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的力量 - 财富中文网

当黑色 SUV 开上山顶，停在卢旺达荒凉的鲁文卡瓦维村低矮的房屋前时，人们开始欢呼起来，照相机也咔咔作响。“演出开始了。”个子高高、胸部内凹的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从驾驶座上走了下来，紧接著从另一侧走下车的是身穿亮色格纹衬衫的比尔•克林顿，他看上去面色红润，比以前略显消瘦。他们此行的目的，是造访一家治疗艾滋病患者的医院，而克林顿……依旧是老样子。此次来访，只是这位前总统非洲七国九天之行的中间一站。通过这次马不停蹄的访问，他要向人们充分展示威•J•克林顿基金会（William J. Clinton Foundation）所做的工作: 清晨五点，他在恩贾梅纳的机场跑道上会晤了美国驻乍得大使；在约翰内斯堡的酒店里，他和记者们大谈政治，以至于连日来挂著黑眼袋的双眼已经睡意朦胧；他出席了纳尔逊•曼德拉 88 岁的生日庆祝活动；到马拉维与宾古•瓦•穆塔里卡总统一起发布了一项发展计划；他还和比尔•盖茨和梅林达夫妇俩一道参观了莱索托的一家诊所，去年他刚刚在那里受封为爵士；很快，他还要前往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利比里亚。而此刻，他正在鲁文卡瓦维村，陪同因在海地治疗艾滋病人而荣膺世界医学界英雄的保罗•法默博士（Dr. Paul Farmer）一起巡诊。去年，在克林顿的游说下，法默及其位于波士顿的“健康伙伴”组织（PIH，Partners in Health ）将其治疗方法引入卢旺达，并为此建立起这家医院，目前正是展示成果的好时机。

在鲁文卡瓦维村，大概有一半村民都蜂拥在克林顿和法默身后，他们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后面还跟著一群恪尽职守的记者和热情有加的卢旺达警卫人员。“你们必须见见这个人。”克林顿指著面露尴尬的法默说。“以后，你们就可以告诉别人你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握过手了。”一行人走进了一间病房，病房里有几位母亲和她们的患儿，每张病床上都蜷缩著三名病人，克林顿试著和他们攀谈。少顷，到了外面，他又轻松地改变了腔调，与一位年轻的女士开起了玩笑: “如果你能让我回到 20 岁，我就让你当总统。没人愿意换吧。”

当人们像漩涡一样簇拥在克林顿周围的时候，一袭简洁黑色套装、身材纤细的美国女子贝丝•柯林斯（Beth Collins）却有意孑立在聚光灯外。柯林斯从 2004 年起担任克林顿基金会的卢旺达国家总监，之前她曾有过 17 年的从商经历，历任沃尔特•迪士尼戏剧制作公司（Walt Disney Theatrical Productions）总监、环球影片公司副总裁以及言论与媒体公司（Talk Media）的首席财务官。现年 45 岁的柯林斯说，她一直感受到公益事业的召唤，但直到偶然间看到一本关于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书，她才认识到由于自己在迪士尼工作期间总是忙于出差，甚至忽略了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发生，于是她当即决定接受这一召唤（并付出了工资大跳水的代价）。一位同事把她介绍给了克林顿，而克林顿也一直为自己在总统任内未能竭力阻止大屠杀而感到懊悔。柯林斯表示，她对这种生活的转换从未有过丝毫的迟疑。

于是，在卢旺达政府的支持下，柯林斯和法默来到鲁文卡瓦维地区，著手重建一家濒临荒废的诊所，该诊所的前身是比利时殖民时期一座锡矿的配套医院。1994 年，估计有 80 万名图西族人惨遭胡图族民兵的屠杀，这所医院被废弃，并成为人们的避难所和殉难地。而今，在克林顿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的资助下，这所医院得到了恢复。其中一间干净洁白的小屋里，装满了能够控制艾滋病、挽救生命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antiretroviral drugs，ARVs）。2004 年，柯林斯协助卢旺达政府采购了第一批抗逆转录病毒药，大约 1,700 名卢旺达人通过这一项目接受了 ARVs 的治疗，普通人也获得了药品发放和管理的相关培训。“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热爱过一份工作，”柯林斯说，“现在我终于可以用自己从商的经验来真正干点事情了。”

欢迎来到克林顿基金会──应该说从一开始，克林顿基金会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基金会，因为它没有自己的资金。它所拥有的当然是比尔•克林顿以及他所带来的一切: 全球基金会（Global Fund）总干事理查德费切姆博士（Dr. Richard Feachem）称之为“个人天字第一讲坛”；即将离任的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董事长鲍勃•卡森（Bob Carson）誉之为“令人称奇的号召力”；克林顿在白宫时期的私人助理、现任顾问道格邦德（Doug Band）则赞之为“鼓动人心和愚公移山的能力”。受到克林顿鼓动的人联合成一个奇特而强势的群体，其中包括长期盟友、“比尔帮”、医生、行动主义者，也不乏各类商界人士，从勇于奉献的无名之辈（贝丝柯林斯），到位居显赫而高不可攀的精英 [其长期对手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目前正在为防止全球变暖提供资金支持]，都位列其中。克林顿说，“我们从商界汲取了很多灵感”。近来，他讲话更像是一位首席执行官，而不是政治家。“我们拥有非常企业化的工作人员，遵循的是非常企业化的运作程序。我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克林顿的大部分下属都来自商界，他认为，运用商业模式“可以帮我们花小钱办大事。”

基金会人员到海外任职，不提供头等舱机票或者汽车和司机。“我最关心的不是你的工作满意度”。克林顿 40 多年的老友、现任政策总裁的伊拉•马加奇纳（Ira Magaziner）总是这样对员工说。“你可以坐 10 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嘛。”2006 年，基金会的预算仅为 3,000 万美元，明年大约会翻一番。而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捐资高达 300 亿美元。“是啊，我也希望能有他们那么多钱。”提起盖茨基金会，克林顿这样说。“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方式更有价值。不断地筹款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也许这样才能迫使你更加认真地审视问题。”前麦肯锡咨询顾问、现克林顿艾滋病项目的首席运营官安尼尔•索尼（Anil Soni）说: “我们的文化就是搞定一切。这种文化既有权威，又非常无情。”“伊拉和克林顿会说: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明天就会有人死去。＇事实的确如此。”

克林顿基金会没有明确的等级制度，也没有详细的商业计划。其业务触角的生发更多是基于需求、机遇及热情，而非刻意的策划。“我们没有什么委员会，也没有什么程序。”从阿肯色开始一直跟随克林顿的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布鲁斯林德塞（Bruce Lindsey）说。“我们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如果能帮上忙，我们现在就帮，决不等到明天。”基金会的运作方式与管理咨询公司有些类似──都是从小处入手去完善大型机构的工作──即使这一工作是拯救世界，使其免受贫穷、艾滋病、气候变化和儿童肥胖症的黑暗的威胁。“（他们）规模庞大，雄心勃勃，令人惊讶。”为克林顿捐资的 Lone Pine Capital 对冲基金经理马拉•高恩卡（Mala Gaonkar）说。“我是一个分析型的人。而克林顿基金会非常擅长说: ｀这是结果，这是图表，这是我们做事的方法。＇”

我们既然说的是比尔•克林顿，你当然会听到一些批评。“他的基金会只是为了吸引照相机和观众。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帮助他的妻子。他信誓旦旦，却不能一一兑现。他贪天之功。他在赎罪。”或许所有这些说法都有些道理。的确没有人能像克林顿这样吸引公众的注意──他和麦当娜一起讨论如何拯救马拉维，当然是万众瞩目。而所有这些做秀不可避免地让你怀疑到它的本质。但是，人们在批评的同时也认识到，为克林顿设置的门槛比其他任何人都高。他没有选择去大公司当董事，而是致力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难题。他没有急功近利，他要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克林顿也同意自己的门槛应该设得高一些: “我知道人们对我有很多期待，因为我的一生注定令人惊叹。”他还表示，自己有了很多当总统时没有的机会。“其实（总统的）权力被过分夸大了，这里面限制很多。”

独树一帜的克林顿基金会所代表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其自身。“我试图能用一种可以感染他人的方式来做事。”克林顿说，“我希望我们的方式能够更多地成为一种典范。”同盖茨基金会和罗宾汉基金会（Robin Hood）一样，克林顿基金会构成了慈善事业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在这里，非赢利性、政治性和商业性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在讲求实际的慈善世界里，结果重于目的，影响力不仅仅由美元来衡量，不断传来的是“可攀升性”、“可持续性”和“可预测性”这样的行话。正如克林顿所说，“有善心是好事，但最终不过是自我陶醉。”

8 月 14 日，来自 160 个国家的 24,000 多人齐聚多伦多，参加两年一届的国际艾滋病大会。在宏大幽深的会议中心里，与会者经过几个小时的苦苦等待才挤入一个相当于几个橄榄球场大的大厅，聆听比尔•克林顿和比尔盖茨关于各自防治艾滋病工作的演讲。盖茨介绍了为寻找艾滋病疫苗所做的长期努力，而克林顿则描述了一个更为迫切的目标: “我希望帮助人们摆脱死亡。”他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没有人做的事，我已尽我所能。”

克林顿防治艾滋病行动（Clinton HIV/AIDS Initiative，CHAI）可以佐证该基金会的商业化运作模式、无所畏惧的勇气和纯熟的宣传手段。CHAI 模式──犹如一位职业蓝筹股顾问试图改变市场结构而非赈资救市一般──已经成为基金会的整体蓝本。基金会大约有 570 名员工，其中 491 人为 CHAI 工作，而且一半都是志愿者。整个基金会也是由 CHAI 发展而来的。当初克林顿卸任总统时，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帮他筹措资金建立克林顿图书馆，再有就是一大堆邀请。“每个董事会、每家银行和对冲基金都抢著要他，”道格邦德说，“可他不是商人，他是公务员。”克林顿离职时负债 1,000 万美元，而在过去五年间，他的演讲酬金就有 3,000 万美元，出版《我的生活》一书的预付款超过 1,000 万美元。而与朗•勃尔科（Ron Burkle）的一笔生意，还将为他带来数千万美元的进账。

2002 年，克林顿前往巴塞罗那参加当年的国际艾滋病大会。会议期间，圣基茨和尼维斯总理丹泽尔道格拉斯博士（Dr. Denzel Douglas）对克林顿说: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道格拉斯指出，如果不能阻止艾滋病造成的危害，那么所有消除贫困的努力都将无济于事。“我不知道自己能答应些什么。”克林顿在多伦多的大会上讲到，“当时我们在（纽约）哈林区的办公室总共只有 12 个工作人员，我们甚至连电子邮件都不能回。”

形势十分严峻。在非洲的下撒哈拉沙漠地区，生活著世界上 70% 的艾滋病感染者。在某些国家，20% 以上的成年人艾滋病检测结果呈阳性。很多地区的基础卫生设施几乎为零，人均年收入不足 200 美元。直到 90 年代末，人们面对艾滋病的暴发也只能普遍采取绝望的态度。患者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艾滋病的花费每年高达 1 万美元。拥有此类药品专利的国际制药公司拒绝降低价格。“从 1981 年到 2001 年，也就是这种未知疾病初发的头 20 年中，我们做得甚少。”全球基金的负责人费彻姆说。“我们曾经否认、曾经轻视，提供的资金也捉襟见肘。”克林顿也承认，在他执政期间，曾经过分偏袒拥有专利的大医药公司，而忽视了具有价格优势的非专利药品。但同时，他也不同意那些指责其政府防治艾滋病不力的广泛批评。他辩解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妨碍了他的作为，“我已经做得够好了”。

早在 2002 年克林顿开始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之前，整个世界的沉闷格局就已经产生了变化。在极度政治化的全球艾滋病防治体系中，从未有人对现有行动所产生的影响表示过认同，但该发生的终归还要发生，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几乎是同一时间，活动家们，特别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无国界医生们，开始抗议药品价格的居高不下；印度的非专利药品制造商开始在 Cipla 制药厂的带领下生产廉价的非专利 ARVs 药品；大医药公司同意按其自称的零利润价格向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提供药品，2001 年，全球基金成立，并依靠其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成为最主要的买家。2003 年 1 月，乔治•W•布什宣布，美国将在今后五年斥资 150 亿美元，用于“扭转饱受摧残的非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局面”。

克林顿决定承担解决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价格的任务，他派遣长期助手马加奇纳负责研究这一课题。截止 2002 年，这种最普通的抗逆转录病毒药（也就是日服两次的三合一药丸）的售价，仅合每年每人 250 美元到 500 美元，有些地区的价格还要高些。而马加奇纳仍认为，这些价格都是“天价”。

马加奇纳与克林顿同为罗兹学术奖得主（Rhodes Scholars）。他曾是一名管理顾问，后来成为希拉里关爱健康组织（Hillarycare）的主要缔造者。在该组织解体后，马加奇纳曾一度从公众眼中消失，但最近他又重出江湖，频频现身。他的眼光热切，一身橄榄绿色的西服总是皱皱巴巴，哪怕是经历了 20 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之后，他依旧能够保持旺盛的精力。在他身上，有一些类似科学狂人的特质。“他其貌不扬，也不是政客，但他简直就是一个天才。”巴斯尔•斯塔莫斯（Basil Stamos）医生评论说。斯塔莫斯家族是克林顿基金会的捐资人。

马加奇纳召集了一批志愿者，其中一部分是麦肯锡公司支援的人员。他组织这些人对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销售链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很多细节自然会引起具有商业背景的人的注意。”马加奇纳说。研究结果表明，药品的主要成本构成是原材料。于是，他首先接洽大型医药公司，希望探讨降低成本的方法，但对方却毫无兴趣。（“伊拉找到我们，提出要帮助我们改进销售链。”一位医药公司经理说。“我们已经调整过数字了，我们懂得自己的销售链。”）于是，马加奇纳把目标转向了印度。

其实，印度 Cipla 制药公司和类似的非专利药品生产企业已经开始打破大型医药公司的垄断坚冰。马加奇纳的团队又迫使所有供应商同意将药品价格下调至第一年亏本经营的水平。药厂之所以同意这样做，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克林顿防治艾滋病行动（CHAI）向他们承诺了一定的销量。2003 年年底，克林顿防止艾滋病行动宣布已与四家非专利药品生产厂达成协议，以每年低于 140 美元的价格提供最普通的抗艾滋病药品。

克林顿在多伦多是这样描述 CHAI 所取得的成就的: “四年前，一线非专利药的价格是每人每年 500 美元。于是我们开始重组医药市场，使其从高利润、低销量、付款不确定的模式向薄利多销、付款有保证的模式转变……结果我们把药品的人均年使用成本降低到了 140 美元以下。”他还补充说，目前通过基金会协议而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的患者已超过 40 万人，遍布世界约 60 个国家。另外，克林顿基金会已就降低儿童药品和艾滋病检测费用的问题展开洽谈。

然而，在全球防治艾滋病领域中，针对新闻数字和新闻内容以偏概全的抱怨十分普遍，克林顿基金会也未能幸免。在 2005 年的一次非专利药品生产商大会上，人们谈起了克林顿。据记载，Cipla 公司首席执行官优素福•哈米德博士（Dr. Yusuf Hamied）评价说: “他真是个演讲高手。”的确，所谓的年均费用 140 美元，其实附带著一长串的前提条件，但这些条件并没有出现在克林顿防治艾滋病行动的新闻稿中；而那 40 万受益患者事实上包括了由他人代为支付药品及医生费用的病人。（克林顿防治艾滋病行动并没有提供自己实际资助病人的明细数字。）当克林顿标榜“我们把价格从 500 美元降了下来”的时候，这个“我们”说得堂而皇之，而其中 Cipla 等制药企业和全球基金等组织功不可没。面对如此批评，克林顿基金会向《财富》杂志提供了一份表格作为回应。这份表格显示: 自 2003 年至今，基金会已安排采购了 7,200 万美元的普通三合一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平均价格低于 140 美元。但这一数字也不能全面说明问题。正如 Cipla 公司的哈米德博士所说: “在提升 Cipla 和同类公司的信誉度上，克林顿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对这一点我永远心存感激。”

对此，其他主要参与者也持相同观点。“我们的人已经去认真考察过了。”盖茨基金会促进全球健康总监乔•塞雷尔（Joe Cerrell）说。“毫无疑问，（他们的）工作和成绩是显著的。”盖茨基金会已向克林顿捐资 75 万美元，并且正在评估另外两个捐助项目。塞雷尔表示，“我们对这种模式深信不疑。”

也许你还听过这样的批评: 克林顿制造的公众效应与其所做的工作不成正比，抢了其他人的风头──但是，鉴于他的身份，这在所难免，而且可能利大于弊，因为他毕竟使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到了这项非常有价值的事业上。在多伦多，联合国非洲艾滋病问题特使史蒂文•刘易斯（Stephen Lewis）向人们讲述了他如何拜会马加奇纳，“几乎是恳求他介入”解决莱索托这个被南非包围、艾滋病患病率世界第一的小国的问题。“之后一个月──我重复一下，是在一个月里，克林顿基金会就和卫生部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刘易斯说到，克林顿防治艾滋病行动所表现出来的紧迫感，与其他组织“令人诧异的从惰性瞬间变得麻木”的工作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除了漏斗般向莱索托注入低成本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之外，克林顿基金会还出资将该国首都马塞卢附近的一家儿科诊所装饰一新。为表达感激之情，莱索托国王莱齐耶三世在去年授予克林顿莱索托最高骑士勋章。今年 7 月，马塞卢机场为了迎接克林顿的来访彩旗招展，气氛隆重。由于跑道上没有照明设施，这个机场只能在白天开放。在一片沸沸扬扬中，你不会知道另外一些人也在莱索托工作著。早在 1999 年，百时美－施贵宝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就曾宣布，将在此后五年内向莱索托等五个非洲国家捐资一亿美元。2005 年 12 月，该公司还与美国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在马塞卢联合开办了一家儿科诊所。在克林顿到访莱索托之前，保安先遣人员就选择了施贵宝－贝勒诊所作为备用医院，并安排医生值守，以备克林顿身体不适时使用。“克林顿的明星魅力无人能比。”贝勒国际儿童艾滋病防治行动（Baylor International Pediatric AIDS Initiative）主席马克•克莱恩大夫（Dr. Mark Kline）评论说，“可是，一般人也许被误导，认为其他人都无所事事，所以就减少了对他们的资金支持。（克林顿）他们的确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只是许多做了大量工作的组织中的一个。”

克林顿在多伦多还宣称，他的目标就是“到 2010 年，使全世界的患者都能够得到（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其目标之宏伟，几乎是天方夜谭──涉及药品采购、运输发放、培训和基础设施的费用就需要数十亿美元。举一个很小的例子: 根据在莱索托工作的波士顿大学教授威廉姆•比克奈尔大夫（Dr. William Bicknell）计算，如果能够按期收到约 900 万美元的资金，莱索托每年可治疗 45,000 名患者。但到 2010 年，莱索托需要治疗的患者总数将上升到 25 万人。克林顿放言“全球患者都能得到”，也许暗示出他的一丝救世情结，然而这也表明，在极短的时间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费彻姆指出，“曾经的愤怒和反责，变成了现在的希望和雄心。”大家一致认为，这一变化源于获得了治疗的渠道。过去怀疑穷人不能定期服药的偏见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正如克林顿在多伦多所说，“如果你能给他们生存的工具，他们就能活下去。”而同时，克林顿也承认仅靠治疗本身是不够的，“除非我们掌握了疫苗或是彻底治愈的方法，否则前面的路仍然充满坎坷。”他对多伦多的听众如是说。

去年，在伦敦的一次小型晚宴上，短小精悍、留著山羊胡子的苏格兰企业家汤姆•汉特爵士（Sir Tom Hunter）发现了邻座的克林顿。汉特爵士在 1998 年以 5 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自己的运动鞋公司，现在是苏格兰的首富。晚宴进行不久，汉特爵士发现自己仿佛置身非洲。他和克林顿彻夜探讨导致贫穷问题如此棘手的各种盘根错节的因素──医疗保健对没有清洁水源的人能有帮助吗？清洁水源对饱受饥饿的人能起作用吗？之后，二人决定在卢旺达和马拉维推出一个综合发展项目，目标是在十年内使该地区的人均收入翻两番，并为这一项目起了一个连克林顿都认为过于花哨的名字──克林顿－汉特发展行动（Clinton-Hunter Development Initiative），或称 CHDI。汉特承诺在十年内捐资 1 亿美元，克林顿也同意使用他的名字并用人力参与这一项目。跟分析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一样，马加奇纳已经派人搭乘运送肥料的卡车，以便研究出最大限度降低成本的办法。“克林顿就是提速器，”汉特说，“我们不必观望有没有人响应。我们的目的就是去除依赖。”他接著补充说，“我们绝对不希望介入任何交易。”

除了医生、圣徒和苏格兰企业家外，克林顿在华尔街也不乏支持者。其中，管理资金超过 30 亿美元的 Sterling Stamos 资金管理公司已经开始将合伙人总利润的 10% 投入到慈善事业中。该公司合伙人之一克里斯•施塔莫斯（Chris Stamos）与汤姆•汉特一起陪同克林顿出访非洲，期间他宣布向克林顿基金会捐资。卢旺达给了克林顿解释的时机，当一位卢旺达记者就克林顿政府在 1994 年种族大屠杀问题上的失误向克林顿发问时，克林顿回答道: “失误的不是我的政府，而是我。”

“他说这话，一点儿没考虑政治。”施塔莫斯评论说。

克林顿在结束 2006 年非洲巡回访问几个星期之后，又出席了洛杉矶的一次新闻发布会──是的，又是新闻发布会，到场的还有英国首相布莱尔。克林顿宣布了他的行动: 他将与世界上最大的 20 个城市合作，帮助它们降低废气排放量，低价采购节能灯等节能产品，以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该行动所需的 300 万美元资金将由三位捐赠人提供: 安森•贝尔德 [Anson Beard，前摩根士丹利高管，曾参与罢免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裴熙亮（Phil Purcell）]、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和鲁珀特默多克。“我敢肯定，这是鲁珀特默多克和芭芭拉史翠珊唯一的一次共事！”克林顿说。默多克的《纽约时报》总是极为苛刻地批评克林顿，但最近两个阵营的关系开始有些暧昧: 默多克甚至还为希拉里主办了一次募集善款活动。 “默多克和我一样，都有权坚持各自的主张”，克林顿说，“如果我不能和意见不同的人合作，那我就是个伪君子”。他笑道: “我当州长的时候，有人说我从来记不清第二天该恨谁。”

也许你以为全球变暖问题加上艾滋病蔓延问题已经让克林顿应接不暇，那你就该见见原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的合伙人鲍勃•哈里森（Bob Harrison）。他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哈林区克林顿办公室的一间小屋里。一块巨大的展板占据了小屋狭窄的空间，上面写著: 更健康一代联盟（Alliance for a Healthier Generation）。2004 年秋天，克林顿接受心脏搭桥手术之后，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打电话征询他是否愿意从事一项公益事业，克林顿回复说希望能做一些结果可以衡量的事情。于是，2005 年 5 月，克林顿基金会和美国心脏协会（AHA）宣布建立“联盟”，并且确立了要在 2010 年阻止儿童肥胖症流行的宏伟目标。其实，这里有一些克林顿的个人原因──他从小就与体重超重抗争，现在仍不遗余力地坚持长期节食──但他建立“联盟”的意义不止于此。儿童肥胖症将导致美国儿童的平均寿命在历史上首次低于他们的父辈，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令人堪忧。

像克林顿的大多数项目一样，这个联盟雄心勃勃，但仍处于萌芽状态。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今年春天克林顿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已与饮料厂商达成协议，限制在学校出售的饮料中添加的糖分和卡路里的含量。目前，哈里森正在与快餐供应商进行类似的谈判。计划内的其他项目，诸如协助卫生保健部门提高肥胖症治疗效果等，也正在进行当中。“这里的工作强度和紧张程度跟高盛公司任何一个时期都不相上下。”哈里森说。在离开高盛公司以后，哈里森曾经参与过约翰克里的总统竞选，现在他为克林顿基金会工作，不取分文报酬。然而，克林顿的饮料协议已经引火上身，形形色色的活动家、律师和学者指责克林顿剽窃了民间运动打下的基础，说他只是被急于逃避真正法律制裁的碳酸饮料企业利用的便捷公关工具。如果你仔细阅读这份协议，就会发现它全部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康涅狄格等州的州政府已经通过了进一步的立法。“企业通过克林顿这样的名人，希望摆出一副行善积德的样子，其实他们是迫不得已。”凯利• 布朗内尔（Kelly Brownell）说。他是美国耶鲁大学食品政策和肥胖中心的主任，由于在儿童肥胖症领域贡献突出，新近被《时代》杂志评选为 100 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克林顿要做些事情吸引眼球，一点都不奇怪。”推荐食品情报中心（Center for Informed Food Choices）的创始人米歇尔•西蒙（Michelle Simon）这样评论。

与碳酸饮料公司的交易，体现出克林顿基金会的另一个重要信条──决心依靠企业，而不是与之对抗。哈里森表示，“基金会非常注重现实的经济问题，我们不想让任何人出局，甚或去破坏它的发展。”克林顿说: “我从没有要求任何企业亏本经营。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在气候变化方面，在卫生保健方面，我们最需要的是让人们重新审视经营的前提条件。”他还引用沃尔玛的“绿色经营模式”作为主要例证，诠释善有善报的道理。该联盟的工作也许能帮助检验这句老话的真实性。

克林顿基金会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坚持认为，在他们的字典里一定要有“不”这个字存在。举例来说，经过六个月的研究，他们判定自己在当时特定的现实条件下，没有能力解决世界上的水源和卫生问题。但是，当邦德非常认真地说“我们认为，重点解决几个特殊问题，要比遍地开花更有影响”的时候，你不得不怀疑他们自我意识的水平。他们表面上似乎势单力孤，但从他们的角度看来其实是极端的挑剔。邦德的黑莓手机（BlackBerry）总在嗡嗡作响，他的桌子上摆放著曼德拉的来信，电子信箱里还有斯皮尔伯格的一封邮件。他说，基金会每个星期要收到 5,000 封来函，其中 20% 都是要寻求帮助。“只要是身体的疾病，他们就会找我们帮助。”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林德塞说。

如果这些听起来都有点儿夸张，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呢？正如林德塞所说: “这是动物的本能。我们的老板肩负重任，是专干大事的人。”

8 月底的一个星期四，克林顿位于哈林区的办公室人声鼎沸。会议室里，一大束盛开的紫色兰花映衬著窗外曼哈顿的摩天大厦。人们进进出出，克林顿也在其中。克林顿 60 岁生日的系列庆祝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活动自 8 月 19 日生日当天开始，将一直持续到 10 月份，并以滚石乐队的募捐演唱会作为收尾。今天，克林顿的员工为他举办了一次出乎意料的聚会，勃诺（Bono）通过音频电传发来了爱尔兰著名男高音罗南• 泰南（Ronan Tynan）演唱的关于美国爱尔兰人历史的歌曲，克林顿当时泪流满面。（不，他不是爱尔兰人。）

克林顿的办公室是平静的绿洲，墙上和窗台上摆满了纪念品和相框，看上去不像办公室，倒更像是博物馆。实际上，克林顿不常在这里办公。他大约每年要有半年时间在外出访，即使回到纽约，也大多在查帕卡的住所办公，每个星期只有一天会到哈林办公室来。

看起来，克林顿在 2004 年秋天身体上出现的问题并没有使他放慢脚步。手术康复之初，他看上去十分憔悴，可现在他却显得非常健康，活力四射一如往常。除了基金会之外，克林顿作为联合国飓风救灾特使，还为布什－克林顿卡特里娜基金会（Bush-Clinton Katrina）工作。噢，对了，当然还有政治性事务。毕竟今年是大选年，所以他的日程中也留有参加竞选活动的时间。“我知道，我必须尽力而为。”再有就是那些突发性事务，比如今天，他就参加了许愿组织（Make-A-Wish）的活动，会见一个许下心愿要见到克林顿的小男孩。（“他非常聪明”，克林顿说，“我看过的书他全看过”。）此外，他每星期还挤出时间阅读四、五本书，在前往非洲途中，他一直在谈论罗伯特•怀特（Robert Wright）所著的《非零时代》（Nonzero）。（“这本书颠覆了人们必须要与其他人分享未来的认识”，克林顿评论说，“但显而易见，没有其他选择”。）当然，他还打打高尔夫球，但他说“如果每星期超过一次，就会觉得没意思了。”

克林顿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基金会上，而且竭尽所能达到目标。“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发展得这么快、影响这么大的。”“开始只有我和另外几个人，再加上 1,000 万美元的债务。”当被问及是否对失败心存恐惧时，他的回答十分简短: “不。”接下来，他的话你也许听鼓动家说过: “你如果尝试够多、野心够大，肯定会有失败的时候。而最刺激的就是尝试。”他坚持说，建立基金会的目的绝非赎罪或是补偿失去的权力。“在我离开总统位置的时候就向自己保证，将来绝对不会浪费哪怕一天的时间坐在那里闷闷不乐，梦想著自己还是总统。”虽然他总是用不同的话来反复强调这一点，好使人们相信，但当他谈到总统的权力有限时，还是要绘声绘色地讲上一段轶事。最近有人问他，作为前总统，是否有决心比当总统时做得更好，他回答说: “除非我能活得长一些。”

事实上，比尔克林顿的动机无法得到公正的解释。他是否通过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制造亲善，争取他们的支持来帮助希拉里？他会否认希拉里需要他的帮助。他对指责自己在担任总统期间没有什么作为的说法相当敏感，但也承认有一些败笔，比如卢旺达问题。他说，“我真的觉得我欠那里的债，而且我也知道这笔债永远还不清。”但是，即使他有一点儿壮志未酬的想法，他也不会承认的。

克林顿以自己的道德观和宗教观（常常还有自己的死亡）来解释他做事的动机。在一年前的一次演讲中，他说: “我们这样做，在经济上是合算的，但我们需要一点谦卑的心态。如果我们真的想让宗教教义有所依托，那么我们做这件事的理由，就是出于它的正确性的考虑。”他还说: “我现在已经到了对任何事都无所谓的年龄，我只是不希望再看到任何人早逝。” 在哈林区的办公室，他拿起一张和希拉里在阿肯色州时合照的照片，“当时我才 39 岁，但看上去还要年轻一点儿。”他说，“到 45 岁的时候，我的相貌和年龄看上去才差不多，之后就全完了。”大概从 1996 年开始，他就一直这样说。那时候他好像才明白自己的花白头发（现在已经全白了）让他获得了一直欠缺的庄重感。而在心脏搭桥手术之后，谁又能说他不是塞翁失马，焉之非福呢？

结束了在马拉维漫长的一天，克林顿搭乘飞机飞越非洲上空，前往下一个地点，继续他关于行为动机的长篇大论。“在我的生活中，我对人、对政治、对政策总是情有独钟。除了尽力帮助希拉里之外，我已经远离政治。但是，我并没有离开人和政策，这主要是因为我热爱他们。”克林顿说，马拉维人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为了活著而工作。“人类历史上 99% 的人都是这样生活的。如果你属于为了工作而活著的另一小部分人，那么不仅现在，而且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刻，你都是享有特权的幸运儿。”他接著补充说: “如果你能改变一些事情，道义上你就负有责任。但这并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愉悦。这就是我的人生动力。”他总结道。“但是，谁又真的能够理解呢？”

译者: 董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