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革命，新兴的中产阶级，蒸蒸日上的经济……但一些基本问题还有待解决

    作者: Clay Chandler

    维贾伊•马尔雅（Vijay Mallya）眼睛布满了血丝，领带歪在一边。在自己的波音 727 飞机用真皮装饰的休息室内，他盘腿坐在吧台前大声宣布，过去的 23 个小时“是最最伟大的一天”。这位 49 岁的酒业大亨凌晨三点起床，从孟买飞往加尔各答会见 Shaw Wallace 公司的投资者和员工。2005 年 3 月，马尔雅的联合酿酒集团（United Breweries Group, UB）收购了这家竞争对手。这笔价值 3.7 亿美元的收购交易结束了双方历时 20 年的拉锯战，UB 因此成为仅次于蒂阿吉欧（Diageo）的全球产量第二大酿酒商。当天早些时候，马尔雅以征服者的姿态参观了 Shaw Wallace 公司总部，他向股东慷慨陈词，并回答了一连串问题。

    现在，马尔雅在凌晨两点回到了孟买，这是马尔雅的时间。他一边大口喝著红酒，一边沉思自己成功的秘诀，那就是他了解印度现代消费者渴望得到什么。“过去所谓｀做印度人，买印度货＇的谬论如今已经过时了，”他轻蔑地说，“印度人的思想开放了，他们更自信了。”所以他的 UB 品牌是“年轻的、积极进取的印度的自由选择”。公司的宣传口号很简单: “人生只有一次，因此尽情享受吧。”

    印度 11 亿消费者中很少有人能像马尔雅那样生活─他拥有两支足球队、一马厩的纯种马、成队的豪华汽车和游艇。此外，还有三架飞机，以方便他在班加罗尔、孟买和果阿的宅邸间往返。但毋庸置疑的是，如今印度人的生活已经远远好于过去。在出口额不断增长的带动下，去年第二季度印度经济增长了 8.1%，在截至 2005 年 3 月的财政年度里，印度经济的增长率达到了 7.1%。经济学家预计，尽管全球石油价格急剧增长，印度经济今年的表现至少将与去年持平。一大批豪华购物商场在班加罗尔和新德里郊区涌现，这表明印度中产阶级的兴起。突然间，分析人士和投资者开始用对待亚洲其他新兴经济巨人的语气来谈论印度。里昂证券公司（CLSA）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庞大的经济体合称为“中印”（Chindia）。报告指出，到 2020 年，这个经济联合体消耗的自然资源将达到全球资源消耗总量的一半，同时它将承担起世界工厂和后台办公室的职能。

    印度经济迸发出的新活力，为新德里赢得了华盛顿的尊重。布什政府把印度看作美国的出口市场以及制衡中国的地区力量，它正使出浑身解数向印度方面示好。2005 年 7 月，布什在白宫宴请了印度总理曼莫汉 辛格，并且解除了长达数十年的禁止向印度出售民用核技术的禁令。投资者也纷纷向印度市场挺进。近几个月来，以日本为首的外国买家在印度的证券交易所购买了大量股票，从而推动 Sensex 指数冲过了 8,500 点大关，创下了历史记录。华平（Warburg Pincus）、黑石（Blackstone）、凯雷（Carlyle）等绩优股私人股份公司向印度企业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资金。去年 6 月，韩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商浦项制铁（Posco）宣布，公司计划在印度东部的奥里萨邦投资 120 亿美元修建工厂。上世纪 90 年代初率先进入印度市场的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再次扩大了公司规模。在印度改革受阻时，通用电气曾带头削减投资，而如今公司在当地聘用了 2.3 万名员工，销售收入达 20 亿美元。从水处理设施、高级塑料到金融服务，通用电气（印度）公司 CEO 斯科特•贝曼（Scott Bayman）在各个领域都看到了发展机遇。贝曼把今天的印度比作“十年前的中国”，他说: “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我们确信这次行动不会有问题。”

    但是，把印度与中国做比较，对印度而言算不上恭维。也许是历史的偶然性，这两个国家几乎在同一时间走上了经济改革之路。毛泽东于 1976 年去世后，邓小平逐渐放弃计划经济，不过中国直到 1992 年才积聚了足够的力量敞开国门，迎接大规模的竞争和外贸的挑战。印度的经济改革始于 1991 年，当时的纳拉辛哈 拉奥政府为了防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拖欠支付援助款，承诺推行经济自由化，以换取 IMF 的紧急援助。

    就在 20 年前，这两个国家还几乎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中印两国都是农业大国，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均不足 1 万亿美元，人均收入约为 300 美元。两个国家实际上都曾孤立于全球商业之外。如今，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印度的两倍以上，年均经济增长率为 9% 至 10%，而印度的经济增长率是 6% 至 7%。如今中国的人均收入也是印度的两倍以上。在中国，日生活费低于 1 美元的人口已经降至总人口的 13% 以下，而印度仍为 31%。中国每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是印度的 12 倍（中国为 600 亿美元，印度为 50 亿美元），而中国的年出口额几乎是印度的 6 倍（中国为 6,000 亿美元，印度为 1,050 亿美元）。

    如果请印度的决策者谈谈国家发展不力的原因，他们总会把话题转到政治上。印度商务部部长卡迈勒•纳特说，“我们是一个经济欠发达但民主政治过度发达的国家，对此我们感到自豪。”这句话乍一听不无道理，但却经不起推敲。经济欠发达有什么可骄傲的？被问及政府在重组不盈利的国营企业以及向外资开放方面为何进展缓慢时，印度财政部长帕拉尼亚潘•齐丹巴南显得很不耐烦。他说，“我们在努力。我们天天都在努力。但这是个民主国家，我们的媒体言论自由，我们只能以适当的步伐前进，与中国相比这个速度也许慢了些。为了实现目标，我必须征得联盟伙伴和反对派的同意。”

    但是，用民主问题充当印度无法快速发展的挡箭牌是一种逃避。“印度的问题并非民主化程度过高，而是社会主义过甚。”新德里 NDTV 广播公司创始人普兰诺伊•罗伊（Prannoy Roy）如是说。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政府治理不善，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基本原则的恣意忽视。中国的经济奇迹是通过正确解决基本问题而实现的，如修建高质量的公路、为妇女和女童提供教育机会，放宽劳动管制，敞开经济大门迎接竞争和国外贸易。

    相反，印度是全球经济中的低能奇才。它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出类拔萃，比如它每年能培养出数十万名优秀的工程师，印度的软件公司通过数千英里的海底电缆为全世界最尖端的客户管理复杂的数据，印度拥有世界知名的商界领袖以及资产状况良好的银行，而后者却是中国所不具备的。但是，在一些更直观的问题上，印度却处理得一团糟。它的国内公路交通网一片混乱，电网的情况更糟。印度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文盲，而妇女则一半以上是文盲。印度在降低关税方面表现得极不情愿，而且在对亏损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时畏首畏尾。官僚作风、腐败问题，以及对公司招聘员工的重重限制，阻碍了外国投资的进入。

    这种两极分化的发展模式，在孟买等贫富分化严重的城市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这里，宣传马尔雅的 Kingfisher 啤酒以及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投资规划专家的大型户外广告牌高高矗立在大片贫民窟的上方，孩子们则在拥堵不堪的十字路口向车里的人叫卖《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在班加罗尔，公司高层参观信息系统（Infosys）和维普罗（Wipro）等软件公司整洁的厂区时，都惊讶于自己公司的数据能够瞬间传向地球的另一端，而同时他们又必须在滚滚车流中颠簸一个多小时才能返回酒店。

    齐丹巴南所说的联盟是一种“我推你就”的罕见政党联盟，一方是他所在的由索妮娅•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出生于意大利的索妮娅是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孙媳妇，另一方则是由多个共产党团体组成的左翼阵线。国大党 2004 年 4 月在全国大选中战胜了亲商界的竞争对手印度人民党之后，印度股市骤然下跌。直到甘地任命毕业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上世纪 90 年代初印度自由化改革的设计师辛格担任政府总理后，人们的忧虑才得以缓解。对齐丹巴南这位拥有哈佛大学 MBA 学位的工会律师的任命，则被视为新政府坚持发展方向不变的一个信号。但是，对甘地及其共产党合作伙伴心存感激的辛格，在每一个重大决策上都表现出左翼倾向。劳工、退休金和银行改革纷纷搁浅。出售 13 家国有公司股份的计划也已束之高阁。

    相反，由国大党领导的联盟促成了一项立法，它保证印度的每个农户每年至少有偿劳作 100 天。齐丹巴南耸耸肩膀说，如果好的经济政策可以毫无争议地转变为法律，“这就不是印度了”。当然，出现这样的局面也是有原因的。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可能是最混乱的一个民主政体。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经哀叹，治理一个有 246 种奶酪的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种感慨却丝毫得不到新德里的同情。辛格正竭尽全力，带领一个拥有 18 种官方语言、数百种方言、四个主要宗教传统、古老社会等级制度以及至少 300 种土豆烹饪方法的国家走上正轨。

    在印度所有的管理失败中，恶劣的基础设施也许是最让人感到困惑的一个方面。印度全国的公路网只有 12.4 万英里，而中国是 87 万英里。印度的公路大多只有两条车道，而且基本没有维护，即便有也很糟糕。1999 年，印度政府发起了一项全国性的计划，即投资 380 亿美元再建 2.8 万英里公路。一期工程需要建设一个“黄金四边形”公路，把印度最大的四个城市连接起来。这还不够。摩根士丹利公司（Morgan Stanley）预计，印度每年用于公路建设的投资只有约 25 亿美元，而中国的该项投资却是 250 亿美元。印度的铁路货运成本是其他发达国家平均成本的两倍，是中国的三倍。在印度的港口，货物往往要等上数天才能清关、装卸; 从这里发出的货物通常需要 6 至 12 周才能到达美国，而发自中国的货物只需两三周。印度的电力成本是中国的两倍，因为印度公用事业部门把农民和城市贫民用电的成本转嫁到了工业制造商的头上。印度的国家电网陈旧落后，多达 40% 的电力在传输过程中消耗殆尽。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印度公司在生产、分销和出口其产品时支付的费用远远高于中国的竞争对手。以印度经营最成功的汽车零配件供应商 Bharat Forge 公司的情况为例。Bharat 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单一场所锻造设施。近五年来，公司已经成为丰田（Toyota）、福特（Ford）和戴姆勒－克莱斯勒（DaimlerChrysler）等世界顶级客户信赖的供应商，它提供的产品包括曲轴、前轴、转向节等。出口额占公司销售总额的 40%。但是，Bharat 公司位于距离孟买 75 英里的工业城市浦那。公司 CEO 巴巴 卡尔亚尼（Baba Kalyani）说，仅就距离而言，公司的货车每天能在浦那和孟买港之间往返两趟。但事实上，即便有一条连接两座城市的新公路最近刚刚竣工，货车往返一趟通常也要三天时间。据卡尔亚尼计算，因基础设施不完善而造成的延误，让他的成本比国外竞争对手高出了 17%。

    印度的劳动法规更是让情况雪上加霜。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最近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就劳动政策灵活度对全球 102 个国家进行了排名，印度排在第 96 位。员工超过百人的印度公司在重组时会面临艰难险阻，这迫使大公司绞尽脑汁制订详细计划绕开相关规定，而这些方法通常很难创造就业岗位。卡尔亚尼说，当 1996 年印度汽车市场走下坡路时，Bharat 公司的业务受到了沉重打击。他总结说，当时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增加海外市场的销量。但是，卡尔亚尼这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工程师发现，他根本无法单凭低价劳动力优势与对手展开竞争。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提高车间的生产效率，但这样做最多也只能提高 20%。

    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完善生产模式，即放弃 Bharat 公司原本依赖的低成本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转而采用新的生产体系，即聘请大批优秀的高水平工程师负责运作设备先进的工厂。卡尔亚尼通过买断七年工龄的办法，劝说 1,800 名员工中的 600 人提前退休。随后他开始招聘工程专业的大学生，并且斥巨资购买计算机和软件。十年后，卡尔亚尼的员工人数恢复到了 1,800 人，但其中 80% 是持有大学文凭的工程师，公司生产效率已经提高到原先的四倍。“在印度，我们的竞争优势并非是廉价的劳动力，”他说，“而是廉价的智力。”

    位于城市另一端的 Bajaj Automotive 公司具有非常相似的经历。Bajaj 是印度第二大摩托车生产商，占据著 30% 的国内市场。与 Bharat 一样，Bajaj 也在大力开拓海外市场。但是，公司却遇到了来自日本、韩国以及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竞争对手的挑战。总经理桑吉夫•巴贾伊（Sanjiv Bajaj）推动了公司的出口业务。他说，公司的目标是出售的摩托车普遍领先于中国同类产品，而价格则要比日本产品低 20%。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Bajaj 同样在改造自己的生产模式。上世纪 90 年代初，Bajaj 公司的 2.4 万名员工可以生产出 100 万辆摩托车。现在，公司只需 1.05 万名员工就能生产出 240 万辆摩托车。如果政府允许，Bajaj 还能进一步精简。

    为了打破态度强硬的工会对浦那工厂的控制权，Bajaj 公司缩减了在那儿的投资，转而在 25 英里以外的 Chakan 修建全新的工厂。浦那工厂代表了印度的过去: 4,000 名员工里大学生寥寥无几，他们以每天 1,500 辆的速度生产低成本的小轮摩托车，但由于工厂一周只工作五天，因此实际生产效率更低。公司高层甚至不愿让记者进入工厂实地采访。而位于 Chakan 的工厂看上去完全是从日本移植过来的，并由 Fanuc 工业机器人组装而成。这里的 900 名员工中 90% 是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工厂日产 2,600 辆摩托车。员工同在一间餐厅用餐。工厂没有统一的制服，穿著白色短袖衬衫和休闲裤的工程师站在组装线旁作业。

    信息系统公司首席执行官南丹•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认为，Bharat 和 Bajaj 的转型是“全球配送模式”在工业领域的翻版，而以他自己的公司为代表的印度软件服务企业让这种配送模式得以完善。像班加罗尔的信息技术明星企业一样，印度的制造商也在向海外市场拓展，以逃离变幻莫测的国内市场。它们在竞争中依靠的是质量、成本优势以及可供利用的智力资源，而不是劳动力。全球配送模式在软件行业取得了空前成功。从最初的代码编写和服务中心开始，印度著名的服务公司正在向价值链的上游攀登，在与 IBM、EDS 等同行竞争服务合同时，它们能够提供内容更为复杂、利润率更高的功能，如信息管理、市场分析、咨询顾问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等。仅在十年时间里，印度的年均软件出口额就从零增长到了 150 亿美元。麦肯锡公司（McKinsey）的咨询顾问预测，到 2008 年，印度的信息技术营业额将达到 870 亿美元。

    尽管印度的软件业已经取得了上述种种增长，但该行业尚未成长为可以带动国内其他经济领域共同发展的火车头。据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ftware and Services Companies）统计，即使把外国跨国公司聘用的 14 万印度员工也计算在内，印度整个信息技术服务产业的就业岗位仍不超过 100 万个。而且，随著它逐步成熟，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信息技术产业将越来越遥不可及。不错，印度每年可以培养 30 多万合格的工程师，高校每年颁发的学位超过 250 万个。但是，印度的非技术工人仍然多如牛毛，在比哈尔邦等经济贫困、文盲率高达 75% 的地区，情况则更为严重。

    那么，工作岗位究竟将来自何处？解除政府管制是途径之一。印度民航业和电信业的情况已经表明，如果政府向市场引入新的竞争者，行业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前，印度人外出旅行只能在印度航空公司（Indian Airlines）和印度国际航空公司（Air India）这两家备受关照的国有航空公司间进行选择。后来，政府为一系列后来竞争者颁发了执照，如 SpiceJet、Deccan Airlines 以及马尔雅的 Kingfisher Airlines。取得巨大成功的是 Jet Airways，如今这家航空公司拥有 51 架飞机，到今年年底，公司将开通飞往伦敦、新加坡以及多个印度城市的航线。Jet Airways 以丰厚的待遇请来奥地利航空公司（Austrian Airlines）高管沃尔夫冈•普勒克•绍尔（Wolfgang Prock-Schauer）担任 CEO。绍尔说，公司的目标是“以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的经营效率，提供新加坡航空公司（Singapore Airlines）的服务”。公司正在朝这个目标前进。航班准时起飞，机组人员始终彬彬有礼。许多印度的商务旅客均表示，他们不会再选择其他航空公司。

    不断增加的外国投资，也有助于减少工作岗位上的不足。2004 年 9 月，辛格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与 17 位美国工商界领袖共进午餐时，向所有人表达了印度要在引资方面实现“重大飞跃”的决心。迄今为止，他在这方面还未取得进展。外资始终对印度抱有浓厚的兴趣，但辛格领导下的左翼联盟却一直在破坏齐丹巴南解除保险业投资限制的努力，而且对沃尔玛（Wal-Mart）和家乐福（Carrefour）为取消外国直接投资进入零售领域的禁令而做出的努力横加干涉。

    然而，甚至连一些共产党人士也开始意识到左翼政党立场的荒谬之处。今年夏天，当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人谴责私有化的危险性以及帝国主义对百货零售业的垄断时，西孟加拉邦（这里是印度共产党的腹地）首席部长布达哈德布•巴塔查尔吉（Buddhadeb Bhattacharjee）正在东南亚访问，他为招徕外国投资四处游说。巴塔查尔吉出访的第一站是新加坡，他邀请当地工商界领导人投资加尔各答的河流港口，并为修建新机场提供资金支持。“我们并不是傻瓜，不会无视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他向在座的领导人承诺，“我们已经认真研究了中国的政策，并且从中汲取了经验。”巴塔查尔吉在雅加达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商业联合体沙林集团（Salim）的代表，并且为西孟加拉邦落实了一项高达 100 亿美元的投资。几周后，在位于加尔各答的办公室里，他对自己的推销发表感慨说: “我们知道，要让人们相信我们已经开始认真对待这一问题，还需假以时日，但我们的确盼望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能够涌向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人们可以安心来这里做生意。”巴塔查尔吉的办公室是一幢哥特式建筑，这里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的总部。

    自 1977 年起，巴塔查尔吉的印度共产党就一直以绝对优势在西孟加拉邦执政，并且因为大胆推行土地改革、赋予低收入农民更大权力而备受尊敬。但是，该党多年来对商业发展所持的武断态度，迫使私营企业退避三舍。满头银发的巴塔查尔吉还是个剧作家，他喜爱印度传统的白色缠腰布、库尔塔无领长袖衬衫和加西亚•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小说，如今他正想方设法吸引资本家重返印度。此时，就像预先安排好的一样，一位助手走上前来，告诉巴塔查尔吉，沙林集团的一位高层来电。此人请巴塔查尔吉帮忙为即将在沙林集团加尔各答郊外新工厂下线的摩托车选个名字，这个工厂于 2005 年 11 月投产。[他选的名字是阿勒诸那（Arjuna），这是《摩诃波罗多》（Mahabarata）里一位战神的名字。]“中国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他说，“他们已经从俄罗斯的失误中汲取了经验和教训，但我们却没有。他们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能够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而且国有制并不是发展所需的唯一所有制模式。现在，他们已经成长为经济大国，而且他们正利用自己的实力与对手谈判”。

    巴塔查尔吉被印度媒体戏称作“佛陀”（Buddha）。他认为，与中国一样，投资共产党执政的西孟加拉邦在商业上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对工会事务的介入是一种优势，”他说，“工人们支持这个政府。而且我们正努力改变他们的意识形态”。投资者也在逐渐转变观念。日本三菱化学公司（Mitsubishi Chemical）正在扩建其位于西孟加拉邦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工厂。Frito-Lay 公司最近也开了一家薯片生产厂。

    巴塔查尔吉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在 Jharna Pramanik 定居点里居住著 5,000 户人家，他们在加尔各达湖附近的铁路沿线露营，控诉共产党出卖了他们。“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政府怎么能把土地拱手让给有钱的外国人，却不能为我们这样的人提供几亩安身立命之所？”一位名叫科沙亚•查特吉（Koshalya Chatterjee）的棚户居民质问道。

    然而，“佛陀”很可能在明年的大选中轻松获胜，因为西孟加拉邦是印度共产党的活动中心，也是选票和资金的来源地，一些分析人士把他看作是遏制反对改革的强硬派人士的最大希望。“新德里知道，他们无法忽视西孟加拉邦地区领导人的行动。”《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编辑谢卡尔•古普塔（Shekhar Gupta）如是说。

    新德里的许多政治家都对大象情有独钟，这种动物虽然体积庞大、动作迟缓，但却具有撼天动地之力。而人们多采用勇敢而敏捷的老虎来形容亚洲的经济体。老虎在印度濒临灭绝，但如果“佛陀”的计划成功，印度有可能重新成为一个“虎国”。

    译者: 钱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