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的比尔•盖茨

90 年代初，按中国的俗话说，王志东“下海”了。这位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在一所废弃学校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学校在“电子一条街”附近，这条街因充斥著叫卖电子机算机配件的小摊而得名。王志东同几个朋友一道，编写能使微软公司（Microsoft）Windows 和 Windows 兼容程序在中文环境下运行的软件平台。到 1997 年，中国近 90% 的 PC 都安装了这种软件。后来，网站热来到中国，王志东决定把自己的公司变成一家门户网站。

王志东经历了 IT 创业者通常碰到的一些难题，比如资金缺乏、合同问题和惧怕微软等，但他也遇到了一些西方首席执行官从未见过的麻烦。例如，是否应该安装抽水马桶。1997 年，王志东公司的美国财务总监要求他在公司的新办公室里安装抽水马桶。听到这个要求，王志东吃了一惊。他从没在有抽水马桶的办公室里上过班，也不理解这位财务总监怎么就不能用中国的蹲坑。他说：“我们中国人习惯上这种厕所，我们管这叫｀中国功夫＇。”财务总监再三央求，说他每天下午三点都要借故离开，溜到酒店使用那里的厕所。

每当讲起这个故事，王志东就会笑得前仰后合。这家看不上现代化抽水马桶的公司在短短六年里成了新浪网，相当于中国的雅虎（Yahoo），营业额达到了 1.6 亿美元，付费用户数百万，市值达 11 亿美元（公司股票已在纳斯达克交易）。当然，公司的卫生间里也早已安装了抽水马桶。37 岁的王志东已经成为中国技术领域里的教父级人物。不过，他并不安心当这个角色：2001 年，王志东与新浪公司分道扬镳，创办了一家新公司─“点击科技”，王志东认为，他的公司只需有一种应用软件产品就能和微软、IBM、网迅（WebEx）、Skype 等公司竞争。

中国的发展就如同按住了快进键，其中变化最快的莫过于 IT 行业。中国曾经是通讯设施最缺乏的国家之一，而今它的固定电话线、有线电视用户和移动电话用户数量均位居世界前列。今年，中国人发送的短消息将在 5,500 亿条左右，比 2003 年翻一番。有人预测，在未来五年内，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

但中国并不只想消费，它还想创造和控制。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就已经瞄准了 IT，将之看作使国家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最有力工具（预计今年中国 IT 市场的营业额将达 280 亿美元，美国为 3,950 亿美元）。那么，激发出中国自己的电脑奇客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呢？别去理会什么共产主义，去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本主义吧。1992 年，一个高级别的委员会说，教育和科研是将 IT 技术注入经济发展的途径，立即有位高官予以纠正。据一本全面介绍中国技术政策的著作《龙腾数码》（Digital Dragon）介绍，中国某研究团体的主席李雪（音译）说：“只要强调发财和赚钱就行。”

如今，中国已经具备了赢得全球竞争力的各种条件：巨大的、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能培养数十万优秀工程师的优秀院校，廉价劳动力和创业的推动力。但是，中国的目标要远远高于与世界水平保持同步。它想要拥有自己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这样一个（甚至可能是一批）人，能凭借自己的见识与狂热缔造出全球知名、受人尊崇和畏惧的企业，让整个行业唯本公司马首是瞻。征服世界的公司并不是依靠什么委员会或政府指令就能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的 IT 业巨头们，如 PC 行业的联想公司（Lenovo）、电信设备行业的中兴通讯公司（ZTE），仍然和政府关系密切，还没有显示出能成为下一个微软的创新实力。没错，中国需要自己的盖茨。四年前，《生活时报》（Life Times）刊载了一篇题为《呼唤比尔•盖茨》（The Thirst for Bill Gates）的文章，文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金盛华殷切希望能有这样的人物出现：“有一天，当像世界级的超级企业家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出现在神州大地上的时候，将预示著中国时代的真正到来。”

几乎没人怀疑中国的时代已经到来。但这是否意味著盖茨也已在中国出现了呢？这正是我要考察的问题。7 月末，我用两周的时间采访了多位中国的 IT 企业家，其中既有刚刚开始创业的，也有王志东等几位曾经被同行和媒体冠以“中国的比尔•盖茨”头衔的人。尽管我并没有找到谁能实至名归地拥有这个头衔，但我的确发现了一批有可能孕育出比尔•盖茨的工程师、销售员和梦想家群体，他们人数虽不多，但却在不断壮大。中国的 IT 行业还不满 20 岁，但却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经历了好几代的传递，起初是充满美好意愿的爱国者，他们经过了筚路蓝缕的开创和竞争阶段，接著是抄袭美国商业计划的网络公司梦想家，然后是与世界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家，他们拥有创新理念和国际化的抱负。中国的 IT 业仍然面临许多障碍，比如管理缺乏深度，资本市场的限制也使新创企业很难筹集到资金，但是它们的进展速度之快已经该引起硅谷的警觉了。

我的翻译张丹提醒过我，“中国还没有比尔•盖茨。”她说，如果我一定要找，最好和王文京谈一谈。王文京是中国软件业的先驱，中国 ERP 软件的主宰用友集团（UFSoft）的创始人和董事长。据说，王文京拥有用友集团 55% 的股份，这使他的财产接近 2.15 亿美元。按美国的标准，这只是笔小钱，但在一个人均年收入仅 1,000 美元的国家里就不是了。

然而，一去采访王文京，我便立刻明白，他这里不是微软公司。用友集团距离北京市中心大约有一小时车程，在一个似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高层建筑区里。集团总部大厦的大厅里有一台指纹考勤机，一间职工食堂，大厅的墙上用中文写著公司最早的使命宣言。看看那是怎样的使命：“发展民族软件工业，提高中国管理现代化水平”。这比起苹果公司（Apple）的口号“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39 岁的王文京身材不高，但很健壮。他坐在会议桌后，身穿 Nautica 短袖衬衫，戴著一副银边眼镜。在他的背后有一座书架，上面摆放著他与比尔•盖茨本人的合影，这是前不久在微软到中国各地巡访期间拍摄的。我向王文京问起大厅里的标语，他笑了起来，说：“那是十年前提出的，当时我觉得公司的发展离不开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王文京 15 岁上大学，毕业后在一个名气很大的政府部门编写财务软件。1988 年，国家开始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王文京便辞职了。他与一位同事集资 6,000 美元，创办了用友集团。公司向政府部门和中小企业销售软件产品，没过多久就成为业内重量级公司。

起初，用友集团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1992 年中国政府降低关税并取消市场准入门槛，为盖茨以及其他西方 IT 巨头打开了大门。在那一年，微软和 IBM 都在中国设立了自己的首家办事处。为了应对变化，许多中国本土的 IT 公司决定搞多样化经营 [由中科院科学家创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四通集团（Stone Group）就曾改行搞水泥和糕点]。王文京坚守在了软件业，但他发现，要想与西方公司直接对抗绝非易事。截至 2000 年，中国软件市场的营业额达到了 13 亿美元，但却由美国人所主宰：IBM、微软、甲骨文（Oracle）和 Sybase。据技术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公司（IDC）统计，用友集团排名第七位，其市场份额还不到 2%。如今，王文京仍然是中国的一位重要玩家，但是他知道必须赢得海外市场才能维持增长。

90 年代末中国最畅销的书籍是《起来─挑战微软霸权》，作者是中国本地的 IT 分析师方兴东，他对微软公司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危险发出了警告。曾经受马桶困扰的王志东决心对微软采取既竞争又和好的策略，连微软的史蒂夫•巴尔默（Steve Ballmer）也为了加强双方关系数度走访过他。“在我的产品和微软的产品之间有一种微妙的舞步，”王志东说。“我们既合作又竞争。”但王志东也意识到，在争当“比尔•盖茨”的战斗中，盖茨大概还会是赢家。于是，他决定在微软公司尚未控制的互联网领域寻求拯救。像他这样做的不止一人。

互联网的兴起为中国带来了诸多益处，比如快速获取信息、突破本国的信息审查和浏览数量不断扩张而耗费时间的网页。它还带来了一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海龟。至少翻译张丹在我们研究采访安排时是这么对我说的。她担心我会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海龟”身上，而花在“土豆”身上的却不足。一听这话，我还以为是她的翻译把我搞糊涂了。但是经她解释，我了解到，1997 年网络公司的兴起，给中国的 IT 业带来了一场文化冲突。

海龟是“海归”的谐音，指“海外归国人员”，也就是那些是从前在海外留学、现在发现有机会回国施展自己才干和商业思想的中国学子。这些人让“土豆”（后来，雅虎中国的一位公关人员又把这个词译成了“土鳖”，一种大小如大些的南瓜的爬行动物）受到了威胁。许多“土豆”从未出过国，他们完全凭经验管理企业。而精明能干的海龟（至 1997 年，中国赴海外留学人员在 6.5 万以上）懂得如何融资和搞技术，他们不必时间浪费去了解业务。

我见到了中国最有名的海龟─门户网站搜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当时他正在向一群新员工谈论搜狐能发展到多大（公司市值为 5.4 亿美元）。30 名员工拥进了挂著他的照片的玻璃会议室。大多数新员工看上去刚刚走出大学，还穿著运动 T 恤衫和短裤，吸著酸奶。散会后，张朝阳解释说，他们都是计算机工程师，他们的工作是提高搜狐的技术。

技术不总是搜狐公司的核心内容。1994 年，张朝阳获得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物理学博士学位，他看到了网络在美国的发展，决心在中国开创一翻事业。他从朋友那里筹集了 22.5 万美元，于 1996 年仿效雅虎网站创办了搜狐。此外，张朝阳还从美国借用了另一个创意：他不仅把重点放在技术上，还放在他本人身上─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热爱商业的国度里的名人首席执行官。

从一开始，张朝阳就把每周五下午留给媒体采访。他喜欢为他们描绘互联网的影响力，也愿意与众人谈论自己在中国和美国的背景，以及把最好的技术带回祖国的承诺。夸夸其谈为他赢得了许多崇拜者，有公司的用户，也有政府官员，官员们希望张朝阳能够激励其他人。张朝阳还开始把那些自认为能引起别人惊叹的西方事物引入国内。有一次，他穿著溜冰鞋参加社交活动，还有一次卖弄起了自己的登山技术。有时，仅仅带一台新款电脑去参加会议也会让大家议论纷纷。张朝阳说：“如果我出场时带著一台笔记本电脑，人们就会认为我是个人物，”“由于我的事迹，由于我喜欢站起来说话，并且搞一些中国从没有过的营销，我只需用极小的成本就能让我本人和搜狐出名。”

其他在美国 IT 繁荣期间里唱不上主角的海龟也在中国发现了当明星的机会。北京大学毕业生李彦宏在美国生活了八年，获得过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硕士学位，后从事网页搜索算法的开发。他的搜索程序得到了专利，成为绩优股网络公司 Infoseek 的骨干技术。迪斯尼公司收购了 Infoseek，并更名为 Go.com，李彦宏意识到搜索将不再是公司的业务重心，于是决定离开公司。1999 年圣诞节，他回国创建了百度公司，这是专为急速增长的中文网页设计的搜索引擎。经过了两轮风险融资，他从 Draper Fisher Jurvetson 和国际数据公司等投资商那里募集到了 1,120 万美元，在硅谷开设了办事处，并将之作为公司进行程序设计和创新的基地。为了开设自己的中国总部，他还花了数百美元请中国当地的一家咨询公司帮助百度打通政府关节。很快，百度就成了中国当地门户网站的搜索服务供应商，其客户包括王志东的新浪、张朝阳的搜狐以及中国第三大门户网站网易。

本地的公司在这场游戏中唱起了主角，技术巨头看来终于现身了，但真正的本地人─即没有海外经历的本地企业家对此却是敬畏和不满之心兼有。周鸿祎，原方正集团的软件程序员，1998 年辞职，创办了 3721 公司。该公司可让用户直接在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中文实名，消除了本地网络应用的主要障碍。周鸿祎夫妻二人完全依靠妻子的工资生活，在北京一套租来的一居室里办公。与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三四位工程师，白天周鸿祎的床铺就成了大家的办公桌。他也曾听说过风险资本，却不知道怎样引起风险投资家的兴趣。看到一些他认为不入流的企业轻松得到风险投资，他气得发疯。“许多海龟背景很好，但是他们却没有创新的点子，”周鸿祎说。“他们只是抄袭一些美国的商业模式，拼凑出一项商业计划，突然间就拿到了几千万美元资金。”无奈之下，周鸿祎邀请每一位他遇到的海龟加盟自己的公司。“但这些家伙非常傲慢，”他说。“他们认为自己一两年内就能上市，获得数千万美元的资金。因此，他们根本不相信我的商业模式。”

这一点也不奇怪。毕竟，周鸿祎的商业模式在当时还是新生事物，而且在美国还有许多实验过的商业模式值得一选。在中国，已经涌现了数百家公司，它们看上去都有望成为中国的 eBay、Webvan 或是 iVillage。俞渝在美国学习生活了 11 年后，在 1998 年回国创办了当当网 [你就把它看成是中国的亚马逊（Amazon）吧]。她说，当时信用卡的使用还很有限（现在依然如此），不可能搞大规模的电子商务，但是就她所知，在她创办当当的时候，还曾有 300 家公司试图在网上售书。在中国，这些企业家被称作“跟屁虫”，即抄袭者。美国受到网络衰退的打击后，中国也迅速被波及。跟屁虫们被碾为齑粉。那些说服政府准许它们上市的公司遭受了投资者的重创。2000 年 4 月，新浪公司以 17 美元的股价在纳斯达克上市，在随后半年里股价下跌了近 60%；当年 7 月，搜狐公司的股价为 13 美元，半年以后跌到了 2 美元以下。

突然间，中国人变得似乎还是没做好挑战西方的充分准备。那些崭露头角的技术巨头又怎样了呢？他们中有许多人转而为那些希望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的美国人打工。去年，雅虎以 1.2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3721，让周鸿祎当上了总经理。今年年初 Google 购买了国内最大搜索网站百度的大量股份，据报导出价为 1,000 万美元，但李彦宏坚称，两家公司仍为竞争对手。

那些挽救了自己企业的海龟则实施了重大的改革，变得更加中国化。搜狐的张朝阳开始采用儒家式的管理思想：员工工作的动力不仅来自想发财或谋生（他说西方员工是这样的），还来自对上级的忠诚。如今，张朝阳和媒体打交道的时间少了，他要确保“在公司内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他的确在贯彻新政策，在我们最初约定会面的前一天，他取消了会见，因为他决定带领搜狐公司一个部门的全体员工去爬山。

从很多方面看，网络公司的兴衰对中国是件好事，它使全国的企业家们都接受了一次历时两年的 MBA 教育。整整一代人学会了怎样写商业计划书，如何吸引现金以及资本市场的运行方式。看著海龟们淡出，本地企业家也有了一定的自信心。如今的海归人士有许多还在失业当中，他们甚至得到了新的绰号：海待（带），指他们赋闲无事的状态。

当林林总总的新创企业被清除殆尽之后，一些过去被人忽略的公司突然冒了出来。正是从那时起，人们开始把陈天桥视为有可能冲击外国市场的人物，认为他是中国的创新和技术力量的象征。对陈天桥来说，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他掌管的盛大交互娱乐有限公司（Shanda Interactive）经营网络游戏，让游戏玩家年复一年在公司的游戏里塑造角色。

陈天桥与许多业内其他人不一样，他不是游戏玩家。他是一个商人，他认为自己看到了别人谁也没看到的市场。1995 年，陈天桥提前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这在该校历史上只有 18 人。他在一家国有公司干了几年，1999 年决定自己创业。“在中国，人人都想当官，”陈天桥说。“权力远比金钱更重要。但是我说，｀在未来五年里，将出现更好的机会。＇至于是什么样的机遇，我当时还不清楚，但是我却感到这将是一个失不再来的机遇。”

在妻子和弟弟的帮助下，陈天桥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业务─游戏、卡通漫画和虚拟社区。2001 年，网络热已进入行将熄灭的最后阶段，他认为，游戏是唯一看上去能成功的业务。陈天桥用尽了的最后一笔创业资金，以 30 万美元的价格从韩国购得了一款网络游戏的特许经营权。他心里很清楚，如果无法在三个月内实现盈利，他将彻底失败。两个月后，游戏出现了盈利。正如他所认识到的，中国消费者对网络游戏有著无尽的需求，而且由于担心盗版，西方公司还不想进入这个行业。即使现在，在中国上还几乎找不到 Xbox 或者是 PlayStation 的游戏盘，只要人们还能从街头小贩那里买到 90 美分的盗版游戏，这种情况就不会改变。陈天桥找到了解决办法：他免费向玩家发送游戏软件，盗版商也成了他的发送渠道之一。随后，他向游戏玩家收费，在付费后，玩家才能进入“Universe”与其他玩家对战。在中国，电子商务依旧无利可图，但他却想出了创造性的收费方法。他借鉴了从手机预付话费的做法，向消费者出售包含不等的游戏时间的点卡。

截至 2002 年末，盛大的营业额约为 4,200 万美元，净利润 1,700 万，同时在线的游戏玩家平均达到了 28 万人。显然，盛大找到了自己的行业以及不用模仿西方公司而取得成功的方法。曾著书评论微软在中国影响力的方兴东说：“盛大公司的业务是在一个全新的行业、全新的市场上发展起来的，面向本地消费者，它们没有遇到任何国际挑战。”方兴东还是技术研究机构互联网实验室的创办人。

如今，拥有八款游戏的盛大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网游公司，平均同时在线的游戏玩家数量为 120 万；而盛大的主要竞争对手网易为 23 万。盛大已经是一家强大的公司，引起了投资者的密切关注。今年 5 月，盛大上市，股价节节攀升。陈天桥与妻子拥有公司近 40% 的股份，价值约为 6.8 亿美元。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有的是大型游戏开发商，盛大的情形就好比在微软崛起的过程中同样面对著众多的软件和操作系统的生产商。陈天桥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远见卓识。盛大公司设在上海的公司总部占地约 4,400 平方米，好似加利福尼亚的大型住宅区。在公司大院内，有几面四层楼高的红色旗帜，上面写著陈天桥的名言。其中一面上写著：立足中国，依托亚洲，打造世界最大的互动娱乐企业。年仅 31 岁的陈天桥透露，他的榜样是一家美国公司：迪斯尼（Disney）。他认为，就像迪斯尼抓住每一项新技术而获胜一样，他也能够从游戏进军卡通、电影以及各种娱乐行业，也能从互联网转到移动电话、PC 和电视业，也能从中国开拓到亚洲其他地区、欧洲和美国。这全看他想让公司变得多大！今年 2 月，他隆重聘请微软中国公司前总裁唐骏担任盛大总裁。不过，对于自己是不是中国的比尔•盖茨，陈天桥含糊其辞。“我经常看到，媒体、报纸及电视上介绍说，｀此人就是中国的比尔•盖茨＇，”他坐在他宽敞的办公室里的沙发椅上说道。在他的身后，摆著一本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的《杰克•韦尔奇自传》（Jack: Straight From the Gut），他说这是一位外国员工送给他的礼物，他没看过这本书，也不打算看。他说：“中国没有比尔•盖茨。世上只有一个比尔•盖茨。我们尊重他。他是英雄。在中国，我们应该抓住每次机遇，不要去想谁是我们的比尔•盖茨。也许 20 年后能这么想。但目前，每个人只应关心自己能做些什么。”

技术行业中有些人忍不住去关注盛大。上海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New Margin Ventures）总裁冯涛多年来一直在利用外国资本收购公司（由于受到法规制约，本地风险资本家的发展艰难）。他说话实在，语速也很快，他一面吸著三五香烟一面说，陈天桥是有望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的企业家之一，因为盛大公司“正在改变该行业的生态系统”。他说，盛大出现之前，“游戏行业中没人能赚钱。你一销售游戏，就会有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麻烦，就会出现盗版问题。但是，盛大引进了许多新的理念，如预付费游戏卡。这并非异想天开，只要了解本地市场和具备很强的执行能力就行。它们改变了行业生态环境。因为有了盛大，网吧等许多公司的老板纷纷盈利。”

冯涛说，其他成功的中国企业在创业初期都模仿了别的公司，但盛大没有。如今，冯涛正在寻找自己的生态环境变革者。随后，冯涛向我们介绍了坐在他身旁的企业家龚虹嘉，一位衣著严肃的天使投资人。龚虹嘉最近的一次风险投资是三家相关联的技术公司，研究可以为移动电话等设备实时发送流视频的技术。冯涛认为这可能会改变行业生态环境。

中国企业家只有在获得政府许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大，但从目前来看，政府似乎既希望但又惧怕造出一个比尔•盖茨。今年夏天，国有移动电话公司动了真格，对搜狐、新浪等公司处以罚款，并暂停了这些公司通过自己的系统发送短信─这是绝大多数门户网站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表面上，这些处罚是对上述公司自作主张搞市场营销的报复。目前，游戏行业正想知道它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处罚目标。

不过，尽管让政府做它想做的事吧！中国的 IT 企业家已经见过太多，学到太多，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们。当陈天桥这样的人给他们提供了示范，他们便有了可以仿效的本地英雄。新一代人很快就不再会顾虑中国 IT 行业走得多快、多远。

事实上，29 岁的斯汀•梁（Sting Liang）还不十分清楚 IT 行业在过去都遭遇了哪些困难。他和另外两个年轻人共同创建了玩网（Wham Sports），一个以短信息为基础的网上虚拟体育联盟。在中国，对非奥林匹克竞技项目的关注才刚刚开始。梁和他的合作伙伴都穿著 T 恤衫和短裤，我问他们是否想过十年前自行创业会有多困难，他们看上去一脸茫然。他们的回答是：那时收回成本要容易得多。“我们就没那么容易，现在再也没有泡沫了，”梁说。他的两位合伙人（他们是在一个体育聊天室里相识的）均点头表示赞同。无论我怎样努力，他们也无法想象安装马桶的争论或者第一次感受微软的阴影是怎样的情形。他们只关心如何经营玩网，然后有朝一日把这个游戏引入日本或是别的什么地方。

对于已经奔 40 岁的业界老人的诉苦，梁根本不予理会，只把那当作失败者的哀鸣。他说：“成功了，大家不会说你经历过什么。失败了，我们就知道你肯定很痛苦。”三个人都笑了起来。此时的情形，在上海或是硅谷都会出现。中国也许没有自己的比尔•盖茨，但是她却拥有这些年轻、骄傲、坚定的企业家群体，他们眼里只有无限的未来。这和美国完全一样。

译者: 钱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