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皇帝 - 财富中文网

今天是 3 岁的冯其毅（音）返回幼儿园的日子，可是事情一早就不顺。他昨夜被蚊子狠狠咬了一通，身上开始发痒。姥姥给他抹了点清凉油也不管用。现在，姥姥和家庭司机已经把其毅放在北京智能幼儿园，同他挥手告别，留下他独自照顾自己了。“孩子们，”老师问道，“大家还记得我们放假前学的小鸟舞吗？”其毅的同学们舞起了手臂，唱起了歌。表演得最好的被请到教室前面，奖励一颗糖。其毅没有被选中，他突然脱口说：“我家里有糖，好多、好多糖！”

他确实有好多。他是北京一个富裕家庭的独子，家里有爸爸、妈妈、姥爷、姥姥。平日里，其毅总能得到很多糖果，大人们也总是美美地夸奖他，他想要什么，差不多都可以得到。事实上，其毅惬意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在显示：他是宇宙的中心。如此对待其毅，也许不尽合理，但这是 1980 年以后出生的千百万中国孩子的共同遭遇。1980 年，中国社会规划部门颁布了严格的法令，限定每个家庭只许生一个孩子。中国政府声称，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地减少了贫困，提高了生活水平。政府的人口统计专家说计划生育使中国 25 年来少生了 3 亿人，平均每个妇女生育数由 6 个以上降低到两个。但令很多人叹惜的是，这项政策也有极坏的副作用：造就了自私自利的一代。

中国对这群孩子有个特别的称呼：小皇帝。他们经常受到国家报刊媒体的指摘。某著名文学杂志的编辑杨晓升最近在接受《北京娱乐信报》的采访时说，中国的孩子“长大后自私自利，心胸狭窄，不能接受批评。”其毅所在幼儿园的园长王颖（音）说：“现在的小孩都被惯坏了，没有交际能力，要什么，马上就得满足。孩子连胳膊带腿都被大人伺候得好好的，要是孩子走路摔了一跤，全家都跟著骂地球。”

计划生育政策在占中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村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在偏远地区，一个家庭有五六个孩子并不罕见。但在城市，每户家庭通常只生一个孩子。人口统计学家估计，在 25 岁以下的中国人里，有将近 20% 即大约 1 亿人是独生子女。这在中国的 13 亿人口中只占一小部分。但对于想要抓住中国消费者心思的外国公司来说，小皇帝们是首当其冲的重要市场。他们有自信，对外来的东西不排斥，热衷于尝试新事物。而且，与农村的同龄人不一样，他们有钱来满足自己的奇想。今年 4 月，伟达公司（Hill & Knowlton）和《十七岁》杂志（Seventeen）调查了北京和上海 64 所大学的 1,200 位大学生，结果显示，有 60% 的人每月在“非必需物品”上的花销超过了 60 美元。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因为这两个城市的人均月收入还不到 250 美元。许多分析人士预计，随著中国小皇帝购买力的增强，他们将成为中国以外─不仅在亚洲，而且会在美国、欧洲─的生活时尚和市场趋势的推动者。奥美广告公司（Ogilvy & Mather）的消费趋势分析师康拉德•柏森斯（Conrad Persons）说：“我们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唯我新生代！”

要了解这一代人，关键是要明白，这是被割裂的一群人。这些孩子的一切都与他人不同，没有兄弟姐妹只不过是刚刚开始。中国的小皇帝和小公主们在空前富裕的时代长大。对 80 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祖父母和父母经历过的天灾人祸和政治风波，都已成了遥远的历史。在北京和上海，年青人每周所看到的是新建的购物商场、新开业的餐厅、新修的高速公路和新盖的住宅区。甚至在大连、成都和昆明等二级城市也是如此。他们不仅富有，知道得也比从前更多。尽管国家对媒体实施了严格控制，还投入几十亿元钱，为公安部门配备了窥探互联网用户的技术，但今日中国的孩子们仍能比他们的前辈了解更多的海外信息。他们热心于技术，喜爱使用手机、互联网和各类电子产品。他们追踪日本的最新时尚，被港台明星迷得神魂颠倒，通过盗版 DVD 看好莱坞大片。

我们来认识一下王琦（音），一位十九岁的嘻哈说唱乐制作人，他正在北京的时髦地带西单的耐克专卖店里搜寻空军一号运动鞋。王琦喜欢别人叫他的代名“Jerzy King”。他三年前从滨海省份山东来到北京，是一位音乐学校辍学生，从没出过国，可却爱炫耀他那装满了痞子阿姆（Eminem）、吹牛老爹（Puff Daddy）和神奇小子（Fabolous）歌曲的 MD 播放器。在见记者那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他穿了一件蓝白相间的抓绒夹克，上面印有多伦多枫叶队的标志，样子挺帅。他的衣服是从哪里买来的？当然是美国！他在美国的网站上发现了这款夹克和与之相配的裤子，用一张西联（Western Union）信用卡付了款，再通过美国邮政总局（U.S. Postal Service）快递到北京。看看王琦的衣柜，里面有 100 多件夹克和运动服！他自己攒了一台电脑，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在网上跟踪最新的嘻哈时尚，他热衷于做街头服饰的生意，从美国买进（其实大多数服饰原本就是中国生产的），再转卖给中国的朋友。

中国的小皇帝是吃著麦当劳（McDonald's）的汉堡、必胜客（Pizza Hut）的比萨饼和肯德基（KFC）的炸鸡长大的。嗜好快餐养肥了跨国公司，也养肥了他们的屁股。在大城市 18 岁以下的孩子中，20% 患有肥胖症。减肥业欣欣向荣。天津有家爱民减肥医院，从前是一个军事机构，1992 年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减肥诊所。这里的医生为 200 名患者提供治疗，日常疗法包括针灸、锻炼和健康饮食。15 岁的梁成（音）自豪地说，他住进爱民不到一个月，就减了 30 斤。可他总是情不自禁地怀念起经常光顾肯德基的时光（他最爱穿的 T 恤，就是肯德基在中国最大的一家店的赠品）。他回忆道：“以前我一个人就能吃一个全家桶。”“就一桶？”，同屋的病友李想（音）不以为然地说，“一桶算嘛！我能吃四桶！要是不吃玉米棒和面包，我能吃五桶！”

台湾流行乐坛偶像周杰伦为百事可乐（Pepsi）所拍的电视广告，鼓动了千百万大陆青少年饮用百事。一位中国作家表示，中国城市的青年人很容易就喜欢上快餐和时髦的服饰，很容易受到外国生活方式的吸引。这位作家还说：“这是脆弱的一代，他们在呵护下长大，不知道什么叫牺牲，什么叫克制。”孩子们的父母普遍抱怨，年青人不懂得“吃苦”。中国人通常把忍受苦难称为“吃苦”。

这种批评完全是不公平的。皇帝们的小肩膀上背负著全家的厚望。在当今中国，城市中等家庭的孩子从五六岁起就开始承受著巨大压力，要他们在学习上表现优异。父母督促著自己的孩子去忍受那些费用不菲的学习班的煎熬，比如钢琴、英语会话、武术，甚至还有高尔夫球。

北京的保险推销员冷雅群（音）女士为她 13 岁的儿子冰扬（音）制订了吓人的六周暑假学习计划。每天从早上九点半开始，他要做一小时学校留下的作业，之后是做一小时数学题和背诵一小时《论语》。午饭后又是一个小时的书法练习和一个小时的阅读 [她布置的文章竟然包括托尼•罗宾斯（Tony Robbins）的《唤醒心中的巨人》（Awaken the Giant Within）的中译本]，最后一个小时是听英文经典著作的朗诵录音，其中包括《罗密欧与朱利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哲学家马尔库塞的演讲。

冷女士说：“我和他讲，你实在太幸运了。我在他这个年龄，除了学校的基础课本什么都没得学。可是冰扬能买到各种书，还可以上辅导班，可以请家庭教师，想知道点什么，还能上网找。”

冰扬尽了最大努力，但他还消化不了太深奥的东西。罗宾斯的著作他看了几页便扔在一边儿。“太无聊了！”他更想到电脑上玩游戏，或是在学校放假期间做真正爱做的事：组装汽车模型。许多父母承认，他们之所以这样强求孩子，是想让孩子抓住那些他们自己从未有过的机会。不过，想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出类拔萃，确实需要长时间复习。中国的大学只能容纳一半报考的孩子。为了让孩子考取高分，中国家庭不惜任何代价。有的家庭租下带空调的宾馆客房，以便让孩子在考前有个舒适的学习环境。孩子们念完大学、走上工作岗位后，便会发现由于中国公共退休金制度不完善，身为独子的他们必须承担起照顾年迈的祖、父辈的责任。国际广告业巨头李岱艾公司（TWBA）的设计师侯飞说，中国的小皇帝“生下来时是在天堂，但上学后，他们就要在奋斗中生活了。”

冯其毅的幼儿园是北京最好的幼儿园之一。在这里，奋斗提前开始。这家幼儿园是在 1996 年由中国一位著名教育家创办的，最多时每年招收 400 名学生，年龄最大的 6 岁，最小的 1 岁半。学杂费高达 6,000 美元，相当于北京家庭平均收入的两倍。学校教授数学、科学、艺术、语文、音乐，以及英语、高尔夫和网球等课程。学校还为守纪律、懂礼貌、成绩好的学生提供奖励。为了让孩子具备克制的品德，老师们在每天清早给他们一颗糖，并答应他们，只要在午饭之前不吃掉这颗糖，就给他们第二颗。王颖说，到了 3 岁，“多数学生都学会了克制自己的欲望。”就在这一年龄，孩子们还被要求背出 100 位圆周率数字。

有些孩子在这种环境里得到很大发展。北京智能幼儿园的明星学员是 5 岁的英巴颜，他的父亲是成功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导演，祖父是著名演员，曾任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巴颜三岁开始弹钢琴，如今已是出了名的神童。在学校礼堂前厅里，贴著一张海报，祝贺他今年在北京、芝加哥和日内瓦的钢琴比赛上大获全胜。

13岁的徐秋诗（音）是一位可畏的杰出少年。她也曾在钢琴比赛上获奖，又是一位跆拳道高手。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她在家中的客厅里精彩地演绎了贝多芬和德彪西的作品，令客人们如痴如醉。随后她吃了几口炸鸡，迅速换上衣服，又表演起了威猛的跆拳道高踢腿。秋诗坚信她将来一定能上北京最好的清华大学，还向往到巴黎读研究生。她的长远目标是做一名外交官，就像她的偶像、也会弹钢琴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那样。

21岁的李晨与她正好相反，他只想远离乏味的学习。李晨出身于学者世家，父母都是原子能科学家。按他所说，他的父母和祖父母有著数不清的高等学位，而他自己却当上了默多克（Rupert Murdoch）旗下 [V] 频道中国台的音乐主持人。他说，家里人被他吓了一大跳。不过，收入还是挺高的，而且还有其他好处。今年 8 月的一个傍晚，微风习习，李晨出现在“风夏音乐季”晚会一万多名狂热的歌迷面前，这是 [V] 频道在上海郊区举办的一场热闹的音乐会。他头戴草帽，身穿闪闪发亮的背心，在台上一亮相便引起一阵尖叫。在台下，他被少女们簇拥著，争著要他签名。

高中缀学生春树聪明地把背叛当作职业。她今年 21 年，两年前因作品《北京娃娃》一举成名。这是一部有赤裸裸性描写的小说。这本书攻击中国的教育体制剥夺了年青人的激情，对那些在文革时期长大的中国人极尽轻蔑，说他们没脑子，只知道关心学习成绩。《北京娃娃》卖出了数十万册，受到中国各地怀有不满情绪的学生们的喜爱，最终被禁。

在北京的一家咖啡馆里，春树掐灭了烟头，情绪激动地对记者说：“少跟我说，我这样年龄的小孩有更多的自由，等到有一天，中国取消了那些愚蠢的升学考试，你再和我谈自由。”尽管咒骂学问，但春树看待问题却惊人的深刻。她对乔治•奥威尔、亨利•米勒和中国本土的鲁迅等作家的看法都颇有见地。不过，她总是在讨论名著的过程中突然转变话题，大谈体育品牌康威与耐克或是歌手考特尼（Courtney）与艾薇儿（Avril）之间的好坏。“在美国会有人认为艾薇儿真是个朋克吗？”她很想知道。“头发太软，皮肤太好，鼻子又小，真正的朋克没那样的。”

然而，春树也承认，把她自己说成是朋克也有疑问。最近，她在中国大型门户网站新浪网上写到：“我过去总把自己看成爱音乐、爱文化和爱理想的人，根本不关心时尚。但今天当我重新翻开《北京娃娃》，我意识到，我甚至比大多数女孩更在乎物质。我可能为了买一个名字好听的手包而花钱如流水。我会被电视广告所吸引，也爱炫耀自己。难道我穿著漂亮裤子，就不能谈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了吗？”

只要春树和其他青年的叛逆观点不涉及禁忌的话题，便不会引起中国守旧派的不满。她们可以自由选择买什么样的内衣，但不能讨论是否有权选择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当局感到安慰的是，舆论调查显示，通过在学校里不断进行爱国主义宣传，80 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对国家的奉献精神要强于 70 年代出生的人。

但是，消费文化的传播具有相当大的破坏作用。毕竟，共产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个人从属于集体，消费主义存在的前提则正好相反。北京的一家市场咨询公司国际市场研究集团（Research International）的吉尔伯特•李（Gilbert Lee）建议那些想赢得中国年青消费者的外国公司去迎合这些人对表现自我的渴望，编写出强调追求个性、自由和物质享受等价值观的宣传词。李认为，80 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与实行计划生育以后出生的中国人有著完全不同的偏好。前者更可能挑选那些能让生活更稳定有序的产品，而后者则想要突出自我，树立与众不同的个性，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代中国的孩子从小就受到溺爱，到了青春期，又天天要通过花钱购买衣服、食品、音乐和汽车这些方式来标榜自己。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要过多长时间，才会出现在财产权、税收、公共服务质量这些问题上争取发言权的呼声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沈杰认为，人们对小皇帝的担扰过分了。他表示，小皇帝们并没有退化，也不会去煽动革命。像别的地方的孩子一样，他们只想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沈杰说：“如果你按照从前的标准去评判今天的中国孩子，那么他们当然有差距。他们不愿受苦，也不习惯吃苦。”但那又如何？难道中国现在就需要那些能吃苦的人吗？这些孩子有别的能力。他们有创意，有主意，也有勇气去尝试新事物。这难道不能给人以希望？

译者: 吴文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