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泳

    在《看得见的手》中，钱德勒认为，现代工商企业有两个特点：它包含许多不同的营业单位，且由各层级支薪的行政人员所管理。他借这本书洋洋洒洒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现代工商企业的论点，无非是为了证明一个道理：管理协调的“看得见的手”比亚当 斯密所谓的市场协调的“看不见的手”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更能增加资本家的竞争能力；由此，管理的变革对生产与消费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一过程被钱德勒称为“美国企业界的管理革命”。

    钱德勒说，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使所有权与管理权之间的关系具有了新的内容，从而为美国经济带来了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他说的这种新型资本主义就是经理式资本主义，而它所取代的是两种东西：家族式资本主义和金融式资本主义。

    在家族式企业里，企业创始人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握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在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层人员的选拔上，他们尤其抓住权力不放。而当企业的创立和发展需要大笔外来资金时，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通常在公司的董事会里派有兼职代表。在这种银行家控制的企业里，支薪经理必须和金融机构的派出代表分享高层管理的决策权，特别是在大笔资金的筹集和动用方面。

    但是，随著时间的推移和上述两种企业在规模上的扩展，它们逐渐变成了经理式企业。上个世纪 20 世纪初期，美国的经济体系仍然含有家族式资本主义和金融式资本主义的要素。到 50 年代时，在美国经济的一些主要部门中，经理式企业已经成为现代工商企业的标准形式。

    对于家族式企业衰败的原因，钱德勒这样认为：除非企业家家族成员本身受过职业经理的训练，否则他们很难在高层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家族式企业的利润通常总能保证他们有一笔很大的个人收入，这些家族也就缺乏经济刺激，懒得在经理职位晋升的阶梯上多花时间了。因此，在美国大型企业中，两代以上的家族参与公司管理决策的，只是极少数。

    另一方面，在银行家控制的企业里，除非金融机构的代表成了企业的专职经理，否则他们不具备在高层决策中起支配作用所需的信息、时间和经验。作为董事会成员，他们诚然拥有否决权，但很少能够提供正面的备选方案。到最后，在董事会兼职的金融家和公司的关系也等同于一般股东了，公司只是其收入来源，而不是可管理的企业。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他们仍把日常的经营管理和未来的计划工作交由职业管理人员负责。钱德勒认为，“金融的资本主义在美国乃是一种实行领域不广、存在时间不长的现象。”

    当然，钱德勒也看到，企业的发展在西方各国并不是均匀的。在德国和日本，由于较小的市场和现金流量削弱了内部筹资的机会，企业更多依赖外来金融家─在德国是大银行，在日本是阀系财团─的帮助。经理人员继续和金融家分享企业的决策权。因此，金融资本主义在这两个国家一直处于支配地位。

    尽管由于现代化的早晚有别和国情的诸多不同，美、德、日的企业演变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这三个国家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家族企业在这些国家发展的早期就已经向专业管理和合理组织的企业演进。例如，美国现代许多著名公司都是由 19 世纪的小型家族企业发展而来，包括杜邦、柯达、西尔斯等。在同一段时间内，德国人也迅速走出家族企业的模式，短短数十年发展出了一批多国康采恩，如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和西门子。钱德勒称，到 1913 年，柏林的西门子公司是世界上最复杂、分布最广的工业实体。而日本大企业长期以来就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 10 家最大的财阀占据了日本整个经济的 35%。在战后美军占领下，财阀解体，但最终又重建为现在的企业集团。 钱德勒的立论是，大型现代工商企业是效率的必然产物，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战胜了没有效率的组织形式。但他忽略了的一个问题是：为谁而求效率？现代大型组织可能是权力阶层有意发明和塑造的，然后逐渐被集团利益“锁定”。其他的利益相关因素，如员工、他们的家庭、社区乃至自然环境等等，并不一定能够像权力阶层一样完全享受效率的好处。

    1800 年，美国只有 20% 的劳动力依靠为他人干活挣工资为生，而现在这一比例是 90%；1800 年，在受雇用的工薪族当中，没有一个人在拥有 500 名以上员工的组织内工作，而现在为这种组织工作的人数超过一半。公司资本主义就这样通过漫长的历史时段构建了我们今日熟悉的大型组织（其基本特点是正规化、标准化、集权化和官僚化），并把这种模式扩散到政府部门和非营利机构中。大型组织在当今社会的各个层面遍地开花，如果用社会学巨子韦伯的眼光去看，可以说驱动历史的不是技术，不是政治，也不是文化，而是庞大无比的官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