埃森哲（年收入 120 亿美元）相比，它们的收入微乎其微，但很明显，印度的小人物引起了这些大腕们的重视。目前埃森哲在班加罗尔和孟买有 4,000 名雇员，而一年前只有数百人。

“他们拥有品牌优势。”Wipro 董事长阿齐姆•普雷姆吉（Azim Premji）这样评价自己的外国竞争对手。“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在全球交付模式方面没有经验，而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 普雷姆吉拥有 Wipro 84% 的股份，是印度首富，他总是说一些惊人之语，几乎可以说是很有些自满。“美国社会的生产技能和生产工具都落后了，无法在新的环境里保持领先地位”。在位于班加罗尔东南部的 Wipro 总部大楼里，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你们需要更新教育体系。”

数英里之外，在 Infosys 那片宽阔的厂区里，首席执行官南丹•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对外国竞争对手的评价不那么尖锐。但他也难以掩饰自己的自信。“大家都觉得属于我们的时代来了”，他说。“很多人跟我说，这里的气氛很像 1999 年时硅谷的气氛。” 哦，硅谷。全球有很多地方自称类似硅谷。但是，在班加罗尔这么说颇有几分道理。首先，和加利福尼亚北部一样，这里的气候非常宜人──班加罗尔海拔 915米，和别的印度大都市相比，这里的夏天最舒适。此外，和旧金山地区一样，这里有很多优秀的教育机构 [最著名的是建立于 1909 年的印度理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而且也乐于接受外来事物──这些要得益于班加罗尔自殖民时期就是军队驻地，印度独立后也一直是印度的国防和航天工业基地。在城北，甚至还有一个酿酒村（说是一个酿酒厂也可以）。

真正重要的是，虽然人们经常抱怨城里交通奇差，房地产价格暴涨，劳动力不稳定──而且其他城市（尤其是海得拉巴和金奈）一直尽力想分一杯羹──但许多公司和人员还是源源不断地来到班加罗尔。此外，虽然和硅谷一样，2001 年班加罗尔曾有一大批创新型公司倒闭，但加利福尼亚因为公司缩减开支一直不景气，从而使南印度得到了很多新生意。印度是个发展中国家，班加罗尔虽然有钱，但电力仍然供应不足（所有办公大楼和许多人家里都有备用发电机），路况不佳，机场属于三流，此外还有一百多万人住在贫民窟，处处可见漫步街头的牛只。但是，这里的吸引力还是足以让海外的印度人搬回来。

肖恩•纳拉亚南（Sean Narayanan）说，“2002 年时我琢磨，｀对全球 IT 业来说，似乎印度是个好地方＇。”这位出生于印度的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住在美国，他的父母每年要在美国住上半年。“我得有这儿的工作经验。”所以，他辞去了位于弗吉尼亚北部的 Booz Allen 公司的工作，到班加罗尔为 Cognizant 公司工作，这是一家从邓白氏公司（Dun & Bradstreet）分拆出来的软件服务公司。很明显，纳拉亚南和他的妻子对这次迁移非常矛盾──他们住在城东一个好像是从佛罗里达直接空运过来的封闭小区里，目前的计划只是在这儿呆上几年就走。但无论如何，他们来到了这里。“来这儿不再被认为是件苦差事”，纳拉亚南说。

对于在呼叫中心工作的另外一部分班加罗尔人来说，吃苦这种事情太过时了。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通用电气资本公司率先采取了让印度人通过电话为美国人服务的做法。第一个呼叫中心设在古尔冈，当时那里是德里的一个偏僻郊区，现在则处处可见玻璃幕墙的办公大楼和花哨的购物中心，而且呼叫中心也遍布包括班加德尔在内的每一个印度大城市。在此期间，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消费新一代。和美国人相比，印度的呼叫中心工人挣得少多了（起始年收入为 2,000 美元），但和那些刚出校门的印度人（不包括电脑天才在内）相比，他们的工资就高多了。

笔者在 Msource 位于班加罗尔的办公室遇到了这新一代的印度人。Msource 为美国和英国的金融机构管理呼叫中心。我对围在我身边的六位年轻的 Msource 雇员说，我听说呼叫中心的工人追求物质，追求名牌，抽烟很凶，喝酒很多。说得没错，他们对我这样说。我问他们有什么理想，是不是希望在 40 岁时有一所房子，一部车，大部分人都点头赞同。“我希望自己 28 岁时就能实现这一切”，23 岁的安舒尔•帕塔克说。

实际上，虽然帕塔克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车。一年半之前他进入 Msource 公司，在劝说美国欠钱不还的信用卡用户方面他很有一套，现在已经负责培训新员工。除了 Maruti Suzuki 800 小型车外，他还有一辆 Bajaj Pulsar 摩托车。他用的移动电话是内置相机的索爱 T610。他的开户银行是花旗银行。晚上下班后，他和朋友待在酒吧，他喜欢喝当地的 Kingfisher 啤酒，而其他人喜欢喝用百家得（Bacardi）和雪碧调成的异国风味鸡尾酒。他们也可能去类似星巴克那种咖啡屋，在那里一杯卡布奇诺要 1 美元──对于年纪大一些的印度人来说这简直奇贵无比。帕塔克看美国电影《70 年代秀》（That '70s Show）和 MTV。他用的牙具是高露洁牌的。他还有一双耐克鞋和一双锐步鞋。虽然美国媒体上大量报道过如何培训印度呼叫中心工人，让他们有更纯正的美国口音，但最好的“培训”其实就是他们过的这种生活。

但这也不是一种奴性的模仿。印度的黄金时期和美国的黄金时期大有相似之处──一个有著复杂的民族和宗教多样性的国家，宽容和命运与共的感觉使得人们团结起来。现在印度也想成为物质世界的一员，美国人却吝于给它一张入场券。Infosys 的尼勒卡尼说，“过去 20 年里，你们一直劝说印度和中国等国家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加入全球经济。现在我们已经迈出这一步了，你们就不能只是说：｀停！＇”

实际上，我们可能确实不能这么说。印美在经济上千丝万缕的联系比那种传统的贸易伙伴关系要密切得多，要想中止这种关系将非常痛苦。毕竟，这些家伙知道我们的信用卡上欠了多少钱。

译者：张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