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惠普商业间谍丑闻的犯罪指控中脱身并向癌症发动第四次战斗之后，惠普前董事长对公众谈起个人生活、董事会同事以及自己的生活韧性

    作者: Patricia Sellers

    2001 年她被诊断患上了乳腺癌，2002 年诊断出了黑素瘤 (一种皮肤癌─译注)，2004 年又诊断出了卵巢癌，2006 年癌细胞再度复发，出现在肝脏。尽管疾病的折磨已经令帕蒂•邓恩(Pattie Dunn) 十分疲惫，但过去的一年还有让她更受煎熬的噩梦：她在惠普监听案中的角色。此丑闻于去年夏天曝光。当时，媒体报道了董事会的谈话内容，一名同事被认定为披露者，被逐出董事会，风险资本家汤姆•珀金斯(Tom Perkins) 为此从惠普董事会辞职。珀金斯向联邦探员举报邓恩是此次非法的董事会调查活动的始作俑者。 5 月证券交易委员会裁定，惠普没有透露珀金斯辞职的原因是违法的。 在此之前，邓恩的荣誉表上一直都毫无瑕疵：从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的一名秘书成长为巴克莱国际投资管理公司 (Barclays Global Investors) 的首席执行官，再到《财富》商界最有影响力女性排行榜的第 11 位。作为惠普的一名董事，邓恩在赶走首席执行官卡莉•费奥瑞纳 (Carly Fiorina) 、聘请马克•赫德 (Mark Hurd) 为继任者的过程中充当了主要角色。

    邓恩做每件事情都精力十足，正是这种特质让现年 54 岁的她充满活力、奋斗不息。但是，在调查惠普董事会泄密者的过程中─2005 年她以新任董事会非执行董事长的身份接下这项任务─她的旺盛精力过了头。调查者运用极具侵犯性的策略，通过伪造身份证明获取各董事与记者的私人电话记录，这一手段为商业词汇中添加了一个新词：假托（pretexting，意指借助包括社会保障号码在内的个人信息冒充他人，向电话公司索取他人家庭电话和手机的通话记录─译注）。尽管“假托”的合法性在当时尚不确定 现已明确为非法 ，但激烈的辩论日益升温。去年 9 月，惠普董事会不得不将邓恩辞退。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加州总检察长起诉邓恩犯了四项重罪。今年 3 月，加州撤销了所有指控，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股东们向邓恩和其他几位董事提起了民事诉讼，并且她还要继续为名誉而战。

    与此同时，加州北部地区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惠普利用“假托”的事件。 指控被撤销之后，邓恩在位于旧金山东部 20 英里山上的家中接受了《财富》自由编辑帕特里夏•塞勒斯（Pattie Sellers）的采访，这也是起诉撤销之后她首度接受采访。她的丈夫、退休银行家比尔•扬克 (Bill Jahnke) 陪在一边。她看起来非常健康。邓恩对自己的失误开诚布公，对于与珀金斯的战斗轻描淡写，并且坦然面对多重劫难。采访摘录如下：

    你为何同意接受采访？

    某种程度上讲，我并不在乎不了解我的人如何看待我。但是，我也不得不考虑我会给后代留下些什么。十年后，我的孙子们可能在网上搜到我的相关资料，传递一些有关我的人格败坏的可怕信息，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痛心。我需要尽我所能去改变它。

    过去这一年最艰难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从 8 月到 10 月初是最糟糕的一段日子。8 月我因癌症复发接受了手术，10 月初是政府正式提交对我的指控之时─两天后我开始接受化疗。那段时间， 除了前往华盛顿向国会作证之外，我完全与世隔绝。我从手术中慢慢恢复，并且一直被媒体搜寻、堵截。那一阵我们住在旧金山，我一度有两周半时间未曾踏出寓所半步。而惠普案中的核心问题正是隐私，这还真是颇有讽刺意味。

    你如何保持头脑冷静？

    我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此外，我还很擅长不把事情搅和在一起。我能够将问题划定在一个圈内。这是件苦恼的事，但也会很有趣。我会打开电视，观看 15 年前拍摄的我走在巴克莱公司大厅的老带子，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

    你想过自己会进监狱吗？

    有一次我问我的律师：“无辜的人也会进监狱吗？”他说：“是的。所以你必须全力应付这场官司。”在他的会议室，我可能花费了足有 100 个小时。我们确实做好了接受审判的准备。

    你认为，监听丑闻中你为何无罪？

    我没有指使这项调查。作为非执行董事长，我没有执行权。我曾试图促使公司聘请情报公司 Kroll 处理调查工作。 惠普选择了由内部人员进行调查。

    马克•赫德有没有抛弃你不管？

    马克和我承受着相同的压力。担任惠普首席执行官以来，他一直表现得非常成功。这次他能够解决这个巨大的困扰，我相信股东们大大松了一口气。

    总而言之，你如何看待非执行董事长这个职位？

    大约 9% 的美国公司都设有非执行董事长一职，但对于该职位人们知之甚少。在我的案子中，媒体似乎是故意地错误认为：我就是老板，一手操控公司的运作。事实上，在惠普，没有一个人向我报告。我没有部下，没有预算，没有签字权，在公司也没有办公室。

    非执行董事长的角色是有问题的？

    最佳治理模式要求设有一名独立董事长。但是，我会建议每个人都接受这份工作吗？不会。如果事情出了差错，你就会被认为负有责任，但你其实没有任何职权。如果你担任这个角色，你最好具有超强的心理素质、随时候命的律师和公共关系专家。

    假设一位朋友打电话问你，“我是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我们董事会发生了泄密事件。请给我一些建议。”

    鉴于惠普发生的一切，请千万不要小视这个问题。董事会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泄密会严重破坏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信任感，还会涉及到证券法责任问题。董事会必须做出回应。我并不认为一名董事成为调查目标是对他的公开侮辱。上市公司的董事们应该会想到担任这个职位就要放弃一些个人隐私。

    一些人说惠普的调查其实是个幌子，实质是变相地迫使一些人，例如珀金斯，离开董事会。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也不符合事实。2005 年我让汤姆担任提名和治理委员会主席。我带一种理想主义的想法，以为汤姆和我具有不同的视角，能够向董事会证明具有不同背景的人如何协力合作，为公司谋福利。

    你是否认为性别 ─ 你的女性身份 ─ 在这次事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我认为是的。这起事件的事实真相一目了然。当查出汤姆的朋友 [约翰•杰•凯沃斯 George “Jay” Keyworth ] 是董事会成员中的一名─如果不是唯一一名的话─泄密者之后，汤姆希望不要向董事会披露泄密者身份。而首席执行官、外部顾问、律师总顾问和审计委员会主席都告诫我这样做不合适。但是，这事发生时，并不是我将泄密者身份告知董事会的。可汤姆非常生气，称我违背了同他达成的隐瞒泄密者身份的协议。我从未和他达成那种协议。但名字被披露之后，他异常地、十分夸张地气愤。

    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你认为这是一场性别大战呢？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无论是我为男人工作，还是我和男人们一起工作，都很成功。但是在这次可怕的遭遇中，我听到不同年龄、具有不同背景的几百个女人的声音，她们确信如果我是个男人，汤姆就不会这样公开羞辱我。

    你觉得自己遭到了诽谤？

    毫无疑问，我觉得自己遭到了诽谤。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以前，我一直认为公司高管被指控犯罪时，他们就是有罪的。所以，我猜想所有人也都会认为我有罪。

    针对你的指控被撤销后，你是否就觉得对自己的指责也被免除了呢？

    我一直知道我是无辜的，我也确实觉得自己无罪。我很遗憾一些媒体报道并未反映法官驳回对我的指控的理由。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考虑到公正”。健康考虑排在很后的位置。我收到了大约 1,000 封表示支持的信件和电子邮件。 我因此觉得，并非每个人都觉得我“巨蠢”─按照前加州总检察长的话说─或者觉得我就是安排监视个人私生活的罪犯。

    你同卡莉•费奥瑞纳谈过吗？

    自她离开惠普后就没再联系过。但是，两个月前我在 Kona 机场 位于邓恩夏威夷度假别墅附近 的安检线上遇见了她。她很友好，询问我的健康状况。我想她对于惠普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

    对于自己的癌症，你有什么预测？

    2 月，我完成了长达5个月的化疗。我感觉相当不错。我希望我的身体状态会持续好转。

    但是，你已经经历了四次癌症。

    卵巢癌是复发。这次的诊断结果是卵巢癌转变成了慢性病。我正非常努力地减轻病情，并且我得到了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时享受不到的东西：大多数夜里都能保证 8 小时的睡眠。我基本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

    有一个基因与乳腺癌和卵巢癌有关。你有没有做过基因检测，以确定你是否有那个基因？

    是的，我做了检测。但就我的个案而言，结果让人费解，对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作用不大。但是，我支持对癌症进行基因检测，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检测结果都会提供有用的知识。知识就是力量。

    你给正在同癌症抗争的朋友们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首先你要有一个支持系统。我拥有最难以置信的支持系统：我的丈夫，四个孩子，以及身边的四个孙子，还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姐姐。她经营一家网站，pattiedunn.com。此外，我还有一个很棒的医生贝丝安•鲍威尔 (Bethan Powell) ，在通知我离开惠普董事会的那天，她跟我说：“我只想让你知道，他们不想让你待在惠普董事会不要紧，因为这里，即癌症中心，总有一处位置属于你。[她大笑]

    你是否想过惠普丑闻的压力会削弱你的免疫系统，会影响你对癌症的抗争？

    我知道压力与卵巢癌之间尤其存在关联。但是，我认为总是纠缠于此也无济于事。

    在经历这些煎熬的过程中，你哭过吗？

    2001 年，当我第一次被诊断出乳腺癌时，我哭了。那是一种“为什么偏偏是我”的状态，但我很快就从中走了出来。

    译者：郑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