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泳

    虽说《系辞》的那句“一阴一阳之谓道”非常有名，但其实《易经》中并没有产生阴阳的概念。陈鼓应先生说，在春秋时代，还没有发现用阴阳解释《易》的例子。从现有材料来看，以阴阳解《易》，当出于战国时期。这种释法始见于《彖传》，而且只是在解释泰、否二卦时才出现：

    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从这里来看，《彖传》的阴阳是指干坤二卦，即以干卦卦体为阳，以坤卦卦体为阴。泰卦干下坤上，故曰“内阳而外阴”，否卦坤下干上，故曰“内阴而外阳”。《彖传》作者以阴阳解《易》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指出阴阳二气交感是万物生成、变化、发展的原因。咸卦说：“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冯友兰先生说：“这个所谓的‘二气’，就是阴阳二气。”这种阴阳二气感应在《彖传》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天地交”。《彖传》中多次谈到天地交而万物通，反之则不通。后来《系辞》更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

    老子的宇宙生成论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说，“道”原为未分阴阳的混沌统一体，其后分化为阴阳两气，它们相互交冲，形成新的和谐体。庄子更是明确讲：“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大宗师》，翅，通“啻”）。陈鼓应认为，老庄的这种阴阳气化的思想正是《易传》以阴阳解《易》的理论来源。

    《周易》以简驭繁，分别用“——”（阳爻）、“－－”（阴爻）两种符号来指代阳和阴，用两种爻错综重组合成八卦和六十四卦，从而构成了《周易》的“象”世界。阳与阴最基本的象征是男与女、天与地、刚与柔、动与静，等等。推而广之，阴阳象征的事物遍及宇宙从自然到社会的一切，是适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条总原则。

    《系辞》主要是论“阴阳”，文中运用大量篇幅反复论述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如：“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则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阴阳合称为“两仪”。《说苑·辨物》云：“夫占变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阴阳之数也。”易有阴阳，性有好恶，人有生死，都是二。《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史墨回答赵简子云：“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二，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二也。”世界上也存在物生“有三”、“有五”的现象，如“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但“三”、“五”都可以化约为“两”，是故“物生有两”是事物最基本的存在形式。“陪二”即陪伴为二，是对“物生有两”的说明，与下文的“妃耦” 引义相同，说明事物具有两个方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两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全然并列的，而是一种主从关系，也就是引导事物发展、变化的主导方面和从属方面，如“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二也。”

    “物生有两”的命题说明，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不仅有完备的系统整体概念，而且有丰富的辩证矛盾观念。史墨提出“物生有两”，王安石说万物“皆各有耦”、“耦之中又有耦”，程颢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万物莫不有对”，程颐说“天地之间皆有对”，朱熹提出“万物皆有两端”、“独中又自有对”。张载主张“一物两体”的命题，朱熹将其概括为“一分为二”：“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方以智在此基础上提出“合二而一”：“有一必有二，二本于一”，“两间无不交，无不二而一”，“交也者，合二而一也”。王夫之则将两者结合起来：“故合二以一者，既分一为二之所固有矣。”

    史墨姓蔡，名墨，官为晋太史，故称史墨。他和赵简子问答的背景是：周敬王十年（前 510），鲁昭公被权臣季平子赶出鲁国，最终死于流亡地晋国干侯。晋国大夫赵简子就此事问史墨：“季氏大夫逐出他的主君，而人民顺服，诸侯友善对待，国君死于境外，却没有人怪罪于他，这是为什么呢？”史墨说得毫不客气：“天生季氏，与鲁侯并立如同两君，已经有很长的时日了。人民顺服季氏，岂非理所当然？鲁君世代失政，季氏世代勤政，人民早就遗忘了国君。虽然死于国境之外，又有谁会矜怜他呢？”接下来，史墨作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总结：“社稷无长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虞夏商子孙），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干曰大壮，天之道也。”

    史墨从具体事物中看到了“物生有两”的矛盾，事物的“两”不断变化，事物之间的关系也不断变化，君臣关系因而也无法逃脱变化的命运。他由此论证了国家政权旁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得出“社稷无常奉，君臣常位，自古以然”的结论，这正如大壮卦一样：干为下为君，上为震（雷）为臣，雷乘干所象征的正是君臣易位。“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种变化被视为完全是正常的、合理的，这一政治结论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