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会成为他父亲的翻版吗？

李显龙比他的大多数同胞都高出一大截。可是，6 月的这个早上，他的身高优势在新加坡刚成立的体育学院里并没有帮上他多大忙。身高 6 英尺（1 米 83）的李显龙几度想把球投进篮筐都没有成功。“看来我得上这儿来接受训练了，”他对一群年轻的运动员开玩笑说。大多数年轻人看到这位东南亚最富裕国家的候任总理尽管为人严厉，却也有做不好的事情，似乎都感到轻松。

52 岁的李显龙需要更多地通过这种场合赢得新加坡的民心。他在 8 月中旬接任总理一职后，仍然要做许多事情去证明自己──即便他已经当了 14 年的副总理，并且做了一辈子的准备工作。他首先要做的是，能否走出他 81 岁的父亲──那位亲手建立了现代新加坡的准独裁领袖──投下的长长阴影。许多新加坡人认为，李显龙是他强硬老爹的翻版。就连在李家父子任期之间当了 14 年总理、深受民众爱戴的吴作栋都说，“有些新加坡人很不习惯”李显龙那种高高在上的作风。

李显龙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不是我父亲，”他在那个星期晚些时候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对人们说。“我也不是吴作栋。我就是我自己。人民必须根据我的为人和我的能力来评价我。”

尽管如此，李显龙必须消除家族王朝统治的印象。他父亲仍然是政府内阁的成员。他妻子和兄弟在这个以能人治国著称的国家里占据著重要的位置。而且，李氏家族共经管著 2,000 亿美元的国家储蓄──企业化的新加坡政府用这些储蓄在美国的公司、亚洲的银行和世界各地的房地产项目上投资，并且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虽说没人指责李家行为不当，但这种情况对这位新领导人来说够尴尬的。直言不讳的吴作栋总理承认: “它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即李家在控制著新加坡。”

除了家族问题之外，李显龙还面临著更大的考验: 作为世界上最持久的成功案例之一的新加坡经济正处于转折期。正如李显龙所承认: “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要棘手得多。”在这个岛国里，有 7,000 家多国企业安营扎寨，投资额达 570 亿美元，但来自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低成本竞争有可能破坏新加坡的制造业，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已经宣布，它正准备把亚太总部从新加坡迁往上海。外交部长杨荣文毫不隐讳地把这个问题概括为: “数以千万计既精明又有干劲的人只要能拿我们工资的一小部分，就愿意干我们干的活儿。这种情况是任何国家都预料不到、措手不及的。”

应对全球经济这一深刻变化的措施是，使全社会各阶层都产生高度的忧患意识。李显龙认为，全国人民都必须学会适应现在这个年增长率只有过去 30 年平均水平（8%）一半的经济形势。新加坡人已经习惯了全民就业的状况，对如今怎么也降不下来的 4.5% 失业率感到担忧。他们期待过去为他们提供优质住房、全资退休金体制和优良教育制度的政府同样能创造出稳定的就业机会。李显龙说: “我们深切地认识到，我们需要有新的发展战略。”

李显龙在维持新加坡繁荣的问题上有很多点子，其中许多是他在当副总理时协助制定的。新加坡已经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和税收──成为亚洲开销最低的高档商业中心。它正在开始吸引高附加值制造业投资项目，比如，生产高级平板电视显示屏的松下（Matsushita）工厂。它正在从其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中恢复元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今年有望达到 8% 至 9%。李显龙也在推动经济向开拓性领域转移，其中包括创新性企业、生物技术研究，甚至故事片制作 [美国著名导演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最近宣布，计划在新加坡建立一个数字动画片制作公司，这是他在美国境外开设的第一家]。李显龙还希望把新加坡转变成一个医疗保健、教育和金融服务的地区性中心。但是，要想实现这些宏伟计划，李显龙必须首先争取广泛支持，彻底改变国民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习俗。为了鼓励新知识经济所需的创新精神，他允诺要“割断”国家对大小事务的“控制”，因为它已经使四百万国民养成了顺从习惯。李显龙说，取消对吧台舞和“蹦极”的长期禁令只是一个表面的迹象，说明“我们准备采取行动，对我们的社会进行更加深入的变革。”他甚至考虑成立一家赌场，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我们不能受过去行为的束缚，裹足不前。”

在政府内部，李显龙也在采取更加温和的步骤，争取得到支持。他没有像上届政府那样一再否决国会议员提出的建议──比如让公务员每周工作五天──而是答应做每件事情时都采取新的方式。“他即使不同意某件事情，”国会议员伍碧虹（Irene Ng）说，“只要那件事情有道理，他仍然会改变主意的。”

李显龙不像其父那样实行铁腕统治，而是鼓励新加坡人畅所欲言（他说: “异议并不意味著反叛”）。在私下交谈或随心所欲的网上讨论中，新加坡年轻人也许会没有礼貌地称这位新总理为“小李”，但他们欢迎他关于建立更加开放的社会的诺言。

对李显龙政治手腕的一次关键考验发生在他就任总理之前: 北京公开谴责他在 7 月以私人身份访问台湾。李显龙完全了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敏感态度，所以事先向北京作了通报。新加坡和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与台北保持著非官方关系。李显龙的父亲过去经常去台湾，新加坡还在台湾租借了一块供其训练军队的基地。然而，中国领导人破天荒地发起火来。有些观察家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中国企图迫使新加坡怠慢台湾，进而使其他国家也疏远台湾──同时还能试探一下李显龙的意志力。李显龙不想服软。他说，放弃台湾之行“将会削弱我们进行独立决策的权利。”

李显龙从小开始就接受长大后担任领导人的训练。“他被像王储一样带大，”一位与他有密切工作关系的新加坡人说。“他没有受到溺爱，而是被迫去达到他父亲苛刻的标准。”首先，他被要求必须掌握在新加坡通行的多种语言。新加坡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居民多数为华人，还有数量相当多的印度人和马来人。李显龙上的是华文学校，在家里学习英语，还有一位私人教师教他马来语。他因学习成绩优秀而获得政府奖学金去剑桥大学深造，并且在那里得到了数学最高学位。李显龙用了两年而不是通常的三年就拿到了学位，随后又拿到了第二学历──计算机科学，并且回国后在军队里度过了八年的艰苦岁月。李显龙在美国接受的内容广泛的训练，使他开阔了眼界。他在堪萨斯州的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进修了一年，后来又去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学习经济。作为一名坚毅刚强的年轻军官，李显龙外表冷峻孤傲，很少有轻松的表情。他在 32 岁那年被晋升为准将，有了“B.G.”的头衔，新加坡人都私下戏称这个缩写表示的是“小上帝”（Baby God）。

两次家庭危机给了李显龙深深的打击，并且最终使他变得成熟了。1982 年，他在剑桥大学结识的妻子黄名扬生下儿子三个星期后因心脏病去世，他不得不独自抚养 19 个月大的女儿和一个婴儿（李显龙至今仍然把亡妻的照片放在办公桌上）。三年后，他续娶何晶为妻。何晶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工程师，现任国有投资公司──淡马锡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的首席执行官。他俩生的两个儿子如今也已经十多岁了。李显龙说，这四个孩子是对他耐性的永远考验。李显龙的第二次危机发生在 1992 年，他被诊断患了淋巴瘤。这个肿瘤经过化疗后有所好转，而且再也没有复发。

李显龙在 1984 年不再直接担任军职之后一直被选为议员，这就是说，他加入了统治新加坡达四十年之久的人民行动党。李光耀把新加坡变成了一个经济发达而又近乎一党专制的国家（84 个议会席位中有 82 席为人民行动党所控制），他认为分权制会危及国家的生存。该党主要靠为国民提供福利（比如，大多数新加坡人都拥有自己的住房）得以长期执政，但政府有时也用使政治对手声名狼藉的诉讼手段来吓倒对方。在 2001 年受到过此类诉讼打击的反对党领袖徐顺全（Chee Soon Juan）说: “任何有可能助长反抗情绪的事务都会很快受到关注。”李光耀则争辩说，政府必须采取法律行动来对付任何企图无中生有地攻击政府、影响民众对政府信心的人。

李显龙申请加入人民行动党时，该党的一位领导人警告他说: “人们会说你入党是因为你父亲的缘故。”急于证明自己能力的李显龙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审查经济政策的工作上。当新加坡经济在 1985 年进入衰退期时，这项工作一下子变成了他所谓的“一场救火演习”。李显龙咨询了几百名国内外商界人士后，建议政府把公司税从 40% 降到 25%（现在是20%）。他还降低了雇员上交新加坡社会保险基金的额度。“我是最不情愿打破常规的，”他说，“可是我所在的委员会成员们说，你如果不这样做，就得不到信任。”1990 年，李显龙在他父亲离任后被任命为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作为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他放开了新加坡的金融市场，给予外国金融机构更多的经营空间，同时鼓励国内银行向海外扩展。他不是把中国仅仅看作竞争对手，而是鼓励对中国投资，同时吸引中国企业来新加坡证券市场上市。

在创建知识型产业设想的推动下，他号召人们献计献策，百家争鸣。新加坡的竞争力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解放新加坡人的思想──以及防止人才向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更有吸引力的国家外流。比如，著名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正在放弃过去那套死记硬背的教学体制。“根本的问题在于本国文化有没有能力打破单一的思维方式，”新加坡国际商会（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执行干事菲利普奥弗迈耶（Philip Overmyer）说。“创新者要给不满现状的人创造一个宽松、愉快的环境。”

李显龙一方面向年轻人提供免费周末摇滚音乐会之类的活动，一方面想方设法吸引新移民。他为新加坡一直低下的出生率发愁──无事不管的政府开办了一家名叫社会发展部（Social Development Unit）的婚姻介绍机构，并且向年轻父母们发放婴儿补贴。他认为，振兴国家最快的办法是，给已经有四分之一外来人员的新加坡人口“添加”更多来自亚洲和西方国家的受过教育的年轻成员，而不仅仅是外籍工人。去年有大约三万人进入该国，他们有可能成为新加坡公民。“移民能大大增加当地社会的活力，”李显龙说。“没有他们，我们就不会有下一代顶尖人才。”

李显龙还要求新加坡人更加自力更生。他说: “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生活问题。”但是，说服人民接受政府提出的有关弹性工资（其中约 30% 与业绩挂钩）的指导原则，并非易事。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大约占 65%）担心丢掉工作。劳工组织领导人姚智（Matthias Yao）说，眼下新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多半“不适合年龄较大、技术知识较弱的工人。”尽管政府支持保护就业的计划，李显龙却认为，人人都得给自己找活干。他说: “我们不可能提供有保障的工作。”李显龙展开热烈公开争论的设想，在新加坡人看来也许是激进的做法，但这决不是西方式的民主。他想提高人民关心国家前途的意识，但又不想对其政治制度大动手术。“我们想找到一个平衡点，”他说。“你必须展开大辩论，但最终不能失去形成一致意见的能力。不是所有的亚洲社会都能做到这一点。”他又说，一批“不可忽视的少数派人士”想参加公共政策的制定，他们“可以参加，提出建设性建议并从中受益。”但是，最后的决定要由统治者来做。李显龙说: “我不准备举行全民公决。”

屈指可数的几个直言不讳的新加坡人，对李显龙的开放性社会设想持怀疑态度。语言学家、短篇小说作家林宝音（Catherine Lim）说，她认为只会有“一些小小的举措来提高社会各界的热情，但政府决不容许这些举措损害其权威。”前议员谢思德（Chia Shi Tek）也说，“他们允许跳吧台舞，但人民想做的事情不只是晃动屁股。他们要求政府听取他们的意见，参与政治决策的制定，抛弃儒家服从威权的传统。”

李显龙尽管紧抓政治控制权不放，却有可能在艺术和社会习俗方面鼓励人们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例如，政府已经停止审查剧本。《欲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一片正在有线电视台播出，政府机构不再禁止同性恋，当地传媒在刊登模特儿特写照片时也比以前大胆了一些。但是，李显龙拒不允许“好打抱不平的新闻媒体”干政。他也不会给政敌提供多少活动空间，认为“政府必须回击甚至毁掉他们。”毁掉他们是什么意思？“就像《纽约时报》对你们美国的一些政治竞选人所做的那样。”

为了尽快抹去家族王朝的观念，吴作栋精心安排了这个过渡期，以加强李显龙接任的合法性。他在 1990 年接替李光耀担任总理时，被普遍认为是为李显龙做铺垫。但是，他逐渐显示出了领导才能，成为受人爱戴的领袖。他以公开教导这种特殊方式为李显龙做铺垫。去年，他曾批评李显龙在公众场合表现得太冷漠，太高傲。“人民一再请求我｀不要走，不要走，＇”吴作栋对《财富》杂志记者说。“他们很不习惯那个人，所以我明白人们对他的印象不对头。”

李显龙像一个称职的军人那样接受了这些批评。他说，吴作栋使他认识到自己的缺点，而别人谁也不敢提它。“指出这个缺点要胜过假装谁也不在乎它，”李显龙说。“当你成为总理后，人们对你比过去更加毕恭毕敬，这时你就得有意识地防止这种现象成为常态。”李显龙尽管否认李家王朝这种说法，但由于这么多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在一个家庭之上，不由人不去这么想。李光耀还担任著新加坡的政府投资公司（Government Investment Corp.）董事长，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基金管理机构之一，资金总量超过 1,000 亿美元（该公司的业绩如何是一个迷，因为它不公布财务报表）。总理夫人何晶主管著另一家国有投资机构，资金总量相当于全国的 13% 左右。总理的弟弟李显扬（Lee Hsien Yang）是国家控制的新加坡电信公司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去年的营业收入达到 70 亿美元。

李显龙坚持认为，新加坡的治国方针是任人唯贤──他说，否则的话，他的政府不可能拥有被普遍认为出色的行政部门和内阁。他问道: “他们为什么要去当一个王朝的臣仆呢？”出生名门望族可能有助于在新加坡建立各种关系，如同亨利福特的后代在美国那样，但家族纽带并不能确保成功。李光耀的儿女在西方顶尖大学里是佼佼者，而且显然是很称职的当权者。46 岁的李显扬通过大力向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扩张，建立了亚洲最成功的电信公司之一。“如果我在这方面干得不错，”他说，“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如果我干得不好，我自己就会坐不住的，不管我是什么人。”

总理夫人的情况更加微妙。李显龙在两年前曾经反对任命她当淡马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李显龙当时是财政部长，这样一来就成了夫人的顶头上司）。据说，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把监督何晶的权力交给了该公司的董事长。如今，李显龙说他不会就夫人的去留问题做决定。可是，何晶已经通过各种兼并行动启动了一个扩张计划，目前看来不太像要离职的样子。比如，淡马锡下属的一家公司最近买下了一家财务发生困难的美国海底光缆运营商 Global Crossing 公司的控股权。淡马锡还收购了分布在从印度到韩国等地方的银行股份。尽管如此，要想评估她的全面表现仍然是难事一桩。这家国有公司──它拥有新加坡航空（Singapore Airlines）和新加坡电信（SingTel）等公司大约 600 亿美元的资产──从不公布财务报表。何晶曾经说过（但没有提供以美元计算的数字），淡马锡公司在过去十年里的年均回报率超过 13%。她还允诺将通过公布年度报表、接受信用等级评估和最终发行债券的方法来“有步骤地开放淡马锡，解除人们的神秘感”。有国父──此人恰好又是父亲──坐镇内阁，这对一位新总理来说也许会感到胆战心惊，但李显龙说他没有任何顾虑: “老百姓可能看不到这一点，但是他──也许所有的人都──愿意检讨一下基本观念，并且彻底改变过来。”比如，仅仅考虑在新加坡开赌场这一项，在李光耀当政时期就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了解内情的人说，李显龙与他父亲在内阁会议上争了起来，劝说父亲接受他的观点。这位总理坚持认为，他父亲──目前的头衔叫“内阁资政”──是一位受尊重的顾问，但并不左右政府的政策。

可是，去年晚些时候，李光耀本人卷入了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劳资纠纷，并且警告说如果该公司的机师工会决定举行罢工，就要“敲他们的脑袋”。李显龙说他父亲过问的是他以前经手的“旧帐”。仍然作为内阁资政留在内阁的吴作栋说，李光耀从来没有给他添过麻烦，“因为我和他不是亲戚。”但是，显然吴作栋认为李光耀应当退休: “李显龙把他留在内阁里，人们会说，你在受你父亲的影响，你不能自己说了算。

这位毕生仿效其父的新总理不像是要促成此事的样子。“可取的做法是，”吴作栋十分婉转地说道，“谁也没有真正期待另一人像李光耀那样行事，就连他的儿子也不例外。”尽管如此，他还是乐于给新加坡留下自己的政绩。“要建设一个国家，”李显龙说，“必须靠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你必须重新激起人们的热情。这正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译者: 王恩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