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泳

    《四库全书总目》把《孙子》称为“百代谈兵之祖”，此书在中国的兵书中，是具战略高度、富哲学色彩并享有崇高地位的经典。《武备志》谓：“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

    这部中国的“武经冠冕”，就是放在全世界也无出其右。大名鼎鼎的英国战略思想家利德尔•哈特在为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准将塞缪尔•B•格里菲思（Samuel B. Griffith）翻译的《孙子》（1963）作序时称，在西方，只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可以同《孙子》相比，但《孙子》更聪明、更深刻。尽管《孙子》比《战争论》早两千多年，但它却更有节制，不像后者那么强调暴力。他甚至说，如果早读《孙子》，两次世界大战不会那么惨。据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读到《孙子兵法》火攻篇中的“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时，不禁叹息：“可惜多年前没有看到这本书。”

    《孙子》首先是兵书，同时也是一部讲智慧的书，尤其专擅指挥艺术。它发掘战争现象中最隐秘的东西，简练而深邃。春秋时期的很多战例被浓缩，而后写成抽象程度非常高的书。反观希腊、罗马，几乎没有兵书。欧洲的传统是拿史书和战例作为兵书使用，直到拿破仑战争，有了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才把战争原理提炼出来。

    中国的兵书比西方的兵书早了两千年，其实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之事，原因无他：我们的战争规模比欧洲大。18 世纪以前的欧洲，很少出现 10 万人以上参战的战事，而在中国，早在春秋晚期，10 万战士就是平均水平。战国时期更可怕，我们知道，名将白起在长平之战中，光是坑杀赵国的降卒就有 40 万。那时常常听到“万乘之主、千乘之君”的说法，这里的“乘”是指兵车。各诸侯国国土没现在大，人口没现在多，军队却如此庞大，死伤辄以几十万计，完全是“世界大战”的水平。这是中国兵法发达的基本背景，所以孙子在作战篇中把将军说成司命：“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书中到处都是警告他们的话。例如，“火攻篇”就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

    被后世称作兵书的书，主要是讲谋略。李零教授说，尚谋轻技是中国的军事传统。“西方军事传统，他们没有像样的兵法，但推崇实力。他们重财力、重兵器、重技术、重制度、重训练，看重的正是最基础的东西。”（《兵以诈立》，第 6 页）由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最早的战略在中国。早在春秋时代，中国已经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战略思想。《孙子兵法》已是战略理论的成熟之作。在西方国家对战争现象进行直观描述的时候，中国古人已对战略的功能、基本范畴、相关要素、逻辑展开以及战略实施的基本原则等都做了非常深刻和全面的概括。

    关于战略的功能和作用，中国古人明确指出：“兵略者，所以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诈谲之变，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也。”（《淮南子•要略训》）

    关于战略的基本范畴，孙子谈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帧投卵者，虚实是也”(《孙子兵法•势》)，明确提出“分数”、“形名”、“奇正”、“虚实”等战略术语，指出了战略的多个层次。

    关于战略的相关要素，孙子提出了“五事七计”：“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兵法•计》）

    关于战略的逻辑展开，《淮南子•诠言训》说得好：“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

    关于战略实施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国古人也作出了高度的提炼和概括。仅举两条。一是刚柔相济的原则。中国兵学史，不乏有主张持强硬态度以刚兵取胜的，但也有主张贵柔守雌、以柔弱胜刚强的。其实，片面强调刚或柔的作用，都同样有害。只有刚柔相济，方能收到最佳效果。《黄石公三略》里对此做了绝妙的概括：“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

    二是后发先至的原则。后发制人还是先发制人是两种相反的谋略意识。前者指先机发动，乘彼不虞；后者指后于对方发动，以待其阵久气衰。《孙子兵法•军争》主张“后人发，先人至”。战国末年，荀子和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辩论军事。赵孝成王问，什么是“兵要”，即军事上什么最重要，临武君说，“后之发，先之至”就是“兵要”。这是孙子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