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泳

    俾斯麦留给 1888 年登基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的，是一个欧洲最强大、最有活力，但也最动荡的国家。年仅 29 岁的威廉继承了“世界上最沉重的皇冠”，他统治的年代是从 1888 年到 1918 年这关键的 30 年。在此期间，由于出生的偶然因素而使威廉担负重大的责任，与他不能胜任这一责任之间的裂痕变得越来越大，他成了“一个并非没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可是肯定没有什么伟大的地方”。威廉二世是一个历史个案研究的好题材，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曾经恶毒地称他为“历史上最光辉的败笔”。

    威廉的一生正好经历了德意志帝国从俾斯麦时期的国家统一到希特勒时期的自我灭亡的历史。我们对他产生兴趣，是因为他在许多方面具有“转型一代”的双重人格，是处于旧普鲁士世界与大工业社会的现代世界之间的过渡期的一代人。威廉的悲剧在于，他企图在大规模工业化时代重建一种前俾斯麦时期的君主制统治，他失去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机遇，并把德国拖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马克斯 韦伯曾提到，他有时觉得是“一群疯子”在统治德国。另一位同时代人、社会民主党党报《前进报》编辑弗里德里希 施坦普费尔则这样写道: “在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是欧洲经济上最强大、行政管理上最完善但治理水平最差的国家。”

    德国经济的强大有目共睹。1870 年，英国的生铁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而到 1913 年却已降到了 14%。与此同时，德、美生铁产量的比例则分别跃升至 21% 和 40%。1913 年，德国已确立了自己的出口大国地位，是当时最大的钢铁产品出口国。在世界市场上，德国生产的染料占 90%，药品占 30%，电器产品占 35%，化学产品 27%，机床占 29%，内燃机占 17%（麦格劳: 《现代资本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第 158－159 页）。这样，到 20 世纪初，德国的工业生产总量已经超过英国而仅次于美国，居全世界第二位。“德国制造”的标记愈来愈被人们视为高质量的象征。

    德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发生在一个独特的环境里。德国经济从未按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介绍的纯粹自由的战略来组织。例如，在德国，卡特尔协议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得到了大力提倡。当德国法庭支持大规模合并和卡特尔时，同期的美国法庭和行政部门却致力于打破托拉斯。德国人认为，托拉斯要远比卡特尔危险得多，因为它通过兼并将原本独立的公司合并成一家大公司并实行统一管理。而卡特尔则是由合法的独立公司按照协定组成的同盟，它被德国工业家和银行家们视为避免企业间“毁灭性竞争”而创造出的“必需品”。在内心深处，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时的德国经济学家对亚当 斯密关于无限追求个人财富终将为大众利益服务的论调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无序的决定会自动生成优良的经济秩序。

    从法律上看，早在 1870 年，德国就颁布了《自由公司法》。该法规定，合股公司内必须有职责分明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双层管理机制。1873 年后，大量的银行和工厂倒闭，从投资者的利益出发，《公司法》在 1884 年重订，加强了监事会对董事会的控制。监事会最关键的权力在于它能够任免董事会的成员（这项权力一直保留至今），股东和各大银行的代表始终是监事会的主要成员。这种双层管理体制构成了德国企业经营方式的重要标志之一。

    德式经营的另一个重大特点是银行对企业管理与决策的深入参与。德国综合银行通过四种方法对工业企业施加影响。首先，对一些大型企业进行长期重点投资，操纵这些企业的债券在证券市场上的发行和交易。其次，以新债券掉换旧债券，有效地使与大企业的往来账户信用长期化，从而与大企业建立长期的金融交易关系。再次，由于银行人员进入了监事会，他们不仅参与企业的战略性决策，还可以对未来投资进行评估和认定。最后，利用委托表决权，综合银行能够在企业监事会的表决中产生重大影响，这种表决权（又叫无记名股票）使恶意的兼并难以实现。

    在工业上，德国企业尤其擅长于把工程学和其他学科的发明创造用于商业目的。德国公司率先建起了内部实验室，从事研究和开发工作。许多英国公司往往通过试错法改进产品，而德国公司则倚重理论科学。英国本来在人造染料上领先，然而，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这一工业却离开了英国的海岸，在德国并较小程度上在法国和瑞士落了户。这被兰德斯称为“历史上最重大、最迅速的工业转变之一”（《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02 页）。这是因为，英国缺乏进行创造发明所需的那些训练有素且具有天赋的化学家。形成对照的是，在德国，大型合伙公司崛起并繁荣起来: 赫希斯特公司、巴斯夫公司、拜耳公司、爱格发公司等，都围绕著第一流的化学家和化学工程师建立起来，它们配备了设备良好的实验室大楼，并同高等学校有著密切的联系。从根本上说，德国资本主义是以科技为本的商业化行为，各产业部门的信息共享和相互合作为之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德国企业中，担任高层领导的常常是那些技术能力强的人。此时，德国企业的组织管理已趋向“有序化”。生产流程的细致分工、产品的多样化以及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都要求领导者以真才实学来确立自身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