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试验，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如此信心百倍地向市场转型

    作者：Clay Chandler

    中国电信器材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厂区的午餐铃声响了，一队工程师走出了耀眼的办公大厦，他们就像活过来的兵马俑，穿过修剪整齐的草坪和高高耸立的棕榈树，来到新建的职工餐厅。菜是典型的本地菜：花生炖猪蹄和小葱拌豆腐。但是，工作单位已经和毛泽东时代截然不同，不再有“铁饭碗”了。在华为，员工吃饭要自己掏钱，就连餐厅的管理也包给了外部的经营者。公司常务副总裁徐文伟开玩笑说：如今在中国，“没有免费的午餐”。

    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华为的团队开始制定计划，分食他们全球竞争对手的午餐，这些竞争对手包括思科（Cisco）、朗讯技术（Lucent Technologies）、西门子（Siemens）和阿尔卡特（Alcatel）。1988 年，一位前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士创立了华为公司。起初，它只是香港产配电盘的分销商；历经多年之后，华为公司已经有两万两千雇员，主宰著中国的高速转换器和路由器市场，现在它又在设法挤进海外市场。去年，华为险胜包括阿尔卡特和西门子在内的六七家竞争对手，获得在阿联酋建立一套第三代移动电话网络的资格；它还与思科公司的竞争对手 3Com 联手，表现出进军美国的野心。华为公司今年的销售额预计将达到 50 亿美元，是 2002 年的两倍，其中有 20 亿美元来自海外销售。徐文伟说，在未来三到四年里，华为在海外的销售额将超过其总收入的 70%。

    今天，已有众多迹象表明，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得到世界的认可，而华为公司在海外的出色表现即是其中之一。1949 年，共产党人夺取政权，毛泽东宣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事实上，现在的中国人经常指出，中国人真正站起来，是在身材矮小、烟瘾极大的邓小平在毛逝世并向市场打开国门之后。那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二十五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最有影响和最不可预知的力量之一。它已经从那些急于开发利用中国这一巨大廉价劳动力市场、设法立足于这个正在崛起的市场的跨国公司那里吸收了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制造中心（全球一半的成衣和三分之一的移动电话是在中国制造的），压低了沃尔玛（Wal-Mart）销售的玩具和戴尔（Dell）出口的手提电脑的价格；它还超过日本成为最大的对美贸易顺差国，并且是仅次于日本的拥有美国政府债券最多的国家。

    中国正在从亚洲邻国大量进口：从日本进口机械，从韩国进口钢材，从泰国进口棕榈油。它对各种原材料─从花生到生铁─的需求，使世界初级产品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它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铜、铝和水泥消费国，并于去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的移动电话市场和第二大个人电脑市场；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到 2010 年，它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难怪麦肯锡（McKinsey）上海分公司咨询师的报告显示，今年到现在为止，访问中国的大型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已经超过了 40 位。麦肯锡公司全球总裁戴颐安（Ian Davis）说，对“500 强的 CEO 来说，中国现在绝对是一个焦点”。

    对中国经济能否保持这种高速发展的势头，分析人士意见不一。去年中国 GDP 的增长率为 9.8%，使得有些人担心中国经济过热。今年 5 月，北京开始采取降温措施，要求各地方政府限制公共建设项目支出，并要求银行严格控制贷款。其他威胁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开始显现出来。按照西方的会计准则，没有一家中国大银行具备偿债能力；国内的股票交易所就像一个圈钱的贼窝，计划没有连续性、经常自相矛盾，腐败现象猖獗。中国曾经是最平等的社会，而现在却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里昂证券亚洲部（CLSA Asia）经济学家吉姆•沃克（Jim Walker）则主张将目光放远。尽管银行业问题多多，政府试图放慢速度，但他仍然预测中国今年的增长速度会超过去年，而且可能在今后几年内继续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资本主义在中国才不过十年的时间，”沃克说。“我们正处在世界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工业革命的初期阶段。”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的分析师估计，到 2015 年，中国的经济（2003 年的 GDP 为 1.4 万亿美元）将超过日本，到 2039 年将超过美国。也许会吧。但是，靠计量经济模型计算不出中国这一方程式中所有的变量。再怎么说，这也是经济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试验，还未曾有过任何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像它这样信心百倍地向全球市场转型。或者说，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尝试这样做过。

    华为公司的诞生地深圳是新中国的摇篮。70 年代末邓小平东山再起的时候，这里比渔村大不了多少，但由于它地处中国南海的珠江入海口，又与香港毗连，对外贸易和投资都有可能在此繁荣起来，所以成为邓小平确定第一批经济特区的首选地点。三十多年的闭关自守、中央计划经济以及政治动荡使中国的经济遭到了破坏。就在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时候，日本和亚洲的“小龙经济体”却在迅速发展。邓小平采取的办法是：给中国的共产主义注入一定剂量的资本主义，使之重振雄风。这一招比人们梦想的还有效：香港的投资一下子涌了进来，一辆辆满载玩具、纺织品和电子消费品的卡车轰鸣著驶回香港。仅仅十年时间，深圳就变成了一座林立著耀眼的写字楼、拥有中国第一家麦当劳快餐店的新兴城市。

    然而，这次试验也差一点半途而废。1989 年的政治风波使得改革开放的速度减缓。有一年多的时间，邓小平没有在公众场合出现。然而，1992 年 1 月邓小平突然在深圳露面。他在参观一所植物园时，亲手抚摸了一棵“发财树”光滑的树皮，据说这种树能给触摸它的人带来财富。他从新建的贸易中心顶层的旋转餐厅上观看了深圳市区的全景，还参观了一个又一个工厂，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论断，称赞自由发展的深圳是全国其他城市的榜样。在政治舞台上，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举动，与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壮举截然不同。然而，邓小平的话传遍了大江南北。经过几个星期的沉默之后，全国媒体便统一了口径，其他中央领导也都重复邓小平的说法：社会主义的出路在于实行市场经济，积累物质财富。随后，北京便宣布计划建立十几个新的经济特区，外资随即一拥而入。那时，徐文伟刚进华为公司。他满怀深情地回忆起那时的转变：“邓小平的讲话定了调子，”他回忆说。“他使每个人都明白，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几年之后我们的年增长率就超过了 100%。”

    事后回想起来人们才认识到，邓小平南巡可以同推倒柏林墙事件相提并论─从那一刻起，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便义无返顾地大步跨入全球经济的行列。1997 年邓小平逝世的时候，中国的方针已经确定不变。“邓的接班人认为，停止经济改革或者中断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依存关系都是不切合实际的，”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古德曼（David Goodman）和杰拉尔德•西格尔（Gerald Segal）在那一年写道。“改革的时钟是不可能逆转的。”

    今天，深圳市树起了一座巍峨的邓小平铜像，以表示对他的敬意。这座城市的人口已经猛增到 800 万，超过了香港，其经济也在以两位数增长，人均年收入达到 3,000 美元左右，居大陆所有城市之首。几乎所有的深圳人都是外乡人，25 岁的电气工程师陈超三年前从河北省来到此地。“我七岁的时候，村里才通上电，”陈超回忆说。

    邓小平发起的改革开放远不只是提高了深圳的生活水平；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表明，1978 年以来，改革开放已经使 2.5 亿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中国的巨大成功，”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迪帕克（Deepak Bhattasali）说，“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

    但是，要保持这种势头并非易事。要做到这一点，邓小平的继任者必须想方设法，在不断打破社会主义旧机制的同时，每年创造 1,500 万个新的就业岗位。最有把握的做法是将农村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到像深圳这种能够提供工作的城市中去。目前，中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即大约八亿人居住在农村地区，政府希望在未来的 25 年里将四亿人口移入城镇。但是，安置这样庞大的迁移人口，意味著需要超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住房、道路、学校、铁路、排污系统、电厂，等等─建设这一切所需要的资源远远超过了中国所拥有的资源。例如，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钢材生产国，去年产钢 2.2 亿吨，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两国的总和。但这还不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所以中国又进口了 4,000 吨钢材。另外，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可是据瑞银证券（UBS）的分析师张化桥（Joe Zhang）估计，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将成为煤炭净进口国。经济学家戴维 黑尔（David Hale）也警告说，中国对初级产品的旺盛需求将迫使北京加强与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出口商的联系，并且考虑建立一支海军，以便将来在与美国发生地缘政治冲突时能与之抗衡。黑尔说：“中国的经济腾飞来得如此迅速，美国和其他国家还都未能完全接受这一现实。各国对中国出口增长可能带来的就业流失都非常敏感，然而它们还都没有想出对策来应对更为严重的后果。”

    迄今为止的事实已经证明，中国的崛起对其工业合作伙伴来说是福而不是祸。摩根士丹利公司（Morgan Stanley）的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八年中，从中国进口的便宜商品为美国消费者省了超过 6,000 多亿美元，还大大降低了美国制造商购买零配件的成本。这进而又帮了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忙，使他的低利率政策维持时间更长，使美国消费者购房更容易，公司投资更轻松。对于中国是重商主义、只重视出口的指责是经不起推敲的。不错，去年中国大陆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 590 亿美元，但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对美顺差抑止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况且美国是中国唯一一个有较大贸易顺差的国家。对于其他贸易伙伴，中国则是买多卖少。

    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有时一些中国人自己也）认为，中国似乎是在沿著日本和韩国的发展道路走，只不过规模更大、速度更快而已。许多人认为，中国迟早会拥有像索尼（Sony）或三星（Samsung）之类的自有全球品牌。但是，这样进行对比是会引起误导的，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与其邻国不同，尤其是对外方面。东京和汉城的规划者最初拒绝外国投资，保护国内企业，而且目前仍然在想方设法这样做。中国则不同， 它从一开始就吸引外资，鼓励对外贸易。去年它引进的直接外国投资达 540 亿美元，超过了日本自美国占领结束以来所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总和。外国资本遍布中国经济的各个重要部门，这在日本和韩国都是不可思议的。中国最成功的汽车制造商上汽集团从两个外国合作伙伴大众汽车（Volkswagen）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那里得到的投资多达几十亿美元（参见《上汽梦想成为世界巨头》一文）。的确，几乎所有中国大型汽车制造公司都与外国伙伴联姻。诺基亚（Nokia）、摩托罗拉（Motorola）、飞利浦（Philips）、英特尔（Intel）、IBM、惠普（Hewlett-Packard）和宝洁（Procter & Gamble）等国外大公司都已经大规模进入中国。直到前不久，中国还坚持要求外国投资者允许本土合作伙伴持有多数股权，在汽车制造业仍旧如此。但是，由于那些早期合资企业的业绩不佳，促使北京放宽了限制。在电子消费品、零售等一些重要行业，外商独资企业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中国不同于日本和韩国的另一点是，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者将大型企业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而日本和韩国企业的所有权则大多为私人所有。中国不健全的金融体制仍在支撑著已经落伍的大型国有企业。存款率占 90% 的国有银行更愿意贷款给国有大型企业，而不是私营企业。在中国股市挂牌、税收和政策优惠以及政府采购合同竞标等方面，国有企业都受到优先考虑。

    这很难说是培育全球性大型企业的做法。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在从一开始就极力想成为世界级公司的四家中国企业当中，有三家（即中国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商 TCL、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联想公司和最大的家用电器制造商海尔公司）被称为红帽子企业，因为其多数股东都是国有实体，但它们都不过问企业的经营。四家中的最后一家─华为公司─则为企业职工所有。联想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将自己的企业与竞争对手长城公司作了对比：前者能够任意制定其经营决策，然而要发展就必需满足客户的要求；后者是国有企业，资金更雄厚，并且有固定的订单，却经营艰难。“最终政府认识到，如果不让客户自己选择电脑，中国的电脑行业就不可能发展。这倒帮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自己挑选员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投资。”而大多数其他中国大型企业就不同了，就连人事安排、投资和战略等非重大决定都要经过政府部门或党组织的批准。9 月份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就公开承认，在中国国有企业头顶上，指手画脚的“婆婆太多”。

    尽管是完全的集中式经济，中国却缺少一个有连贯性的集中规划。政治体制赋予省级和市级党组织很大的权力，他们盘剥企业家，将资金拨给那些吞噬价值而不是创造价值的落后大型企业。乔治•吉尔博伊（George Gilboy）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指出，中国经济的这些特点致使它主要依赖外国跨国企业来维持发展势头。他写道，美国害怕中国会对它形成竞争威胁，“但它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奇迹＇中的一些重大缺陷，没有看到美国正在从中国加入全球经济的特殊方式中得到战略性利益。”

    中国发展模式的不连贯性，在很多方面反映出邓小平的性格。毛泽东农业政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使邓小平对强制性的集中计划产生了怀疑。他将外国投资视为提高生活水平、加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手段。然而，他的规划却缺乏一种宏大的设计，他把自己的特别理论形容为“摸著石头过河”，这几个字已经被人铭记。

    外国公司也在摸索，但是惊人地稳健。中国的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在 2003 年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正在蓬勃发展，商会的 254 个成员中有四分之三的公司盈利，有近一半的成员称它们在中国的利润率高于其全球平均水平。号称在中国拥有 6 亿消费者、在中国软饮料市场的占有率为 55% 的可口可乐公司说，它九年来一直在盈利。百胜国际餐饮集团（Yum Brands）在中国拥有 1,000 家肯德基快餐店和 120 家必胜客比萨饼店，在中国快餐业中占主导地位。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戴维•诺瓦克（David Novak）今年早些时候对《财富》杂志说，肯德基“目前在中国赚的钱几乎和在美国一样多”。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京一方面开放经济，允许外国竞争，另一方面又不情愿放弃对大型企业的控制，所以使那些想进军国际市场的中国公司的日子很不好过。联想集团成立于 1988 年，九年之后从 IBM 公司的分销商一跃成为中国头号个人电脑生产商，拥有 25% 的市场份额。就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将目光盯在海外市场的时候，包括戴尔、惠普和 IBM 在内的外国竞争对手却在逐步削弱它在国内市场的领先地位，使联想集团不得不推迟它的全球扩张计划，将精力放在国内主市场上面。为了与外国竞争对手抢市场，它最近推出了一种售价只有 360 美元的低端产品。TCL 公司的一笔生意使它成为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这笔生意使它对法国汤姆逊电器公司（Thomson Electronics）的电视生产部门拥有了有效控制权，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商。然而，TCL 公司首席执行官李东生一边在制定全球战略，一面又要拼命保持 TCL 在国内继续盈利。在高端产品方面，它正在抵挡来自索尼、夏普和飞利浦产品的竞争；在低端产品方面，它还得应对 20 多家受到地方银行低息贷款支持的国内竞争对手。

    许多人都相信，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还会出现种种问题，甚至出现大的反复，然而，现在的中国已经远非当初了。自邓小平的时代以来，中国在改革的大河里已经摸索著走出了很远。河里的石头也许更加尖利，水流也许更加湍急，但它已经不可能回到岸上去了。

    译者: 于少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