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有财，捐之有道

本文根据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圣何塞的技术创新博物馆（Tech Museum of Innovation）的演讲整理而成。盖茨当时是在接受该博物馆颁发的詹姆斯•摩根全球人道主义奖（James C. Morgan Global Humanitarian Award），表彰他通过盖茨夫妇基金会所做的慈善工作。

我以前一直这么想: 再过几十年，等我退休之后再去博施济众，也为时不晚。可是，随著微软公司越办越火，我发现，等到垂暮之年才去回馈社会的金钱也愈积愈多。

在促使我开始考虑如何以最明智的方式回报社会的人当中，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是其中之一。他对我说，他不觉得把这么多财富留给子孙是件好事，我赞成他的想法。当然，我的子女当时年龄还小，不能理解这样做的含义，也不会和我争辩。

我以前还想过一边行善一边经营公司，这也许会显得我多少有点不正常: 白天拼命赚钱，晚上回家后又把钱施舍出去。若是如此，我会搞不明白自己在干些什么，为什么要干。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打动了我，使我开始认真地做起了慈善事业。其中的一项，是与联合劝募会（United Way）的合作。我从小就听说过这个组织，因为我母亲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她总是谈起她组织的那些活动，谈起善款是如何在不同机构之间分配的。我和她谈起过地方社会服务机构和疾病调查之类的事情之间的矛盾，还谈起过我们应该从生活费中拿出多少钱来捐给教会，捐给救世军。

从微软公司草创之日起，我们就借助我们发起的联合劝募活动把雇员聚集到一起，帮助他们拓宽视野──看到整个社会，了解其中最弱势人群的所需。我们想把这种放眼世界的胸怀变成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开发了一种工具，可以帮助雇员寻找参加志愿者活动的机会。我们还建立了一个项目来协调他们的慈善捐款的用途。去年，微软的员工用这些协调基金总共捐出了 6,800 多万美元，做 10 万多个小时的义工。许多当过志愿者和捐过善款的人在慈善机构里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经历也使他们成为更加出色的员工。

尽管如此，我多年来一直觉得自己应该全力以赴去做有利于企业的工作。可是有一天，我妻子梅琳达和我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穷国有数百万孩子死于在我国已经绝迹的疾病，其中有一种我从未听说过的病，叫做轮状病毒感染。那篇文章还说，轮状病毒每年会夺去 50 万儿童的生命。我当时想，这不会是真的。我一向关心时事，听说过飞机失事和各种匪夷所思的意外事件，为什么没见过报道这 50 万生命垂危孩子的新闻？

由此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的生命被认为值得去挽救，有些人的命却一文不值。说实话，正是这次觉醒，使我们不仅提前开始了慈善工作，并且把消除不平等确定为我们捐赠的首要目标。

我们想让全世界在分配资源时懂得，穷国孩子的死与富国孩子的死一样悲惨。每个人的生命都具有同等价值。这个原则指导著我们去寻找最有效的方法，以减少由不平等造成的苦难。在我们看来，最有效的方法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机会和医疗水平，同时也在美国开展这方面的教育。

公共卫生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它不仅仅是为了挽救生命。医疗条件改善了，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改善，我们面临的所有其他问题──如教育、交通──应对起来都要容易得多。人们的健康改善了，文盲率会大幅度下降，家庭规模也越来越小，促进社会稳定、繁荣的一切因素都会聚集到一起。

说起卫生医疗事业，技术是带领我们从现状走向理想社会的关键。发现、开发、应用，这些事情都离不开技术。但有的时候，尽管我们有著最好的意愿，但光靠技术却无法解决问题。

1997 年，我去南非给那里最贫穷的地区索韦托捐赠了一个社区中心。微软公司向这个中心赠送了一台电脑。我到了那儿之后，他们想对我表达感激之情，没想到无意中向我展示了另外一个事实。这个社区中心里没有电，于是他们把电线连接到 200 多码开外的一台噪音很大的柴油发电机上。当然，电脑接上电源后能够运行了。

但是我知道，等媒体一走、我也离开之后，发电机立刻会被用于别的更要紧的地方。在大部分时间里，那台电脑与使用社区中心的人毫不相干，他们回去后仍然要为生活中遇到的最基本问题操心──这些问题是电脑无法解决的。

所以，电脑和技术虽然经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我们必须记住，要用技术来造福人类。这不仅仅是把我们在富国生产的东西送给发展中国家的人使用。这样来提高技术效用，不是最终目的，我们要设法用技术来满足人们的需求。

当然，满足人们的需求只是一切慈善工作的出发点。难的是要充分利用你的时间和金钱去做，学会掌握最新的科学技术，并且确保用它来满足最紧迫的需求。善款最有可能发挥重大作用的时候是: 发现一个过去为人们忽视的问题，并且可以集中专门的知识，设想出独特的解决方法。

我们不妨以疟疾为例。人类了解疟疾已有很长的历史了。20 世纪初，人们把诺贝尔奖授予在了解疟原虫及其传播途径方面做出成就的科学家。但是 100 年过去了，疟疾仍在肆虐，而且变本加厉，每年感染 4 亿人以上，夺走 100 多万条生命，平均每天有 2,000 多个儿童因此丧生。

1999 年，盖茨夫妇基金会为疟疾研究项目捐赠了 5,000 万美元。同时，有人跟我说，我们这样做恰好使用于应对这种疾病的私人募款翻了一番。我便想，这是我听到的最坏消息，这是不对的。你在看到人们对所有其他事业慷慨解囊时，不禁会问: 应对这种人类杀手的项目为什么没有成为当务之急？是因为人们认为这项研究太难了？绝对不是。那是因为疟疾成了一种无人关注的疾病。

技术发展往往是由市场力量推动的。开发一项技术，是因为它有买主。可是，应对疟疾的研究项目没有市场，没有一个机构负责去填补这个空白，所以这项工作毫无进展。

在结核病、黄热病、急性腹泻和呼吸道疾病的研究方面也是如此。每年有数百万儿童死于这些疾病，而我们在生物研究上取得的成就还没有得到应用，因为富国没有这些疾病。私人机构不参与防治这些疾病的疫苗和药物研发工作，因为发展中国家买不起。

看来，捐献给医学研究的钱 90% 以上被用在最健康的人身上。每年大约有 10 亿美元用在研制抗脱发药物上。这对某些人来说是好事，但按照轻重缓急的程度，秃顶也许应该排在疟疾之后。

慈善事业可以在市场力量不过问时参与进来。它可以聘请专家、颁发奖项、与私人公司做出新的安排，也可以与大学合作。我们赖之于行善的科学平台一年比一年完善。

技术之所以成为我们基金会的重中之重，部分原因是技术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眼下，我们没有目睹到正在受苦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假如你能够随意改变世界，使富人和生活条件与发展中国家相同的人比邻而居，那时，你会走在你居住的小区里说: “这些人在挨饿，你见过住在那边的那位母亲吗？她的孩子刚刚死掉。你看到那个得了疟疾的人吗？他不能工作了。”这时，人类最基本的恻隐之心就会生发出来，我们就会去改变轻重缓急的顺序。

技术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全世界其他一半人在怎样生活。比如，在过去几年里，媒体开始越来越关注这些不平等现象。随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些问题，他们也开始要求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技术不仅能使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不平等现象，还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技术不必搞得十分复杂或是十分昂贵；事实上，最好的技术往往是最简单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谈论的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实施技术──在气候恶劣、缺乏电力、缺少熟练工人和交通匮乏的地方，机器一旦发生故障，无人懂得怎样修理，也没钱换新的。有助于发明创新的科学和工程也许十分复杂，而实际情况是，它必须成为非常简单易学的东西──非常便于使用。这就要求我们多多开动脑筋。

伟大的技术可以体现在一种标签上，它能够告诉你疫苗因为温度过高出了问题，不再有效了。热敏标签能够防止数百万支有效的疫苗被废弃，也能防止数百万支失效的疫苗被无益地投入使用。

技术也可以体现为一张借记卡。在马拉维，妇女们很难在银行开立自己的账户。许多人不识字，连签名都不会。与此同时，社会习俗却允许在丈夫死后由其家人拥有妻子的财产。当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有那么多人因患上艾滋病而坐以待毙。

于是，我们让其中一位受助者使用能识别指纹的借记卡，帮助在银行开户的妇女防止别人使用它。这样一来，如果她丈夫的家人企图占有这些资产，这张卡就能使她不至于一贫如洗。我们听说马拉维的妇女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她们把这种方法告诉新娘，因为它的好处太大了。

在缺乏最基本的银行设施的地区，我们让受益人使用卫星通信技术来帮助人们贷款、买保险和存钱。

技术还可以体现为一颗新型的种子，经过改良后长成一种更加安全、更有营养的木薯树。木薯是非洲和南美部分地区的主要食物，价格便宜，含有大量的淀粉和钙，但也含有一些毒素，包括氰化物的前体。吃木薯为生的人可能会中毒或患上营养不良症，而育种技术能够使木薯成为更加安全、更有营养的食物。

技术可以体现为一套水处理设备，它利用紫外线杀死细菌、病毒和隐孢子虫之类的寄生虫──它们全都是导致成百万儿童丧生的某些腹泻病的罪魁祸首。我们的基金会正在资助一个开发项目，利用这项技术提供的饮用水，每人每天的成本平均还不到一分钱。

但是，没有哪个基金会能够单枪匹马地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问题。我们需要得到企业和政府的合作。这就是说，我们需要把这些问题提到政治议事日程上，需要利用市场力量让私营部门参与进来。这意味著，我们都需要接受一个更加宽泛的责任的定义。

我们一定要积极地找出集体行动的失败原因，设法去改变它。由于这些问题太复杂，政府必须参与进来，共同解决问题。盖茨夫妇基金会的捐款只占美国捐赠总额的 1%。假如我们把所有的捐款都用在教育上，也只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州每年教育经费的一半。假如我们用这些钱来填补发展中国家的卫生经费和实际所需费用之间的窟窿，恐怕也维持不到一年的时间。

不过，只要我们既不能容忍这些疾病在我们的居住地或我们的国家蔓延，也不能容忍它们在世界上蔓延，就能使集体行动的巨轮转动起来。我们首先应该允许我们的政府拿出更多的钱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就能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使情况全面改观。

我们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这一点: 捐款、会见有高见的人和思考问题，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很像经营一家成功的公司，需要运用一些相同的技巧。

这个事业会使人感到无上的荣耀。我们当然会犯错误，因此也时常会令人感到很丢人。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最终要落到我们所有人的头上。我们生活在富国的人有机会改善世界各地几十亿人民的生活。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值得我们去贡献自己的时间和力量了。

善款的去向

盖茨夫妇基金会从 2000 年成立至 2006 年 12 月批准的捐款用途如下:

全球医疗事业: 78 亿美元

● 艾滋病、结核病和生育疾病

● 传染病

● 全球医疗战略研究

● 全球医疗技术开发

● 研究、宣传与政策制定

美国项目: 46 亿美元

● 教育培训

● 西北太平洋地区

● 美国图书馆

全球开发: 4.92 亿美元

● 农业

● 扶贫金融服务

● 全球图书馆

其他用途: 3.23 亿美元

由此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的生命被认为值得去挽救，些人的命却一文不值

支持博诺的捐赠

在沃伦•巴菲特去年决定从其个人财产中拿出 320 亿美元捐给盖茨夫妇基金会之前，猜测一下他会如何处理其钱财吧？这对于包括慈善界人士在内的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游戏。U2 乐队的主唱博诺（Bono）与盖茨夫妇基金会合作多年，并且拥有自己的基金会，名叫 DATA（即债务、艾滋病、贸易和非洲的缩写）。他最近在接受 CNN 采访时告诉《财富》记者安迪•塞韦尔（Andy Serwer）他是如何了解到巴菲特的重大决定的。

我记得我和比尔•盖茨见过面──因为没有比尔和梅琳达，我们无法开展慈善工作──比尔对我说: “听著，博诺，你别想从沃伦•巴菲特那里拿到一分钱。我已经试过了。请相信我，我试过了。他太忙，心思都放在生意了，没有时间去考虑捐款的事。”

转眼到了 2006 年年初，我们基金会的人都在法国度假。有 DATA 的人，有参加 ONE 活动的人（ONE 是博诺协助发起的一项消除艾滋病和贫困的活动），还有 Product Red（也是一家慈善机构，他们把销售产品所得的一部分用作善款──译注）的人。两天后，我们开完了年会，正坐在一家餐馆里，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比尔•盖茨打来的。他说: “你是坐著的吗？”我说: “哦，说实话，我正要坐下。我在开酒瓶呢。”他便说: “听好了，你得坐稳了。我这边有人要对你说件事情。”于是，沃伦接过电话说（说到这儿，博诺非常逼真地模仿著巴菲特的样子）: “嗨，博诺，唔，听著，唔，你知道我有这么多钱，你也知道我不想花掉它，而且……”我说: “你说什么，沃伦？”他说: “我是说大约 320 亿美元。”我说: “你不在意我把电话拨到免提上吧？”

这时，沃伦•巴菲特便在和所有真正做慈善工作的人讲话了。我的意思是，我是个摇滚歌星，而这些人才是真正改变世界的人。一边听著巴菲特把自己有生之年的工作与这些人的工作、与盖茨夫妇基金会合为一体，一边看著这些人的面部表情变化，这真是一个难忘的时刻。那是他俩一起打的头一个电话，我听完后感动极了。看来，这一回比尔•盖茨真的看错人了。

译者: 王恩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