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随想 - 财富中文网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中国就在近代化的进程中开始了自我破坏。铁轨和柏油路截断了运河，穿过了城墙（那些城墙后来被推平，其所经之处成为一片片空旷地段，恰被用来修筑新式的环城公路）。在城市大街上，满是电车、轿车和公共汽车，老式的人力车、拉粪车被挤得没有地方。留住过去的代价太高了，而中国的古迹似乎多得数不完，到处都有庙宇楼台、圣水神山，所以损失一些也没什么。

从 20 世纪初的军阀时代、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的国共战争，到日本入侵、解放战争，中国遭受的破坏从未减轻过。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的文化大革命集各时代破坏风气之大成，来势更是凶猛，它集中攻击的对象是旧风俗、旧人物和旧事物。

如今，中国领导人面临著许多难题，比如控制通货膨胀、改革金融体系、消除农村贫困到清理被污染的河流与空气。除了这些，还有一个难题也要解决：保存那些最具中国文化和美学特色的历史遗产。

自毛泽东去世、邓小平力主发展经济以来，中国把精力都放在城市改造上，一味地建造高楼大厦和基础设施，对大多数保护历史遗产的呼声未予响应。但现在，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且正在为举办奥运会做准备，制止破坏文化遗产的倡议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国家主席胡锦涛把建设更加适合居住的环境视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始逐步改变从前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做法。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受到了经济利益的驱动，是为了满足发展国际化旅游的需要，因为外国游客一心想看传统的东西。在应对这一需求时，中国人展示出了他们的才能和气魄：他们借助欧洲滑雪度假村专用的技术，让游客跨越沟壑峡谷，将其送到以前去不了的长城上。

今年 5 月，我随同一个民间团体第一次体验到“租长城”的经历。那段长达一英里的边墙远离游客最密集的地段，已经得到修缮，烽火台上的垛堞也恢复了原样。那天上午，它只属于我们─当然，我们交了钱。向西望去，一队年轻人正在耀眼的阳光下起劲地擂著大鼓，他们一律身穿红黄两色服装，令人回想起入侵中国的满洲八旗军。鼓声咚咚，给长城的优美身姿配上了强劲的节奏。在一个宽敞的墩台上，已摆好了美味的午餐。墩台是新近修的，但在建筑风格上，与条石灰砖砌成的边墙外观十分协调。在这儿，人们感受到的并不是历史，而是和现在密切相关的一种体验。不过，它确实创造出了独有的情调，有著自己特定的时代与地点。它隐约显示出，那些能干的企业家是怎样开发中国的历史遗产的。

今日上海的建设则与之大相径庭。这座庞大的城市吞噬了周边大片乡村。站在一幢高层酒店的楼顶上放眼望去，满目皆是高楼大厦，而且仍在无休止、无规划地向远方、向未来延伸。你可设想一下，要拆毁多少万处住房，才能制造出这样的景观？外滩是少数几个保持原样的旅游景点之一，那是黄浦江畔一片雄伟的砖石建筑，过去是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人居住区。同长城上的擂鼓手一样，这些城市建筑也让人联想起帝国主义统治的时代。企业家修复了旧时的舞厅，比如上个世纪 20 年代外国人常来聚会的“百乐门”。进门付钱后，你就能又一次喝起香槟，享用丰盛的宴席，观看身披羽毛围巾和脚穿细长高跟鞋的中国舞女走下雕栏旋梯，翩翩起舞。甚至是从前受到批判的帝国主义旧式生活也被重新包装，变成了无害的服务项目，出现在上海的夜晚。

传统工艺在共产党对旧文化的长期排斥中得以幸存。如今，它也开始复兴。从创造就业机会的角度看，这也很有意义。眼下，在故宫里，来自华中与华北的乡间手工艺人和工匠正在世界遗产基金会的赞助下，重建一组上世纪 20 年代被大火夷为平地的宫殿。桁梁与斗拱全都分毫不差地按原样制作，每根柱子都用产自东北的硬松木手工制成，敷以麻和黏土，用猪血黏合，然后以手工磨光上漆，使柱子具备半透明的光泽。接下来，画工要在屋顶下的桁梁和栏杆上画满故宫其他古建筑用作装饰的青、绿、红三色传统图案。在许多其他城市和农村，人们都在一丝不苟地仔细修缮寺庙和祠堂。

学者们也积极行动起来。在中国许多城市，快速发展经济仍然被放在首要地位，但在有些地区，学者和对历史有更深刻认识的人们一直在为保护整个居住环境而勇敢地抗争著，并且取得了一些胜利。例如在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江苏省，许多主要城市都被无可挽回地开发，已经无法恢复其往日的魅力。但是，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的阮仪三教授最近对苏州周边六个小城镇的调查，向我们描绘了另外一幅画面。他指出，可以通过劝说让共产党地方干部相信，保护和恢复昔日美好的事物会产生经济回报，比如用人工凿成的石栈桥、精致的棚架、富含装饰的格窗、精雕细刻的门楼、有石阶伸入其中的河网。可以把这些保留下来，为建设美不胜收的城市生活打下基础，满足富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对优雅生活方式的需求。

阮仪三也曾遭到失败，一些城镇甚至禁止他去调查。不过，他在报告中说，他有时也能说服共产党干部提供帮助，不仅恢复小城往日的光彩，而且还要清除混凝土建筑和沥青马路，拆掉那些胡乱建造、最难看的新式楼房。在浙江乌镇，阮教授和当地人盖起了仓库，用来存放手工材料，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从事修缮工作的人。地方官员也不时帮助阮教授和他的同事向北京有关部门争取开展这项工作的资金。这些例子表明，中央政府有可能和地方社区一道，防止对当地美丽风景的破坏，创造美好的环境，不仅使当地居民生活愉悦，也让外国人花钱来观光。

随著中国开始重新认识其遗产的价值，需要重视的问题不仅是旅游收入、传统手工艺和城市景观。有些景点的特色风光已经成为中国的标志，尤其是那些过去被认为不属于中国的地方，如西藏、喀什或哈尔滨。恰当地界定这些景点，对于维系“大中华”的观念至关重要，也能引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政府为此提供支持，在这些地方开展考古以及对宗教史与政治史的研究，从而有可能开辟出新的旅行线路，并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这类考古研究的出土文物常受到广泛关注，西安的兵马俑便是其中的典型。在中国西部敦煌地区被流沙覆盖的洞窟里发现的佛教文物和画像也有著同样的吸引力，而敦煌的发现还引发了文物归还的问题。一个世纪前，外国人首先发现了这块丝绸之路上的圣地，把其中的钞本和壁画带回国内。如今，外国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正面临著归还这些文物的压力。

中国是典籍和工艺品的巨大宝库，考古必然是整个重建工程的组成部分。在湖南与河北两省的公元前 4 至 2 世纪的古墓中，出土了数以百计的帛书和简牍，上面记载了古代中国人博大精深的政治论点，以及他们在法制、经济、地理、军事和哲学方面的早期观念。

这些新发现的典籍增加了我们对儒家和道家学说根源的了解，告诉我们更多古人谈论道德的方式。同时，在中南地区一处楚文化的发现，显示出以往所说的“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如果中国有多个文化中心，肯定会使界定其历史和:民族特征变得复杂。是否存在一种方法，可以把这些发现纳入同一范畴？能不能把它们放入对中华文明本质的更为宏观的分析当中？这是当前和今后 20 年的文化泰斗们必须加以考察的问题。

如果从上面这些视角观察，可以看到，中国的过去将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中国今后将对民族加以界定，展示它的工艺和技巧，提出各种富有想象力的城市规划方案并更快速地争取经济收益。中国的领导人正在极力保持国家可观的增长势头，防止社会出现不安定因素。要是他们此时还能花上一点精力，关注一下自己能留下多少美丽的遗产，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译者: 王恩冕

中国就要别克车

里克•瓦格纳(Rick Wagoner），51 岁，通用汽车公司（GM）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正向中国市场大力推销他的汽车。通用汽车目前的利润有将近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其中国市场份额仅次于大众汽车公司（Volkswagen），为 12.1%，并且仍在增加。

中国人在谈判时喜欢开门见山。他们的兴趣所在很快就会一目了然。当年我们打算打入中国市场时，他们说：“好吧，我们会选中通用汽车的，我们要你们的别克。”我们说：“说实话，那不是我们的全球品牌。我们想换个品牌。”他们说：“我们就想让你们生产别克。”我们说：“那我们就用别克吧。”结果，别克车卖得很好。

中国消费者具有很强的品牌意识，对汽车也很了解，尽管许多人暂时还买不起汽车。他们对质量─比如汽车内部装饰─要求很高。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件坏事。我们对美国经销商说，别克车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对他们有著莫大的好处。从某种程度上说，别克车正在中国获得我们非常想在美国取得的定位─即在消费者心目中属于较高档次的产品。我们在美国和中国两地生产别克车的员工相互交流看法，经常在设计理念和品牌定位方面进行合作。显然，两地的市场各有不同，不能完全照搬各自的做法，但通过对产品和内部装饰等问题进行交流和思考，两地之间确实产生了协同增效作用。能做到这一点令人兴奋。我想告诉您的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打算这样做，不过说实话，我们只是随著时间的推移才发展到这一步的。

─特约记者：Alex Taylor III

完善财政体制

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79 岁，美国保险业巨擘，美国国际集团（AIG，1919 年成立于上海）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我是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它是一家国有商业信贷银行）顾问委员会成员。每次开会时大家都认识到，中国急需资本市场。这个市场不是在香港、东京或者美国，而是必须在中国。中国要募集私人资本来支持新兴行业，要对债务市场建立起信任，要发行政府债券，要建立会计制度和评级机构来确定债务或股本是否适当，还必须建立对证券市场和相当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机构的信任。尽管中国现在已经有了这一结构的雏形，但要想使这一切都到位，尚需努力多年。

─特约记者：Abrahm Lustgarten

艾滋病危机

何大一博士

何大一（David Ho），51 岁，出生于台湾，十多岁时去了美国，现任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主任兼中国艾滋病防治行动（The China AIDS Initiative，CAI）协调人。过去三年里，他二十多次访问中国。

艾滋病的蔓延成了中国的一块心病，尽管目前尚不清楚感染人数究竟有多少。中国官方提供的艾滋病病例总数为 100 万左右。实际上，这些数据很不准确，可能只有 50 万，也可能有 200 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称中国的艾滋病疫情“极其危险”，因为它的患病人数在 2010 年前有可能猛增至一两千万。在我看来，情况十分可怕。过去几年，中国卫生当局不太重视艾滋病的防治。他们还曾经否认艾滋病会给中国造成严重影响，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有著本质的不同。自然，我们这些研究疾病的人知道，病毒、细菌和其他微生物不会遵守人类为它们划定的传播界线的。

去年，情况出现了戏剧性变化。“非典”的猖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中国警觉了起来。“非典”的爆发暴露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缺陷─疾病监测系统不完善、医疗体制透明度不高，这不仅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灾难，而且使中国在世界各国面前丢了面子。城市瘫痪，经济也受到严重影响。2003 年 4 月，中国政府亡羊补牢，有效地开展了“非典”防治工作，并在夏天控制住了疾病的蔓延。

中国官员在对这场疫情的反思中认识到，他们的医疗卫生体系存在严重的问题，其中包括艾滋病的防治；再就是医疗基础设施极不完善，特别是在有八亿人口的农村地区，大部分人没有参加保险，医疗费用却节节上涨。艾滋病一旦蔓延开来，中国的医疗体系有可能无力应对。

这并不是说中国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途径。国家最高领导层不乏把事情做好的政治意愿。可是中国太大、官僚机构太多，到了地方上仍然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中国有许多事情要做。预防工作应当扩大，中国有机会避免数百万人感染艾滋病。这项工作刚刚开始。河南和云南两省开始了大规模的检查工作，这值得表扬。今秋我们要同篮球运动员魔术师约翰逊和姚明一起开展一系列公益宣传，告诫人们提高预防意识，不要歧视艾滋病患者。但是，我们只有几年的时间做到这些，要不然，艾滋病感染人数就要翻番地涨了。

由于资源有限，必须在预防和治疗两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最近，人们一直把重点放在治疗上，这无疑是剜肉补疮。中国必须意识到，从长远来看，艾滋病是对人民健康和国家繁荣的一大威胁，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开展这项工作。

─特约记者：Marc Gunther

建设新的中国

贝聿铭

贝聿铭（I. M. Pei）， 1917 年出生于广州，1935 年来到美国。这位设计了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和香港中银大厦的杰出建筑师正在完成他在中国的第四项重大工程─苏州艺术博物馆。

现在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上海式的中国，一个是农村式的中国。在建筑方面，上海代表了新的中国，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入口。它就像我穿的西装一样合体。上海的建筑风格很得体，它必须适合于与世界做生意。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或者 IBM 到上海，他们办公的地方不能和美国的建筑不一样。中式建筑传达不出公司的理念或风格。中国的摩天大楼和美国的一样，因为它们适合西方的经商方式。

如今，有些年轻的建筑师试图寻找一种本土风格，但汹涌而来的外国理念非常强大，难以抗拒。于是，中国开始引进人才。它请来有名望的建筑师，要向我们学习。那些人里有的不错，有的却很平庸；但是，即便是那些很不错的建筑师在中国也没有在制造最好的作品，因为他们感觉不到挑战的压力，他们的客户还不成熟。要想设计出一座优秀的建筑，需要有两个因素─懂行的客户和有创意的建筑师。但是，中国至今还没有懂行的客户。中国客户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们会说：“新式的？好的。只要新颖就好。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就这么定了。”眼下中国有一种实干精神，这很好，但也未免有点草率。我在那里工作起来很轻松，因为我是华人。建造香港中银大厦对我很有意义，因为那家银行与我的家族有缘份。我父亲从 1910 年开始就为它工作；银行的董事长去美国争取家父的同意。您能想得出吗？我当时已经 60 岁了，他却要问我父亲，能否同意让他儿子为银行设计办公楼？这是中国人表示尊重的方式。

建筑是一种非常原始的需要─中国需要靠建筑搞发展。但是，建筑也是一种艺术形式，一种文化现象；而且，中国还需要培养对自身文化的信心。先有自信心，才有新生活、新文化和独特的建筑，而不是相反。

─特约记者：Abrahm Lustgarten

无公害增长

比尔•麦克多诺

麦克多诺（Bill McDonough），53 岁，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一家建筑设计企业麦克多诺合伙公司（McDonough & Partner）的负责人，他因注重环保与经济，为福特（Ford）、耐克（Nike）、盖普服饰（Gap）和赫尔曼暶桌瞻旃揖撸℉erman Miller）等公司合理设计建筑而闻名。他还是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China-U.S.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主席，该组织旨在促进中美两国分享经济效益高的洁净技术。

随著经济以每年 8%、9% 甚至 10% 的速度发展，中国的环境面临著巨大改变。它正经历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经历过的工业化过程；有人认为，西方国家无权对中国说它不能按照我们以前的方式发展。确实，中国有些当权者认为，中国应当集中精力搞发展，没有工夫去治理环境。在短期内，无视环境保护的企业仍将占据上风。

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中国正在认识到其环境所面临的悲剧。几个月前，中国政府宣布将努力建立它所谓的“循环经济”，即我们所谓的“从摇篮到摇篮”（即可持续性─译注）经济模式，意在利用本土的天然资源和能源。此举是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化。

在中国政府的配合下，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正在东北地区中朝边境设计和建设一个环保示范村，并且计划在全国建设新型城市。其理念是，根据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如水文、土壤和物产等─来建设城市，把这些资源集中到一起，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体系。在这个城市里，粪污是资产而非负担。污水其实是流动的肥料，充满了碳、氮、磷。这里面有商机。能获准经营这粪污工厂的人是幸运的，因为这等于他接手了一家肥料公司和一家沼气公司。从人的粪便中能够生产出大量的沼气─足够所有家庭做饭用。中国将不遗余力地寻找能源。它在去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它制定了一项积极的核能战略，并且正在研究液化煤技术。中国的能源政策跟钱密切相关，完全是根据成本来制定的。中国人极为实际，要从中获得回报。比如，用太阳能烧水比用任何一种其他能源都便宜，太阳能热水器便在中国随处可见。中国刚刚建成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集热器工厂，许多新公寓的楼顶上都安装了太阳能集热器，用来烧水。

为了保持政治和经济安全，中国必须放弃使用矿物燃料，但这需要不止一代人的努力。它不想受到全世界指责，说它依靠军队来保护能源供应。中国人对矿物燃料经济的危险性有著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