措手不及的美国 - 财富中文网

这是一场当代美国人从未遇到过的自信危机。衣阿华州牛顿小镇的居民一觉醒来，听到了这条令人沮丧的消息: 一家中国企业─它叫什么？海尔？那是中国名字吗？─要买下当地最大的雇主、赫赫有名但每况愈下的美泰家用电器公司（Maytag）。两天后，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家庞大的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强行参加竞标，要买下美国的优尼科石油公司（Unocal）。紧接著的下一天，一艘货轮在中国的新沙港装上了第一批运往西方的中国造汽车，要去和惨淡经营的底特律老牌汽车巨头的产品一争高下。

这些都是在一周内发生的事情。而且，就在两个月前，大多数美国人从来没听说过的一家中国公司接管了过去由 IBM 公司拥有、因管理不善亏损几十亿美元的个人电脑业务。

“美国还有竞争力吗？”这个问题已经成了美国最新的头号心病，成了酒吧和董事会议室里激烈争论的话题，成了由自由派的进步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保守派经济学家托德•巴克霍尔兹（Todd Buchholz）和无数个院校与扶轮社主办的研讨会及发言的题目。这个问题基本上问得对，但不完整。我们正在为出了差错的事情忧心忡忡。问题不在于中国的公司威胁到了美国的公司，而是美国的工人无法与中国─或印度、韩国─的工人竞争。真正的问题是: “美国人有竞争能力吗？”

风险是巨大的: 受人尊重的分析家们认为，美国的生活水平经过几十年的稳步上升后，可能会停滞不前甚至下降，这是有可能的─不是肯定，而是有可能。更令人担忧的可能性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变得越来越穷而不是越来越富裕，某种形式的国内甚至全球性政治危机就会接踵而来。

至于所有这些可能性之中的重大问题─我们有竞争力吗─眼下并没有现成的答案。那些主张“别担心、要振作”的人指出，上一回在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准备打败我们的时候，美国人那次举国撕心裂肺的哭喊到头来只不过是杞人忧天。我们和过去一样，适应了形势并且发展兴旺了（而日本却没有）。可是，今天的形势与以往完全不同，我们很难用当年的经验来为自己宽心。

我们没在像以往那样建立自己的人力资本。我们的小学和中学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我们的大学仍然很出色，但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正在把学到的东西带回国内。其他国家的科技和工程方面的毕业生正在成倍地增加─为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而我们的毕业生人数却在下降，其中部分原因是我们觉得这些专业很乏味、一点不酷。而我们的文化推崇的就是酷。

没人在说美国人不能适应并且再次取胜。可是，检查一下我们现在对新兴的全球化经济所做的准备工作，似乎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没准备好。

为了更好地了解美国人是否注定会成为躺在世界经济海滩上旁观的骨瘦如柴、可怜巴巴的笨蛋，我们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弄得更精确些。谁受到的威胁最大？为什么？美国要想在新经济世界上变得更强大，需要做些什么？什么样的政治力量会推动─或破坏─进步。

许多偶像级美国企业─如可口可乐（Coca-Cola）、宝洁（Procter & Gamble）、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早已把它们大部分业务和就业机会转到了美国境外。相反，一些你能想到的最具美国特色的品牌─海尔曼（Hellmann）色拉酱、吉普车、BV 加州葡萄酒─却落到了非美国公司的手里 [它们分别是联合利华（Unilever）、戴姆勒－克莱斯勒（DaimlerChrysler）和帝亚吉欧（Diageo）]。使这一情景变得更加复杂的是，许多美国公司的产品是在美国之外生产的─美泰牌冰箱不再产自伊利诺伊州的盖尔斯堡，而是产自墨西哥; 同时，许多非美国公司却在美国制造产品─你新买的丰田也许就来自肯塔基州。再看看这几个复杂的情节: 你的戴尔牌手提电脑可能是用美国公司在泰国生产的元件在马来西亚组装的。

事实上，各大公司早就跨越了国界，全球化向它们提供了许多机遇，也给它们带来了同样多的问题。全球化越来越使它们随心所欲，在任何地方聘用雇员、获取原料和销售产品，而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件好事，不管公司是在哪儿注册的。

对美国工人来说，全球化是一个麻烦得多的问题─远比他们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情况更为严重。迅速变化的经济形势正在把他们许多人推到了全球劳动力竞争的前沿，而他们当中有数以百万的人眼下却赢不了这场竞争。

改变这场游戏的是三大因素。第一，世界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信息，即那些必须加以分析、处理和传播的数据。比如软件、金融服务和媒体业。第二，处理这些数据的成本─亦即计算和电信的成本─急剧下降。大量的经济活动可以在几乎任何一个地方进行，至少从理论上讲是如此。

第三个因素是把理论变为现实: 低成本国家─不光是中国和印度，还有墨西哥、马来西亚、巴西，等等─都在培养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完全有能力为信息化经济工作的年轻人。中国今年大约有 330 万大学毕业生，印度将有 310 万（他们全都能讲英语），而美国只有 130 万。在工程领域，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将达到 60 万，印度有 35 万，而美国只有 7 万人左右。

结果是，认为外包只影响到制造业工人和客户服务中心接待员的许多美国人很快就不会这么想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展，因为信息化服务是美国经济的核心。由于美国的就业大军有 76% 在服务业，因此在所有的大国当中，美国经济的信息密集型程度最高。当然，这些就业机会中有许多是无法外流的，如厨师、理发师、公用设施维修工和橄榄球队员; 还有许多从事其他职业的人知道，他们是不可能被取代的，即使对方是印度班加罗尔最聪明的家伙。

但是，越来越多的其他服务业工作就不那么保险了。人人都听说过，印度和其他地方的保险理赔员、会计师和病史记录员夺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因为他们干同样的活，拿的钱却要少得多。更令人吃惊的是，流到境外的工作的价值正在稳步上升。摩根士丹利公司（Morgan Stanley）雇用了印度的债券分析师，这些令人可畏的分析师动辄能使公司净赚或亏损数百万美元。德州仪器公司正在进行其开发下一代芯片项目中的关键阶段─它把自己的未来押在了这个极其复杂的项目上─而且是在印度进行。美国计算机编程员的年收入在 10 万美元以上，但他们现在正在失去工作，因为让印度人和中国人干同样的活只需出五分之一甚至更低的价钱。

问题的要点是，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通过大量的调研做出预测说，某些行业可能会变得面目全非。在整个全球软件业，49% 的工作从理论上说可以外包到低成本国家; 信息技术服务业则为 44%。在其他行业里，工作外流的数量可能相对较小，但也会大到可能造成重大经济脱节和混乱的程度: 全球有大约 25% 的金融业工作、19% 的保险业工作和 13% 的医药业工作可能外流。

如果不看行业，单看职业，某些领域将再也不会像现在一样了。据麦肯锡推测，52% 的工程师和 31% 的会计师职业很有可能流向海外。

麦肯锡把所有这些数字相加后得出的结果是，从理论上说，美国大约有 960 万个服务业工作机会目前可能流向海外。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假如所有这些工作真的外包到国外去了，美国的失业率将会从 5% 猛升到 11.4%。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不是所有这些工作都会流失。有些公司并没有大到非得这样做的程度。还有些公司的信息技术系统太陈旧或是太混乱，不适合将其工作外包出去。有的管理人员干脆就不喜欢这个主张。

据麦肯锡研究所的推算，到 2008 年，实际上大约会有 410 万个服务工作机会将从高工资国家流向低工资国家。它没有对美国的情况做出预测，但其他机构这样做了。福雷斯特研究所（Forrester Research）的预测是，到 2015 年将有 340 万个白领工作外流。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则认为，这一数字会大得多，也许达到 1,400 万。

就连这些数字也可能太低了，因为它们依据是对现有企业规划的调研和当下发展趋势的推测─这些预计数字总是靠不住的。百森学院（Babson College）的托马斯•达文波特教授（Thomas H. Davenport）认为，工作外包将会由于某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原因而变得极为容易发生和更加普遍。达文波特发现，工业集团和专业机构正在加快采购和帐目往来的标准化，从而便于它们进行测量和估算。他说，如果实现了这一点，“外包的低成本和低风险将会加快工作机会外流。”

降低美国工资的压力，可能比诸位想象的还要紧迫和严重。人们很容易这样去想: 庞大的美国经济还不可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一压力; 外流的白领工作职位总数目前很可能还不到 100 万个。不过，用不著失去许多工作机会，就会使整个经济产生连锁反应。

为什么？大多数美国工人在其工作流往海外后会设法找到新工作，也许去别的行业或干别的职业。所以，任何工作的外流都会产生重新寻找工作的人群，这些人往往会导致工资水平下降，即使在工作机会还没有外流的行业里也是如此。更为要紧的是，单单是工作外流的威胁就足以使工资水平下降─世界各地人数不断增加的熟练工人大军正在向许多职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供应，而永的市场规律是，当供应增加时，价格就会下降。这种情况已经在所有其他市场─食品、服装、微型芯片、家用电器，等等─上发生了。劳动力市场怎么会例外？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已经看到这一情况在发生。他们指出，去年在美国经济中出现过极其古怪的现象: 包括工作和福利在内的平均报酬水平下降了。这种情况十分罕见; 上一回发生时是在十四年前。更重要的是，它一般发生在经济衰退期间或前后，或生产率停滞不前的时候。可是，去年的情况并非如此。生产率提高了，经济增长了，失业率很低而且继续在下降。每个指标都显示工资应呈强劲增加的势头，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眼下，一些全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哈佛大学的教授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B. Freeman）和摩根士丹利的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认为，在新近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上，海外劳动力供应正在压低美国的工资水平，而且这一情况将持续数年。

中国和印度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在以另一种方式对美国的生活水平形成威胁。看似矛盾的是，这不是因为他们最终都会给美国雇主打工，而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在自己国内的企业里找到了工作。如果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科技和工程方面的优秀人才，这对于美国就是一个问题。

诸位可能会问: 我们为什么经常提到工程学而不是法学、医学、文学或哲学方面的中国毕业生？为什么那么重视这一部分读书人？工程学的确重要，但生活中除了技术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对吧？当然对。但问题─对美国和西方则是一个大问题─是，没有领先的技术优势，能有经济上的优势吗？

许多经济学家会说: 不能。“除了科学技术之外，根本没有别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说。他指出，在 17 世纪科学革命开始之前，差不多每个人都刚刚能维持温饱。前后三个世纪的科学大发展是发达国家如今过上富裕生活的根本原因，而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和西欧─的生活水准仍然是最高的。

所以，面对可能压低美国工资的世界经济，回应的关键招数是维持技术优势─不断创造其他国家工人目前还干不了的高价值新工作。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有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是，许多亚洲国家最出色的学生选择留在国内而不是来美国读博士，正如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一不断上升的数字所表明的那样（见附表）。这些外国博士生一向是推动许多美国最成功、最有创新性的技术公司发展的因素，现如今，这样的人我们能得到的越来越少，别的国家得到的越来越多了。

也许更糟的是，在那些仍然来美国读博士的学生─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准备回国效力。在经济发展速度两倍或三倍于美国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优秀学生在国内看到了巨大的机遇。甚至连已经在美国站稳脚跟的外国人都在纷纷回国。“我有许多朋友要回国内，”伯克利加州大学哈斯商学院（Berkeley's Haas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戈德温•黄（Godwin Wong）说，“他们要辞掉这里的好工作，因为他们在中国能赚更多的钱。”

对美国来说，技术领先地位一旦失去，可能就再也夺不回来了。没了这个优势，你几乎无法在这个各国经济密切相联的世界上阻止各国生活水准拉平的趋势。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会上升，而─至少在眼下─美国的水平则会下降。

把这些趋势放在一起看，总体情况对美国很不乐观。尽管美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强的经济体，但许多美国人─从钟点工到公司首席执行官─都有一种像是被人往脸上踢沙子的感觉。他们明白应当好好练一下肌肉，去和海滩上那些踢沙子的家伙比试比试。而且，他们竟然对如何去做有著惊人的一致。

无论你去问谁，对方提出的第一条对策都可以概括为一个词儿: 教育。在由技术优势决定胜负的经济世界中，教育是头等大事。这对美国来说就是个问题。我们的四年级小学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是世界一流的，可是到了九年级，他们就落后了（见附表）。正如比尔•盖茨（Bill Gates）所说的: “这不是制度中的一个偶然现象或缺陷，而是制度本身的问题。”

好在我们以前就对这个制度进行过改进。一个世纪前，随著美国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一场所谓的中学改革运动席卷了全国。大小城镇的领导者认识到，大多数人接受的八年制教育体系已经不够了。他们建立了高中、选派了教师，但拒绝照搬欧洲的模式，因为欧洲制度只培养少数年轻人去上大学，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就去工作、过日子了。这是一个革命性理念，尽管许多欧洲当局却认为这样做很愚蠢。但是，正如哈佛大学的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劳伦斯•卡茨（Lawrence F. Katz）的研究结果表明，到了 1940 年，美国无疑已经成为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这是它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获得经济霸主地位的关键因素。

我们在 1958 年又一次对发生变化的世界做出了反应，那是在苏联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而我们的火箭老是在发射场上爆炸之后。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由联邦政府拨款用于数学、自然科学和外语教育。这一措施和美国民众对外来威胁的反应一起发挥了效用。我们登上月球，科学和工程学得到了重视甚至受到崇拜，进而在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领先优势。

如今，我们需要再次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作为世界首富之国，我们当然不缺所需的资源，但我们似乎缺少这方面的意愿，而我们的许多竞争对手却在一心一意发展教育。在中国，中学生普遍都在早上七点半去上学，一直上到中午，下午从两点学到五点，晚上又从七点学到八点半。相反，美国数以百万的家长却愿意让孩子去花上几个小时逛商场，或是在 Xbox 游戏机上玩《汽车神偷》（Grand Theft Auto）游戏，或是收看音乐电视频道播出的流行节目《破车大变样》（Pimp My Ride）。诚然，许多中上层社会的家长住在有优秀学校的富人区，他们还使得像西尔万学习中心（Sylvan Learning Centers）和功文补习学校（Kumon）之类的私营培训公司成为发展迅速的企业。但是，对广大中产阶级和下层社会的人来说，一流的 12 年制教育却可望而不可及。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进行这场改革的途径是，立法机关为公立学校设立高标准，使这些学校更加对得起学生家长。不过，即使这个理念变成了普遍行动，改进教育是否能维持美国的经济优势，这一点尚不清楚。如果能使我们中学生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分数达到韩国的水平（这将是了不起的成就），那么，我们充其量不过是做得和他们一样好─但他们的学费仍然比我们低。

另一个同样得到广泛支持的解决方法是移民制度的改革。美国经济优势得以维持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它吸引了全世界最聪明、最有抱负的人; 可是美国的现行移民法规对家庭团聚的重视远远超出对人才、智力和资历的重视。假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现在想移民，但在美国没有亲戚，他可能要排在几千个没上过几年学但在美国有亲戚的体力工人后面。在这场全球经济竞争当中，这种政策似乎很荒唐。硅谷传奇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John Doerr）建议，在每一个在美国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的证书后面钉上一张绿卡（即永久居留许可证）。可是，美国的移民政策正在朝著相反的方向去做。允许具有高级资历的外国工人在美国居留六年的 H1-B 签证发放数量，已经从每年 195,000 份减少到 65,000 份，这是因为 9 11 事件后出于对安全的担心。

美国如果想保持技术优势，还应增加用于研发项目的开支。美国发明之未来特别委员会（Task Force on the Future of American Innovation）是一个由学术团体、高科技公司和行业协会组成的机构，它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得出结论说: “美国在研究和发明上仍然居世界首位，但是，我们正在迅速丧失这一优势，而我们的全球竞争对手可能会迅速赶上我们。”六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国、爱尔兰、以色列、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的研发开支总和将在几年内超过美国。美国的工业研发开支在继续增长，但其中的 71% 被用于产品开发上，而不是用在发明半导体和激光之类的基础研究上。三十年来，联邦政府的自然科学研究基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一直在下降。由首席执行官、大学校长和劳工组织领袖组成的发展竞争力理事会（The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希望联邦政府大幅增加科研投资，使之达到 GDP 的 1%─约每年 1,100 亿美元。

美国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不再是世界一流的，尽管这听上去不可思议。在每百人拥有的宽带接口数量上，我们在全世界仅排第 12 位。诸位如果了解得再深入些，就会发现情况更加糟糕。韩国不仅拥有更多的宽带用户（全球排名第一），网络运行速度也比我们的快得多，而且不仅可以通过光缆、还可以通过几乎所有的手机上网。说起移动通信设施─别提了。去世界各地旅行的人都知道，按照国际标准，我们的设备太差了。

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可是一个力不从心的工程，而且即便解决了，可能也无法使美国工人在当前的全球劳动力市场上与人竞争。原因还是成本问题。除西欧之外，美国工人的报酬比几乎任何国家的同行都要高出不知多少。所以，他们必须面对也许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重大的问题: 他们的劳动怎么会值那么多钱？

随著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不值这么多（至少从短期来看是如此），这一结果可能会引起政治风波。保护主义思潮正卷土重来。今年年初，由于不再实行全球纺织品配额，美国迅速失去了 17,000 个工作──这在一个有 1.41 亿名工人的国家里微乎其微，这时，当局发现贸易协定里有漏洞，立即重新实行了限额。来自纽约州的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参议员拿出了一项提案，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征收 27.5% 的关税，有五名共和党参议员作为共同提案人在上面签了字。对美国影响甚微的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entral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迟迟得不到国会的批准。（如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拿到今天来批准，在华盛顿谁也不相信它会通过。）

尽管这一切听上去都这么令人悲观，但重要的是，别忘了这种悲观情绪对美国经济的预测向来很差劲。许多曾经帮助我们应对以往困难的要素如今依然存在: 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市场以及不畏失败、继续前进和接受新思想的文化。美国的公司并没有止步不前。奥斯汀的一家商务软件公司 Trilogy 差不多在三年前就认识到，在美国雇用编程员不合算，因为它能用五分之一的价钱在印度雇到这类人。于是，它提出帮助公司里的美国编程员学做更高级的工作，成为业务专家来帮助公司客户赚更多的钱─比如，向固特异公司（Goodyear）介绍如何更加明智地为其生产的轮胎定价。一般来说，学做更高级的工作，正是美国工人的唯一出路。

那么，这到底都是些什么样的工作？谁也说不好，虽然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必慌张。经济危机很少会提出它自己的解决方法，但解决方法通常自然会有的。当美国经济在 80 年代经历那场重组难关时，数百万中层经理丢掉了工作，不知以后如何是好。可是，一些前所未闻的行业（如移动通信、生物技术、互联网服务等）发展起来了，到了 90 年代中期，失业率降到了几十年来最低的水平。

这就是历史经验。它给我们的是希望，而决不是保票。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早晚有一天会形成对每一方都更有利的平衡。由于全球性资源配置将使其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价格会降下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最终会全面提高。别忘了，美国当年的崛起并没有使欧洲变穷。相反，每个大洲的成功都有助于其他大陆富裕起来。

美国今后会怎么样，取决于工人们将如何行动。Trilogy 公司首席执行官乔•利曼特（Joe Liemandt）回想起了当年他告诉编程员们不再需要他们编程时的情景，他说: “我们告诉他们，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来回应: 他们可以走人、可以拒绝接受或是和我们一起学习新技术。这三条都有人走。”

现在该是美国对这场全球性挑战做出迅速、有力的回应的时候了。思科公司（Cisco）老板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说得很坦率: “我们没有竞争力。”从哪儿开始？竭力主张提高美国竞争能力的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认为，教育“是美国经济中最重要、也是最混乱的一部分。”他主张从教育入手。通用电气公司（GE）老板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抨击了美国新近实行的限制学生签证的规定。其他人则把目标首先放在增加研发支出或改进宽带设施上。不过，最大的挑战将是改变现在的文化，因为它既不重视教育，也不像过去那样为了将来舍弃现在─或是至少像我们的竞争对手那样去做。另外，诸位最好相信美国商界是有用武之地的─经过因网络经济崩溃和丑闻缠身后的多年沉默，更多的公司领导人应当鼓起勇气当开路先锋。

虽然乐观向来是预测美国经济的最佳向导，但当今形势是史无前例的。全球产品市场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并且在继续扩大。全球资本市场仍然在发展─优尼科公司和美泰公司，你们可要小心啊！但是，全球劳动力市场从整体上看则是一个新情况，它可能会改变一个国家，不论是变好还是变坏。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商业、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文化上做出回应，这将以最为深刻的方式重新塑造美国。

重返校园 - 山姆大叔能帮忙创造新职业吗？

46岁的朱丽•贝特曼（Julie Bateman）曾是一位出色的员工。她在国民纺织品公司（National Textiles）干了 20 年，主要负责质量控制。她有一种几乎超出常人的视野和对空间的敏感性: “我根本不用去想就能把工作做好。”后来，和 1995 年以来三百多万个失去工作的产业工人一样，她被裁员了。但是，与许多其他失业者不同的是，贝特曼还抱有一线希望。她在行业调整援助项目（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TAA，这是联邦政府为因行业调整而下岗的工人设立的重点项目）的帮助下，正在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 X 光技师。这个每年花费 10 亿美元的项目资助 75,000 名参加者学习两年的大学课程，并且在这两年当中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时间里向他们提供失业补贴。两年后，他们就得靠自己了。

这似乎是一个帮助那些并非因个人过错而蒙受新全球经济之害的人的好办法。可是，效果如何？并不好。行业调整援助项目还没有追踪调查参加者的情况，据劳工部估计，只有 60% 的 TAA 项目毕业生获得了重新就业。[全国的就业率为 95%，劳动力投资行动（Workforce Investment Act，这是一个范围更广的青年工人培训项目）估计的就业率则为大约 80%。] 在采访过程中，许多 TAA 项目毕业生告诉《财富》杂志，他们及其同伴们最终找到的是零售等行业里一些地位低下的工作，工资低得可怜，福利几近于零。他们为什么只能找到这些没有出息的工作？许多参加该项目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一技之长，可是要把他们培训到胜任需要高级技能的新职业的程度，则需要好几年时间。贝特曼在弗吉尼亚州马丁斯维尔市帕特里克亨利社区学院（Patrick Henry Community College）TAA 培训项目的一些同学在工厂干了一辈子，他们的数学、英语和写作还达不到小学五年级的水平。这就产生了一个两难的问题。这些学生补课的时间越多，他们上大学专业课程的时间就越少; 补课的时间越少，学习大学课程的基础就越差。此外，他们如果去打零工，就会失去一部分 TAA 项目给他们的资金补助。

“总体上说，政府资助的项目效果都不好。”布鲁金斯学院（Brookings Institution）专家罗伯特•利坦（Robert Litan）同意大多数学术界人士的观点。“最好的方法是在工作当中进行培训。”那么，是否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白宫正在敦促有关机构把资源集中到有实效的培训项目上去。圣克鲁斯加州大学的劳动经济学教授洛丽•克莱策（Lori G. Kletzer）和布鲁金斯学院的利坦认为，政府应该扩大培训的普及面─并且考虑通过工资保险或工资加福利补助的方式，向他们提供更加直接的临时收入。从理论上讲，这将鼓励人们从夕阳经济区域向新兴城市迁移，并且有助于加快在职培训。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格雷戈里•曼昆（Gregory Mankiw）以及其他一些专家则建议，设立由政府出资的再就业账户，工人一旦被裁员便可动用账上的钱。

所有这些建议对朱丽•贝特曼来说似乎都已为时太晚。她参加了弗吉尼亚州马丁斯维尔市的 TAA 项目仅仅七个星期，就决定放弃学习，去拿一个不那么高级的 IT 证书。在此同时，她还得努力摆脱不时产生的恐慌感，因为她面临著这样一个压力: 必须在失业补助用完前找到一个好工作。“我正在努力，”她说，“让我的脑子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运转。”

Peronet Despeignes

远大前程 - 印度的中学生有宏大的抱负和与人一争高低的自信心

你的孩子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全球性竞争？看看 15 岁的萨克沙姆•卡尔瓦尔（Saksham Karwal）就知道了─他和你可能见过的任何一个高智商美国人一样聪明、有创造力，但可能多一点压力。他说: “我们拥有最好的人才，我们能战胜任何人─谁也甭想走在我们前面。”卡尔瓦尔想去一流的印度理工学院学习工程学，拿到 MBA 学位后加入“一家好公司”。他的父亲以前是一家跨国家庭用品公司的高级经理。在社会阶层另一端的例子是阿马尔•纳思（Amar Nath），他从来没有进过常规学校，而是刚刚开始学习读书写字，但却有著和卡尔瓦尔一样的愿望。纳思在德里的一个市场─他以前在那里当搬运工─上遇见“上层社会的人”之后，意识到“学会讲他们那样的英语是推动我学习的一个基本动力”。如今，他想自己开一家旅店或饭馆，从印度日益发展的消费社会中受益。

这一类十几岁的孩子并不罕见。自从印度在 14 年前实行经济开放以来，印度青年的自信心迅速增强。这给了他们好好上学的动力─也是出于没有社会保险制度所造成的不安全感。“在美国，由政府提供失业和社会保险，”卡尔瓦尔说，“而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

他们还感受到了来自父母的无情压力。阿伦•卡普尔（Arun Kapur）说，“父母给他们设立了严格的目标，他们也觉得必须去实现这些目标。”他在德里开办了瓦桑特谷学校（Vasant Valley）─卡尔瓦尔就在那里上学，每年学费为 960 美元─和供穷孩子上学的里廷贾利（Ritinjali）“复读”学校，纳思在这所学校里读书。瓦桑特谷学校的设施没有学费更贵的德里美国学校齐全，但它的学生考试成绩更好，并且得益于严格的印度教育制度: 学生不允许借助计算器或电脑做题。“在加拿大，学生太依赖笔记本电脑了。”15 岁的丝瓦蒂•戈亚尔（Svati Goyal）这样说，她作为交流学生在加拿大住了三个月。她的目标是: 去伯克利的加州大学或麻省理工学院（MIT）学习核物理，拿一个博士学位，然后开办她自己的实验室─在印度。

印度人对成绩和成功的关注也许太过分了。印度的父母们不主张孩子学文科，因为大学在录取学生时不考虑文科成绩。15 岁的高个孩子希夫•莫汉•杜特（Shiv Mohan Dutt）兴趣广泛，下棋和体育都在瓦桑特谷学校里出类拔萃，他希望能多学些课程。他说，印度理工学院“不培养样样都好的人”。他在一家工程公司实习时被人称做“希夫 93”─这一数字代表他良好的学习成绩，但他认为这样看重成绩是不对的。媒体广为报道学生紧张地等待考试结果以及经受不了这种压力而自杀的事件。（在孟买，仅在今年就有六名学生在期终考试前自杀了。）但是，生存下来的是强者。“你如果努力了，”丝瓦蒂•戈亚尔说，“就会获得成功。”-John Elliott

译者: 王恩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