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是一个对演变中的管理职能有深刻理解的经济学家

    作者: 胡泳

    18 世纪初，一系列的事件对管理实践发生了重大影响。这些事件中较重要的有: 城市的发展、专业化原则的应用，以及工业革命的启动。

    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已十分敏锐地触及有关城市的问题。他在书中由衷地赞扬德国城市: “德国的各个城市是享有完全自由的，他们的农地很少，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就服从皇帝。但是他们既不害怕皇帝，也不害怕在他们邻近的其他任何统治者，因为他们已经做好了城防工事，以致谁都知道要攻陷这种城市定将旷日持久，困难重重。因为所有这些城市都筑有适当的壕沟与城垣，配备足够的大炮，在国家仓库里经常储备足够一年之需的粮食和燃料。除此以外，为著使老百姓得到温

    饱的同时国家也没有损失，他们总是有办法在一年中让老百姓可以在关系该城市命脉的劳动中和供给老百姓衣食的行业中工作。加之，他们还十分重视军事训练，而且制定许多关于保持军事训练的规章制度。”

    他暗含而未明说的是，未来的军事、政治力量的重心不在教廷，也不在封建领主所控制的乡村，而在城市。据黄仁宇的分析，中世纪的自由城市不受封建领主直接控制，市民有自治权，内部的管理以工商业的条规作基础，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的趋向。马基雅弗利强调这些自由城市的理想状态，已为日后资本主义奠立基础。

    上面的引文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总是有办法在一年中让老百姓可以在关系该城市命脉的劳动中和供给老百姓衣食的行业中工作。”这实际上开启了城市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地位不断攀升的进程。在农业时代，乡镇市集为农户进行交易的场所。现代城市兴起，成为人口及经济活动集中的地方，实源于机器大工业。由于机器被广泛使用，农业的生产力得到明显提升，令更多来自乡村的劳动力可投入城市工作。与此同时，工业化及分工制度，使城市之内及周围建立了很多大规模制造企业，并成为众多工厂的基地及工人的居所。人口由此离开农业地区，在工业城市里集中起来。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大半，到 1811 年，从事农业的家庭下降为 89.6 万户，占全国总户数的 34.7%，1831 年再降为 27.7%。而城市人口则飞速增长，大城市不断增加。

    流通对城市的兴起和繁荣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城市的基本功能。“有商则活、无商则衰”，城市历来都是“珍异所聚”、“商贾并辏”，没有发达的流通业根本就不成其为城市。因此，城市是生产方式变化的结果，更是交换关系变化的结果。

    在18 世纪的欧洲，城乡之间，确切地说，在城市职业和农业劳动间，界线是十分清楚的。亚当•斯密明确指出: “在进步的社会中，农民一般只是农民，制造者只是制造者。而且，生产一种完全制造品所必要的劳动，也往往分由许多许多劳动者担任。”

    对许多人来说，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同义语。但是，他的《国富论》对管理思想也做出了很多贡献。此书的前三章对劳动分工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以制针为例，亚当•斯密阐释了劳动分工的效果。由于分工的发展，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 而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一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懂得怎样使用专门制针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么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 20 枚更是决不可能。但按照逐步发展出来的经营方法，不但制针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还被分成若干部门，其中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 18 种操作。有些工厂中，这 18 种操作分由 18 个专门工人担任。当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门。斯密观察过的一个小工厂只雇用 10 个工人，他们虽然很穷困，必要的机械设备也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制成 12 磅针。

    斯密分析了由于劳动分工而导致产量增加的三个原因: “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 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 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这种推动力量被称为“斯密动力”（the Smithian Dynamics）。斯密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高生产率，即每个人生产其最适宜生产的产品，然后与他人交换，从而在市场上获得较丰的利润。他提出的制造业中的职能分工，对现代工作简化和工时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斯密是一个对演变中的管理职能有深刻理解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