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甚至比商业机密还重要

    作者: 胡泳

    盛宣怀就官与商的关系说的一番话，可谓道出了中国早期企业家的切肤之痛: 在中国创办企业，“创始不易，持久尤难，倘非官为维持，无以创始；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

    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的办厂经历，是对盛宣怀的话的最好注解。当时，有能力兴建企业的人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有职有权的官员，也即官员经商，他们能得到官府在资金和其他各方面的支持，“官商不分畛域”；另一类则是买办，这是随著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的渗透而兴起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在帮助外商建立商品销售网络的过程中积聚了可观的财富。由于同外商密切接触，后者比中国其他社会阶层更早地认识到新式企业的重要性，因而成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主体。

    1895 年，新科状元张謇奉命兴办大生纱厂，他的身份却并不属于以上这两种人中的任何一种。他虽有状元头衔，却未授实职。他似乎如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所说，是“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但实际上却是“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非有职有权的官员，也不是广有资财、有经办洋务经验的买办商人。所以，张在创建纱厂中情状艰难，“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所虑者根本不是引进技术和管理人才，而是协调官府和各有关方面的关系，即所谓“通官商之情，规便益之利，去妨碍之弊”。这也可以说是张謇全部实业活动的战略基点。

    像张謇这样的企业家，孜孜寻求官府的庇佑，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它是由中国的特定经商环境所决定的。郑观应指出: “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 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皆去。”当时就有不少私人资本企业，为了求得官方的保护，自愿挂上“官督商办”的牌子。这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官府在扶持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当年，一个巨贾富商要壮大，须搞好四件事──官事、江湖事、洋事、商事。后三者指的是江湖道上往来、同洋人打好交道与发展商务本身，而首当其冲的“官事”，指的就是政商关系。

    这种官商结合的现象一直延续下来，到中国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在这段时间内，许多计划经济的习惯行为尚未革除，成为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抑制因素，为数甚多的经营者出于逐利的目的，极力向行政权力寻求“保护伞”，实行官商共谋。

    一直在做私营企业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厚义指出: “中国公认的富人阶层──私营企业主，最看重的是关系，在朋友里排第一位的是政府官员，其次是银行职员，这些关系甚至比商业机密还重要。”

    中国商人用关系网把自己保护起来，这种关系网类似一道无形的竞争壁垒，别人要进场很不容易。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张其仔博士说，对于中国，不知情的外国人更可能看到实质。“一个外国学者到中国逛了一圈，回国宣称发现了到中国发财的秘密: 你在中国有没有朋友？没有；你有没有朋友的朋友？没有；你有没有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他们并不用物质、金融与人力资本来分析你。”众多的外国观察者、研究者从中国带回了他们最深刻的印象: 关系。“在描述中国相关结构时，他们直接用汉语拼音 guanxi（关系）。” 而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官商合谋。一些海外华人企业进入中国，中国的企业跟外国企业谈判，都炫耀自己与政府的关系。

    蒂姆•克利索尔德（中文名祈立天）写了一本叙述他在中国从事外商投资的经历的纪实之作，这本书被恰当地命名为《中国通》（上海三联书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在祈立天的笔下，国有企业蜗牛般地爬行，自行寻找著市场改革的出路；腐败的中国合作伙伴偷偷转移合资企业的利润，甚至另建自己的企业同合资企业竞争；地方政府则在强势的地方商人和有钱的西方投资者之间巧妙保持危险的平衡。他不无酸涩地总结道: “在我闯荡中国的八年中，我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没有规矩的社会 或者，更准确地说，规矩繁多，但很少执行。管理层的一群人似乎很会变戏法……上上下下都会打虚虚实实的太极拳……我开始明白: 必须为中国的问题找出中国式的解决方法”（第 148～149 页）。

    深圳一位颇有影响的企业家，在总结自己多年的成功经验时曾这样说: 在中国做生意，不会官商结合是很难做成的，其典型代表就是胡雪岩，他是我们民营企业家的祖师爷。接受记者采访的有资产者甚至表示: “《胡雪岩》重新启蒙了中国一代商人。”胡雪岩在当代中国商界的影响之大，一度导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成为人人皆知的流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